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写到，自己幼时发蒙读过《三字经》，早就接触到“蔡文姬能辨琴”的故事，但并没有想到六十多年后自己把蔡文姬戏剧化。他承认：“我不想否认，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化了在里面。”他的《蔡文姬》“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可以说，“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郭沫若：〈序〉，《蔡文姬》）或许，的确有种种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但郭氏想表现的最重要的经历和感情，是蔡文姬兴奋地对曹操歌功颂德：“我自从回到汉朝，经过长安来到邺下，一路之上，我所看到的都是太平景象，真叫我兴奋。我活了三十一年，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的。曹丞相对我的这番心意，我是越来越能领会了。我该做些什么事情来报答他呢？”同时，为自己一直沉溺于个人悲欢中向曹操深深地忏悔说：“我只沉沦于自己的悲哀，没有余暇顾及别人。我真是万分有罪。”“我要控制我自己，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蔡还感激曹操使自己摆脱了一己的悲痛，现在“我觉也能睡，饭也能吃了。我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人”。这完完全全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语言。对此，郭沫若仍唯恐读者不察，所以如前所述，在《蔡文姬》的单行本序言中，还要借曹操在准备起兵反董卓时曾和工人一起打刀一事，对“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敲打一句：“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这“一年七八个月以前”，就是反“右”以前。

郭氏坦承，写《蔡文姬》的目的就是要为曹操翻案，是为了表现“蔡文姬”们经过一番思想改造被曹操“拯救”成为“新人”：“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事实上被曹操拯救了的不止她一个人，而她可以作为一个典型。”（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蔡文姬》上演后，媒体上自然是好评如潮。不过，罗瑞卿大将的女儿罗点点回忆说，这出戏先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她当时还不到十岁，当然无法理解剧情，更无法理解对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但她记得：“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都笑了。毫无疑问，当时那位将军和他周围的人都是非常‘自己人’的，康生是非常权威的革命理论家。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竟然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罗点点：《红色家庭档案》，南海出版公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