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立储，张之洞的态度耐人寻味。在1月初“立储”的风声刚刚传出时，由张之洞的前幕僚汪康年兄弟掌控的上海《中外日报》即登出有关消息，但报道并不十分准确，将立大阿哥与废黜光绪混为一谈，虽然立大阿哥的实质是为了废光绪，但毕竟此时形式上还是“立”而不是“废”；而且，还说张之洞赞同此事。张之洞见报后勃然大怒，质问汪康年：“我历年待渠兄弟不薄，何以捏造此等不根之事、悖谬之言，诬我害我，并煽乱大局耶？”他同时致电一位在日本的心腹幕僚，要其向日本政府说明“立嗣”是有根据的，含有“立嗣”并非废黜光绪之意。

显然，他知道臣下如果赞同废黜君王、哪怕是一个傀儡皇帝，毕竟有违君臣大义，所以生怕担此罪名；而“立嗣”起码在形式并上不含废君之意，因此可以承认。不过，如何公开表态赞同“立储”，他与许多地方督抚还是大费一番踌躇。朝廷宣布“立储”，疆臣理应上贺折表示祝贺，尤其在慈禧实际上是以此废黜光绪的严峻情势下，这更是一种政治表态。不表态或表态过迟，会得罪慈禧。积极表态又会引起国人的不满和抨击，有损自己的政声，张之洞深知“立储”遭举国痛责；再说，万一未能废黜光绪，以后光绪掌权，不能不考虑表态过于积极的后果。所以，是否就“立储”上贺表，因通权达变、治术过人而在官场一直一帆风顺的张之洞，竟也一时举棋不定。于是，他致电闽浙总督许应骙，询问何时发送贺表。但许也与他一样，不敢过早表态，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想等到接到朝廷对各地的正式通知后再发。依然拿不定主意的张之洞又分别电询两江总督鹿传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和护理陕西巡抚端方。湖南巡抚是他的下属，陕西巡抚职级比他低，如此“不耻下问”，足见他此时的谨小慎微、首鼠两端。鹿传霖持观望态度，并以自己只是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之职推脱说，“鄙人”只是权兼此职，所以“不敢遽定办何事”。俞廉三和端方二人则认为“立储”已是既成事实，主张及早发送。经过与众督抚一番来往磋商后，张之洞决定不单独发贺折，而是与自己的属下、湖北巡抚于荫霖一起发了一个贺折。一方面表示了忠于慈禧之态，另一方面又表明自己只是例行公事，并非“积极表态”，不致引起各方反感。

在专制制度下，当最高层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并且斗争激烈时，各级官员难免会为如何“表态”而煞费苦心，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对自己在“废立”、“立储”中的所作所为，张之洞解释说，因为“权在太后，非疆臣所得干预”。在忠于太后与忠于皇上这种“天大之事”的“两难选择”中，向以“勇于任事”著称的张之洞的表现却是含糊怯懦。刘坤一笑评其“小事勇”、“大事怯”，的确是对他为官之道的总结。

东南互保

清廷颁布“立储”诏书后，载漪入值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此前平庸无闻的端亲王顿时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一些王公大臣竞相向他献媚，以期今后得到这位皇上父亲的恩宠，一些顽固派大臣更是积极向其靠拢，因此他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这样，朝廷中一个以载漪为中心的极端保守的政治集团迅速形成。载漪急于将儿子溥儁扶上皇帝的宝座，因此更加不择手段，完全不计后果，甚至不顾大清王朝的安危。他们的观点、利益和立场与慈禧完全一致，自然得到慈禧的强力支持。这样，清廷的内外政策便完全由慈禧、载漪集团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