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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2月，容闳致信孙中山，进一步提出“中国红龙计划”的实施步骤。并提出四条建议：1向美国银行借款150万至200万美元，作为起义费用；2任用精明能干、通晓军事的人统率军队；3组织、训练海军；4成立临时政府，推举贤才，接管起义后所夺取的城市。3月初，容闳写信给孙中山，建议他与布思、荷马·李再次认真商谈，逐条落实借款事项。不久，容闳又写信给布思，提出一个借款计划，即借款1000万美元，分五次支付，期限为10年，年利息为15%。经多次协商、反复研究，孙中山和荷马·李、布思达成了五条协议：1向美国财团借款350万美元，分四次付给，作为军事经费；2在借款手续上，由孙中山草签一个由各省革命党代表联名签字的借款文件，作为正式借款的凭证，并以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的名义，委任布思作为中国革命党在国外借款的全权代表，负责具体办理借款事宜；3认真商量筹组临时政府，招纳各种有权威的贤能人才进入内阁；4请美国军事家帮助，训练一批军官，增强起义指挥能力；5为了集中人力、财力组织发动具有全局影响力的大型起义，暂时停止华南和长江流域的小型而准备不充分的武装起义。

孙中山将此协议和下一步行动计划迅速信告在国内的黄兴。由于种种原因，此计划未能实现，款项也没有借到。但此计划对孙中山以后的武装起义方针有积极影响，他放弃和停止了不成熟的小型武装起义，支持黄兴集中财力人力，组织好影响巨大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体现了这个协议的影响力。

对“红龙计划”的实施，容闳一直十分关注，直到1911年春，他仍写信给荷马·李和布思，催促他们落实与孙中山谈判商定的计划。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久病卧床的容闳兴奋异常。12月19日29日，容闳连续写了三封信给谢缵泰，热烈欢呼推翻帝制的伟大胜利，同时详述了自己对革命发展的观点。

在第一封信中，他提出三点重要意见：1提醒革命党人警惕“大阴谋家”袁世凯篡夺政权；2革命党人要精诚团结，防止内部争执、互相纠纷，以免陷入“内战的深渊”；3如果革命党人自身不团结、打内战，“肯定会导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第二封信的全部内容是强调要革命党警惕袁世凯，他在信中表示：“目前使我焦急的是：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通过君主立宪，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这就简直同满清政府重新执政一样糟糕。”“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由骑墙派和卖国贼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如果聘用外国人，宁可聘用美国人好得多。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留用或解雇，并以此为条件与他们签订合同。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应当由代表们在参政会上冷静讨论，并作出坚决的决定。”第三封信则是热烈祝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并表示病愈后想回国看看。

虽然去国已久，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国内的情况并不隔膜，尤其是对袁世凯可能窃取革命成果的提醒，极有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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