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佩纶相比，其貌不扬、身材殊矮的张之洞则低调、老到得多。有人统计，他身居“清流”时所写的数十本奏折、附片，弹劾他人者绝少，几乎都是“言事”而非“对人”，即多为对内政外交的建言献策。他弹劾、谏议的案件虽然很少，但由于善于把握时机与分寸，参与的为数不多的几桩，如“东乡案”、“崇厚案”、“庚辰午门案”等都获成功，故也大名鼎鼎。所以有人说，与其他“清流党”人相比，张之洞“宦术甚工”，即精通当官之术。他为慈禧违反家法和祖制强立载湉（即后来的光绪）为帝辩护，深得慈禧好感。而他与陈宝琛不避慈禧太后威严抗疏力争，使慈禧改变原议的“庚辰午门案”，为他赢得了“铮言回天”的一片赞誉，此案也典型地反映了他的为官之道。

“清流”当然知道慈禧是最高统治者，所以在关键时刻，一些以维护纲常名教为己任的“清流党”人不惜枉礼枉法，支持慈禧，助其渡过“合法性危机”。1875年1月初，同治皇帝病死。由于同治帝没有子嗣，皇位继承便成了问题。按照“祖宗家法”，皇帝死后无子，应从皇族近支中选出一男性晚辈继承帝位。同治皇帝载淳是“载”字辈，其下是“溥”字辈，按祖制，应从“溥”字辈中选一人继承帝位。但立“溥”字辈的人继承帝位，慈禧将因其孙辈为帝而被晋尊为太皇太后，位虽尊却不能再垂帘听政，所以慈禧不惜违反众意，破坏祖制，置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一再强调不能更改的“家法”于不顾，坚持一定仍要从“载”字辈中选择嗣帝。也就是说，要从同治皇帝的平辈，即诸堂兄弟中选新皇帝。挑来挑去，慈禧最后选中了醇亲王奕的儿子载湉。因为当时载湉只有四岁，即位后慈禧仍可重新垂帘听政，而且其母又是慈禧胞妹。由于慈禧早已大权在握，所以众人对她强立载湉为帝虽十分不满，但无人敢公开反对。只有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和御使潘敦俨上奏，非常婉转地表示不满，前者被慈禧传旨申饬，后者受到“夺职”的处分。慈禧这种“枉国法、干舆论”的做法只遭到了一两个并无实权的官员温和的反对，很快为其压下。四年之后，即光绪五年三月（1879年4月），吏部主事吴可读借慈禧给同治帝及其皇后举行“大葬”之机，在蓟州的一所废庙中服药自尽，以尸谏抗议慈禧的行为。他在遗疏中公开指责慈禧“一误再误”，力辩大清二百余年来“以子传子”的祖宗家法不能因慈禧的错误做法而改变。此次吴可读以死犯谏和其遗疏的激烈言辞，使朝野震惊。自知理亏的慈禧明白，吴可读以死相谏，如果像上两次那样发一通上谕申斥不仅无用，而且有可能激起众怒，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法，令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全数“将吴可读原折妥议具奏”，看看是否有道理。这些大臣当然明白，慈禧的目的是要发动大家为她解围，同时也考验每个人的态度。“清流”之辈张之洞、宝廷、黄体芳、李端棻等一干大臣各上一疏，为慈禧辩解。张之洞重申慈禧说法，强调此举“合乎天下臣民之心同，而为皇上所深愿”，“本乎圣意，合乎家法”。他强调，儒家经典的一些“精言”已“实不切于今日之情事”，如果有迂儒引用这些“精言”干扰当今国家大事，自然于国家、朝廷不利。最后，礼亲王世铎也具折上疏，反驳已经死去的吴可读，为慈禧辩解，这场风波终告平息。慈禧能渡过严重的政治危机，张之洞之疏影响很大，深合慈禧之意，他开始受到慈禧的“恩宠眷顾”。事实说明，所谓“纲常名教”，说到底只是这些以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自命的“清流”手中的工具，既可以违背纲常名教之罪名打人，也可以纲常名教不切合今日实际为某人辩护，是“打”是“辩”，端看自己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