1899年深秋，他与一批留学生回国，为发动武装起义作准备，临行前，梁启超、孙中山都来为他饯行。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立即组织了“正气会”。1900年春，当义和团在北方兴起时，他将“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并组织自立军。他的活动重点，从鼓动士林的“正气”、依靠读书人，转为侧重运动会党，开始联络和组织秘密会党，并准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动武装暴动。

当八国联军开始入侵、慈禧向各国“宣战”时，唐才常以挽救时局、保种救国为名在上海召开“国会”，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同时，他加紧购置军火，组织力量，自立军迅速发展到两万人，分为七军；另联络了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的会党领袖，共十万余人，准备在安徽大通、安庆，湖北汉口和湖南常德同时起义；康、梁则在海外负责筹款。其宗旨还是武装“勤王”，使光绪皇帝归位。

在唐才常的计划中，起义定在8月9日，以汉口为中心，其余几处同时响应。然而，由于康、梁海外筹款未到，武器严重不足，故决定推迟起义。但此时安徽大通方面消息已经走漏，引起清军警觉，而且安徽方面未得到起义推迟的决定，所以仍按原计划于9日起义。几天后，安徽自立军因孤军奋战，被了下去。安徽自立军起义的消息传出后，武汉方面经过一番准备，认为虽然海外武器、军费仍未到达，但整个自立军已完全暴露，再加北京已于8月14日被八国联军攻陷，慈禧挟光绪皇帝西逃，形势已是在弦之箭，不得不发，故决定于8月23日在武汉发难，然后进军西安，救出光绪皇帝。

唐才常将起义活动、指挥中心设在汉口，有多种因素：首先，武汉是九省通衢，交通发达，进退方便，“扼大江之喉吭，控南北之枢纽，用武之地也，而商务日盛，当道者狃于形胜，防御不密，可袭而取也”；第二，他联络的会党，也以两湖地区为多；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唐与一些回国的留日学生对张之洞抱有希望，企望能够拥张宣布两湖独立。据说，自立会成员、留日士官生傅慈祥等八人曾组成回国请愿团，先后在南京和武昌秘密见到“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劝他们干脆将“自保”改为独立。结果遭到刘坤一严斥，但张之洞未置可否。本来他们就对以“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抱有好感，这使他们对张印象更佳。直到最后时刻，唐才常都未放弃对张的希望，还通过一位在武昌的日本人劝说张之洞趁北方局面大乱而宣布独立，张仍未表示反对，给唐造成了张“似非全无好意者”的印象。附提一句，“保皇派”在策动“拥张独立”的时候，“革命派”孙中山正在紧张地策动“拥李独立”，活动两广总督李鸿章宣布独立。

几个月来，唐才常的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迅速，而且汉口是自立军总机关所在地，也是自立军起义的指挥中心。可以说，这些活动都是在镇守武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眼皮底下进行的，由他指挥的湖北“新军”中还有些士兵和下级军官秘密参加了自立军。对此，张之洞早有所闻，但他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只是多招了两千兵丁，设置了特殊的江河巡逻，加强了对自立军的防范。其实，正因为张之洞的容忍甚至可说是某种程度的放纵，自立军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猛发展。

在此局势大乱之际，老谋深算的张之洞深知任何事情都不可轻举妄动，对自立军，他也是静观局势发展，准备相机行事。在局势未明朗之前，他采取了“明”、“暗”两种手法。在明面上，他大张旗鼓地宣扬拥护慈禧；暗地里，他又容忍了自立军明目张胆的反慈禧的活动。何况，自立军标榜的是“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也就是协助列强攻打义和团，从慈禧手中救出光绪；不以洋人为敌，就不会破坏张最重视的“东南互保”；另外，如果八国联军乘胜追击，光绪很可能重新掌权，自立军的“救上”行动很可能成功。因此，他只能静观时变，不敢贸然行动。

