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洋不媚外

从孟松学校毕业后，容闳于1848年考入耶鲁大学，但他根本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这时，有关教会愿意为他提供资助，但条件是毕业后要当传教士回到中国传教。虽然容闳在这一年已正式成为基督教徒，但拒绝了教会的资助。他表示，我虽贫穷，但生性自由，毕业后只选择对中国最有益的工作。正在困难之际，勃朗先生帮他找到了一个妇女会提供的资助，使他最终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拖着长辫子顺利地走入耶鲁大学。在大学的几年中，他学习刻苦，文科成绩优秀，不过数学不好。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半工半读，管理图书，担任二、三年级同学司膳，供应饭菜。他还参加了足球队和划船队，是划船队的主力之一。这些使他赢得了同学的尊敬，也使他对美国社会了解得更深。虽然他在美国的大学生活如鱼得水，但他仍时时想起祖国，他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情形，时触予怀，适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更感到中国的落后，但最使他忧心不已的，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仍然茫然无知，仍认为中国是天下中心。所以，他在大学时就自问：“我将用自己的所学去做些什么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将要付诸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略图。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而此目标犹如一颗明星，时刻指明我前进的方向。”事实证明，从他1854年回国到1872年办成留学之事，历经十八年，他一直为此目标努力奋斗，忠贞不渝。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于这年秋天自纽约乘船踏上归程，决心用自己学到的新知识改造离别了八年的祖国。

他为报国而回，但尴尬地发现自己对汉语已十分陌生，所以于1855年夏天在广州补习了半年汉语。就在这其间，他看到时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残酷农民起义军，屠杀上万人，尸横遍野。他对此愤怒异常，因而认为农民的造反有一定道理，对太平天国也有一定好感。

当时只有通过“科举”才能进入体制内，他虽是美国名校毕业的“海龟”，却“无人识”，于是只能通过关系给在广州的美国代理公使伯驾当秘书，薪水不高，且为国人看不起。他想通过伯驾结识中国官员，向他们提出派中国学生出国留洋的建议。然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机会结识中国官员，于是在三个月后辞职，来到香港，在香港高等审判厅当翻译。他勤奋钻研法律，没想到却遭到了香港英国律师的联合反对。他们认为容闳是中国人，又精通英文，会抢了他们的饭碗。容闳于是愤而离开香港，来到上海，在英国人掌管的上海海关处任翻译。海关工作轻松，薪水极高。他曾问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自己今后有升为总税务司的机会没有。李泰国明确告诉他，中国人绝无此希望。容闳感到这是对华人的侮辱和歧视，于是决定辞职。李泰国认为容闳的真实意图是嫌薪水太低，只是想借此提高薪水而已，于是把容的薪水突然提高到白银200两，以挽留容闳。但容闳志不在此，坚决辞职，离开了收入丰厚的海关。他的亲戚朋友都不理解他为何放弃报酬如此优厚的工作，不知道他究竟想找什么样的工作，觉得他是个怪人。他写道：“我们来到人世间，不能只是为了动物般的生存而单调乏味地劳碌着。我为了求学而不得不努力工作，因而我以为我应当尽力利用自己所学到的有限知识，与其我个人受益，不如成为我民族所共有的福祉。我不断更换和改变职业，只是为了弄清楚我的忍受力，以及我怎样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造福于中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