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写道：“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民乱人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葬耳。”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也会被人认为“无理”。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06年给乃师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的所作所为大有干系。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1907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更是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端的是一语中的。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确是事实。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能正视不利于自己的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

在这种背景下，容闳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他建议革命各派联合起来，并且谴责康有为及其保皇会。这段时间，容闳一直与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金融界巨头布思密切联系。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革命党人认为变动的机会来到了。12月4日，容闳写信给荷马·李，建议他利用此大好时机，立即帮中国举行武装起义，如能取得一省，立即任命总督。第二天，容闳又致电荷马·李，抄录中国各秘密党派、会社名单，内有革命党领袖孙文。他还建议邀请各政党会社领袖到美国来，共商团结斗争，组织临时政府的内阁及顾问委员会事宜。

1909年2、3月间，容闳向荷马·李、布思提出了一个“中国红龙计划”（reddragonchina）。该计划提出支持革命党进行武装斗争，筹款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此后，容闳一直致力于此事。旅居新加坡的孙中山，与容闳通信频繁。在容闳的介绍下，孙中山与荷马·李和布思联络密切，商讨借款资助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问题。12月22日，孙中山接受容闳的邀请，到达纽约与他见面。在容闳的安排下，孙中山分别与荷马·李和布思多次密谈，制定起义计划，决定通过布思向纽约财团洽谈借款350万美元，由荷马·李训练军官，以助中国革命党推翻清王朝。革命成功后，美国权券人享有在华办实业、开矿等特权。此后，容闳经常写信给荷马·李和布思，催促此事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