局势很快明朗：8月15日，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但联军并未派兵追缉太后，途中慈禧还不断发布命令。张之洞明白，清王朝的大权仍将在慈禧手中。从8月18日起，大批会党成员潜入武汉，准备23日起义。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张之洞终于作出最后的抉择，抢在自立军起义之前于22日凌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起义领袖共二十多人一网打尽，并在当晚就将这二十多人斩杀！之所以要如此迅速地斩杀唐才常等人，只因要杀人灭口，不能让朝廷知道自立军曾经与他有过联系，他对自立军曾经采取过静观甚至纵容的态度。事后，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除唐才常因是主犯而不能不具名上报外，对其余人张之洞全都故意含糊其辞、隐匿不报，因为这些被杀者中许多是他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若朝廷细究，肯定于己不利。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军而先后被杀者，总数上千。

自立军、杀害对己深抱好感与希望的学生，是张之洞审时度势、权衡利害之后的冷酷决断。他的确是当时体制内最为开明的大臣，唯其如此，当他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一心“勤王”、“救上”的自立军时，表明清王朝的自我改革之门正在迅速关闭。改革之门越窄，革命之门越宽；改革之门紧闭之时，就是革命之门敞开之日。

梁启超百年前憧憬“上海世博会”

1898年秋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匆忙乘日舰逃往日本。舰长将一本当时在日本极为畅销的《佳人奇遇》送给梁启超，供他在亡命途中消愁解闷、缓解心情高度紧张之用。没想到，这本原来供梁消遣的竟令他激动不已，引起强烈共鸣。

《佳人奇遇》是日本政治家、作家柴四郎写的“政治幻想”，书中虚构了留学美国的日本青年东海散士邂逅流亡异国的西班牙将军的女儿幽兰、投身于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女志士红莲和助其从事复国活动的明末遗臣鼎泰琏的故事。把这几个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流亡志士会聚在一起，将从北美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直至朝鲜东学党起义以及中日战争这百余年的历史事件穿成一线，各国独立运动的名人也相继登场。书中有男情女爱，更充满了故国沦亡之悲、志士兴国之壮、改革与革命的波澜壮阔和腥风血雨。如此内容，无疑使刚刚经历改革、失败、流血、流亡的梁启超感同身受。所以到日本不久，他便将其译为中文，并从他创办的刊物《清议报》第一册就开始连载。

此书在《清议报》的连载引起了巨大反响，1901年便出版单行本。梁氏意犹未尽，一时技痒，在1902年干脆创作了专谈中国的“政治幻想”《新中国未来记》。为发表这部作品，梁还专门创办了文学杂志《新》。这部共五回，约九万字，并未写完，虚构了从19的主旨，是宣扬中国应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实现共和。的主要内容是八国联军攻克北京后南方各省开始自治，到1912年全国国会开设，中国实现共和制而不是他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国名叫“大中华国”，皇帝罗在田自动退位，被国会选为大统领，即大总统。“罗在田”指光绪皇帝，“罗”是光绪皇帝的姓爱新觉罗之意，“在田”是光绪名字载湉的谐音。新的共和国定都南京。通过维新造就共和国的首功之臣黄克强被选为第二任、第三任大统领。“黄克强”取“炎黄子孙能自强”之意，不料恰中后来辛亥功臣、此时刚到日本尚为留学新生的黄兴的字，黄的字就是“克强”，辛亥前后多以黄克强称之。经过维新50年，中国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已成世界超强国家，外国人纷纷学习汉语。所以1962年中国全国人民在首都南京大庆维新50周年的时候，各国政要纷来祝贺，参加盛典。

他在1902年对十年后所作的预言之准，令人惊讶：辛亥革命爆发后，首先是南方诸省独立；于1912年成立，定都南京。至于“黄克强”，那是蒙对的，可不必当真。然而应当一提的是，他竟然还预言了“上海世博会”。1962年各国政要齐集南京，庆祝中国维新50周年，一时“好不匆忙，好不热闹”：“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是谓大同）。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眉批：专为请求宗教学问而来者已不下数万人，余者正不知凡几。）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阔哉阔哉）这也不能尽表。”

虽只寥寥数语，却是意味深长。“上海世博会”的“不同寻常”之处不在于展示各种产品，进行各种商务活动，而是将其办成来自全球各种知识、观念、宗教、思想碰撞与交流的公共空间，大上海“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在他看来，思想的“展示”要比物品的“展示”重要得多。

好在现实世界的“上海世博会”已经开幕，究竟是一个只展示产品的“世博会”，还是各种思想观念百家争鸣、百家争妍的“世博会”，梁氏的这个预言究竟准不准，这个期盼憧憬能否实现，已经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