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百般努力，好不容易才凑足了首批30名官派赴美留学生。他们于1872年8月中旬从上海起航赴美，掀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页。

各批幼童出国前都要到上海出洋预备学校进行初步培训，临行前先要到上海道台衙门向道台大人磕头称谢，因为从理论上说，道台就是他们的主试官。见过道台后的第二天，他们还要拜见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没想到见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时，不仅无须磕头，总领事还拿出茶点糖果招待他们，显得热情亲切。中、美两国官员的这种不同，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未出国，就开始感受到中、美的文化差异。

到美国后，这些幼童在美国学校上学，住在美国人的家中，他们的行为举止自然开始变化。容闳积极支持他们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篮球、棒球、足球，支持他们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他们迅速融入美国社会，例如自行车刚在美国问世时，幼童们也感到好奇，试着骑，耶鲁大学第一个学会骑自行车的人就是中国留美幼童；其中一人还当过耶鲁大学划船队队长，许多人还学会了跳舞。由于他们彬彬有礼，许多美国女孩都喜欢和他们跳舞，不少美国男生都非常忌妒他们。在服装上，他们由于经常运动，开始讨厌中国的长袍马褂，而喜欢穿运动衣。最使幼童们感到头痛的是头上的辫子，一个美国人写道：“这许多孩子的装饰，除了拖着一根辫子，与我们无异。当他们踢足球的时候，将辫子塞进内衣里，有时缠在头上，辫子一散开，对对手的诱惑过大。”因此，有的幼童把辫子剪掉，见清政府的留学监督官员时再戴上假辫子，清政府官员发现后非常愤怒。幼童们在1876年参观了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在参观博览会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格兰特还专门接见了留美幼童。他主动与幼童握手、照相、亲切交谈，鼓励他们用心学习。美国总统的平易近人，与见中国官员要下跪磕头形成鲜明对照。幼童在美国一点点地感受到近代文明的自由、平等、精神，这些都使他们对中国的专制制度产生了反感。

对学生们的变化，容闳认为很正常，但先后到美主管其事的陈兰彬、区谔良、吴子登等认为是大逆不道，双方矛盾日深。容闳以为双方的不同通过彼此的沟通、交流就可解决，完全没有想到中国官场政治文化中有首先偷偷向上级打对方“小报告”的传统。陈、区、吴等不断向朝廷、李鸿章等暗中“汇报”容闳的“劣迹”。他们攻击容闳对学生失职纵容，“任其淫佚”，“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鼓励学生参加社团活动被说成是鼓励学生“入各种秘密社会”，这些学生“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少而游戏时多”，不遵孔孟之道，不愿行尊师跪礼，甚至有人信了基督教……总之，留学外洋是“利少弊多，难得资力”，“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支持留学事业的曾国藩已于几年前去世，国内顽固派官员本来就坚决反对派留学生，此时更是借机全盘否定留学事业。有人上奏称留美幼童“毫无管束，遂致抛荒本业，纷纷入教”，甚至原来支持派留学生的恭亲王奕也态度生变。一时间，朝野对留学事业的攻击、指责甚嚣尘上，沸沸扬扬。于是，朝廷责令李鸿章等查明此事，对失职官员坚决调离，对留学生要严加管束，有不服从者“即行撤回”。李鸿章立即致信容闳，批评他严重失职，要他今后少管留学生事务，同时命令陈兰彬、吴子登等“设法整顿”留美幼童，但又要他们以大局为重，勿因个人积怨将事态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