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北大的蔡元培本想从从容容地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一点点付诸实施，但近代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蔡元培亦不能不一次次身陷其中。时代，未给他从容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他曾与胡适等人一起出面呼吁成立“好人政府”，希望以此改变政治的黑暗。军阀政府为了收买人心，似乎响应他们号召，成立了所谓的“好人内阁”，蔡元培对此一度抱有一分希望。然而，1923年11月，军阀政府终于暴露出本来面目，制造冤案，搞垮“好人内阁”。蔡元培在失望和震惊中于1924年元月提出辞职，并于1月19日在各报刊上刊登“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的启事，于1月23日离京抵津，最终离开了北京大学。

“校长”北大是蔡元培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之所以辉煌，就在于他在中国播下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火种。但他深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前提是“教育独立”，在北大的短短几年，他排除重重困难，践行“教育独立”的理念。1922年3月，他在《教育独立议》一文中写道：“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此时，他在北大校长任上已经五年，备尝艰辛，深知其中甘苦。如果说，他以前关于教育独立的言论更多的是来源于一种观念和理想，那么，此时所写的这段话，则已是饱含风霜的经验之谈，弥足珍视。新文化与新教育

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文化运动，其“文本”意义总是深嵌于社会之中，倘脱离其社会背景，无视其后果，便无法正确、深入地分析它的意义。但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人们总是习惯于把思想家的言论、话语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这种习以为常的“唯文本”研究，恰恰将“文本”从社会脉络中挖出，使之成为与社会变动和发展完全无关、完全隔绝的“独白”。言说没有背景，思想没有来龙去脉，郢书燕说，自难避免。现在，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经常被认为是“全盘反传统”、“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亦源于此种“唯文本”研究新文化运动先驱人物确实不乏这类激烈的论述。其实，新文化运动建树多多，最直接的一个成果，便是1922年对中国教育影响殊深的新学制的建立。1922为旧历壬戌年，因此史称“壬戌学制”。

新教育在近代中国并非无源之水，从洋务派创办各种“洋务学堂”起，新式教育就开始在中国落地，渐渐生根。但这时只有零星的学校而无全国的学制，直到1904年1月，清廷批准《奏定学堂章程》，时称“癸卯学制”，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以法令形式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它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第一块基石，一直沿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其教育的宗旨当然是“忠君”与“尊孔”。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颁布了新的教育法令，史称“壬子学制”。新法令废除了小学的尊孔读经，取消了“癸卯学制”中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堂，学制为小学七年，中学（不分初高中）四年，否定了清王朝“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新的教育宗旨。对道德教育，蔡元培曾解释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无论清末的癸卯学制还是民初的壬子学制，主要内容都是仿效、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