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往往会引发政坛动荡，戊戌维新时的政坛更是云谲波诡，险恶异常。因为最高层出现了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和以光绪为首的“帝党”政见完全相反、斗得你死我活的两个权力中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两个司令部”。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刻，身处旋涡之中的大臣自然危险异常，稍有差池，不仅会丢乌纱帽，甚至有丢脑袋之险。

洋务、维新结盟

此时的张之洞正处在政治旋涡之中。李鸿章因甲午大败、代表清王朝签订《马关条约》而名声扫地，被投闲京师；张之洞则取代李鸿章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封疆大吏，成为具有开明色彩的洋务派领袖，一举一动皆引人注目。

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呼吁变法。但上书不达，于是康决定先组会结社推行维新。北京、上海是他活动的重点。1895年11月，北京成立了第一个维新团体强学会，并创办机关刊物《中外纪闻》。强学会的成立，得到了一些中央重臣和地方封疆大吏的支持，以洋务著称的张之洞这时身在南京，捐银5000两，并要儿子张权和亲信杨锐入会。谭嗣同在给人的信中说，强学会官方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朝廷内的翁同龢与朝廷外的张之洞，甚至认为现在能够顾全大局、通权达变、讲求实际的重臣，只有张之洞一人。梁启超也称张为“今世之大贤也”。

在筹备北京强学会之时，康有为于1895年10月中旬曾到南京游说张之洞成立上海强学会。康在南京二十多天，每天与张共进早餐，每隔一天就长谈一次，每次都从午后谈至深夜。对于上海成立强学会的主张，张之洞大表支持，并答应捐银1500两作为活动经费。他甚至向康有为表示，中国如有维，自己愿当领头人；如果有维新领袖，自己愿意跟随。此会的成立宣言《上海强学会序》虽由康有为撰写，但由张之洞署名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因此，时人多以为张为上海强学会会长。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正式成立，不少入会者都与张关系密切，其中梁鼎芬、汪康年等数人不是他的幕僚就是他的属下，会务即由汪康年主持。同时，上海强学会还创办了《强学报》作为机关刊物。张之洞虽然极力支持上海强学会，却婉拒了康有为将他列名之请：“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大力襄赞，甚至要幕僚主持会务，自己却坚决不入会而在幕后指挥，实足表明他的谨慎老到，为自己留有余地。

果然，在朝内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下，清廷不久就下令取缔北京强学会，查禁《中外纪闻》。张之洞闻讯立即解散了上海强学会，要他的幕僚致电上海各报，宣布上海强学会停办，《强学报》停刊。虽然如此，“洋务”与“维新”此时仍是共同点远大于分歧，而且维新派也理解张的无奈，所以双方继续合作，并将遗留资金转到新创刊的《时务报》，这笔资金为《时务报》所筹款项中最大的一笔。

1896年8月创刊的《时务报》，其发起人是汪康年、黄遵宪和梁启超三人。三人中汪是张之洞的幕僚，黄也曾是张之洞的属下，张又是最主要的“出资人”，所以虽然梁为主笔，但汪任经理，掌管报馆财政、人事大权。梁启超才华横溢，博古通今，以“常带感情”的笔锋宣传新思想，别有魔力，往往使人“急读之下，狂舞万状”，古国为之震撼。后来梁启超回忆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张之洞对《时务报》也是大力支持，下令湖北全省官销，颁发《咨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赞扬说：“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他规定将《时务报》按期寄送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各局、各书院、各学堂，报费当然由官府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