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戌学制”基本参照美国学制，以小学、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取代了原来的小学、中学“七四制”。实践证明，这种学制适应少年、青年的生理、心理和学习特点。直到现在，我国依然实行这一学制。

“壬戌学制”没有明确规定教育的宗旨，但提出了七条标准：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注意个性之发展；力图教育普及；注重生活教育；多留伸缩余地，以适应地方情形与需要；顾及国民经济力；兼顾旧制，使改革易于着手。新学制的实质是以儿童为中心、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七条标准，是新文化运动理念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胡适是新学制建立的重要人物，他认为新学制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弹性，七条标准中的第三、五条的精神就是“发展青年个性，使得选择自由”，“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使各地方可以按照各地方的需要与能力，兴办相当的学校，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选择自由。他强调，在推行新学制学校时，应容许旧学制学校的存在。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对当时城乡仍大量存在的私塾，教育当局并未以行政力量强行取消。胡适的态度并非偶然，在新文化运动已进入高潮的1918年初，他对一些乡村学校也不顾条件地规范化、城市化办学的做法非常不满，他这样写道：“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又把二十块钱的风琴去教他们学音乐！又请一位六十块钱一年的教习教他们的英文！列位且自己想想看，这样的教育，造得出怎么样的人才？所以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尽不必去巴结视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老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老百姓都肯把他们的子弟送来上学，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这不是非常照顾、考虑、注重传统、习俗和地方特点吗？尤值一提的是，这篇名为《归国杂感》的文章，就发表于现在已被作为“激烈、整体、全盘反传统”、“机械照搬外国”最典型的代表《新青年》上。

1922年到1949年，近三十年间，中国外患不断，几近亡国；内战不已，烽火连天；贿赂公行，贪污遍地，不堪。然而，教育是大雾弥天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人才辈出，盛极一时。许多学术、文化大师的成就，至今仍难企及。今天，人们仍不断追念、感怀那时的“老大学”甚至“老中学”，亦说明新文化运动在教育领域的成果之重大、“建设性”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