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洋人的严厉指责，李鸿章毕竟有些慌乱，他在给朝廷的几次奏折中辩解说，如此杀降是因为叛变“诸王未理发，叛迹显然”；“挟制要求，不肯散其众，硬请保为总兵副将官职”，“降众多达二十万，难以安置”等理由。表示“臣思受降与受敌，必审其强弱轻重，能否驾驭在我”。其实，根本就没有“降酋”谋反的任何迹象，而仅仅是他担心难以控制，就采取了如此残酷的手段。他在稍早上奏的《克复苏州折》中就明言：“该酋等久在贼中为大头目，狼子野心，恐其难制”，所以要采取措施，“免致尾大不掉另生枝节”。“恐其难制”此四字是他杀降的真实动机，仅因其“恐”，数万人生命便化为乌有！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扬扬得意地说，这次“擒杀伪王六、伪天将五，皆忠逆部下悍党，稍可自娱”。在给郭嵩焘的信中亦说这次“苏州、无锡苦战数月而得之，所以少惬意者，诱斩六伪王四天将，而解散忠党二十万之众”。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故意将戈登反对杀降的原因归结于自己先将“常胜军”调回昆山，未让其攻入苏州，戈登因此心怀不满，故意找碴儿，并强调“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他并向朝廷表示，此时的淮军已不是初抵上海时的初创之师，而“常胜军”“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军”，所以对戈登的“屡称对仗”，他“亦不甚惧怯也”。最后，他以退为进，说如果因此破坏“中外和好”大局，“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

这种血淋淋的无耻行为，却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认为“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以“理学家”自诩的曾国藩竟也称赞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攻克苏州，戈登的“常胜军”立下了汗马功劳，朝廷论功行赏当然不能少了他这一份，即赏银一万两，稍加变通的仿照外国奖章的“头等功牌”。但没想到的是，由于发生了“杀降”事件，怒不可遏的戈登竟然公开表示拒绝接受朝廷的赏赐，并在给他赏赐银两的皇帝诏令背面写道：“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他“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赐的东西”。同时，他还拒收李鸿章先前应允犒赏的七万元洋银。拒受朝廷赏赐，这可是对朝廷的巨大羞辱，是对堂堂华夏“礼仪”的老大不敬。几个月攻下常州后，“常胜军”遣散，戈登准备回国，经过赫德的调解，戈登最后接受了朝廷赏赐他的名誉提督衔、几套华服、奖旗、奖章和最高荣誉的象征黄马褂，但仍拒收赏银。

李鸿章确实没想到洋人对“杀降”会如此大动肝火，在他看来,这只是“稍可自娱”的小事。中国虽有“杀降不祥”之说，但现实政治、战争传统更加讲求的是“势”与“术”。因此，中国历史上不乏“杀降”之事：战国末期的长平之战中，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40万人，从根本上削弱了当时关东六国中最为强劲的对手赵国，也给其他关东诸国以极大的震慑。秦末群雄并起，项羽在入咸阳之前害怕秦将章邯部下投降过来的20万秦军谋反，在新安把这20万降卒全部活埋。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辛弃疾被任命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以赖文政为首的反政府茶商军。辛诱降成功，赖文政接受招安，但辛反将包括赖文政在内上门投降的全部茶商军头领押往江州（今九江）处死，其余800多人也全部在一天内被杀掉。有此传统,所以清廷和理学家曾国藩都不认为李鸿章的杀降有何不妥，反而赞赏有加。

不过，这一传统很快就要改变，此次李、戈严重冲突，即是传统即将改变的先兆。戈登坚决反对杀降说明这种价值观念在西方此时已较为普遍，因此，这种价值观念制度化的红十字会组织才可能成立。有意思的是，就是在李、戈为杀降激烈冲突的1863年，瑞士慈善家亨利·杜南(henrydunan)在这一年召开首倡创立红十字会的国际会议，第二年8月，正式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十二国在日内瓦签订《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公约规定，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中立地位，以及伤病军人不论国籍应受到接待和照顾等。上述公约曾于1906年和1929年进行过两次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关于改善战时伤者病者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规定不仅不能“杀降”，而且不能“杀俘”，甚至不能“虐俘”。1904年3月，中国先后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6月末，清政府命驻英使臣张德彝在瑞士日内瓦按照1864年所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补签画押，以政府名义加入国际红十字协会，成为会员国，取得了正式创办红十字会的资格。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红十字协会直到1912年元月才被国际红十字会正式承认，但国际红十字会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在李、戈冲突40年后的1904年，已开始被民间和官方接受。在这几十年中，中国逐渐抛弃、改变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接受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曾国藩是中国“理学”大家，戈登只是英国一介武夫，而且是要钱不要命的雇佣军头目，却对“雇主”的杀降行为万难接受，故李、戈二人观念之别非个人品性之别，乃时代之别也。二人冲突固然也可视为中西观念冲突，但“地域性”的中、西冲突背后，其实是“时间性”的某些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是“特殊性”与“普适性”的冲突。

今日世界，无论情势所迫有再多“杀俘”、“杀降”的理由，任何政权都已不敢公开“杀俘”、“杀降”，不敢公开为这种行为辩护。无论何国，只要“虐俘”消息传出，更不必说“杀俘”、“杀降”，便会遭到举世谴责。这说明，给战俘以人道待遇的价值观念，已成“公例”，成为人所公认的普适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