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年底，勃朗校长夫妇因病准备返美，临行前表示愿意带三五名学生一同赴美留学，容闳第一个表示愿去，随后又有两人表示愿意去。由于容闳三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勃朗设法为他们解决了路费、学费等留学的所有费用，而且还给他们每人的父母筹到了一笔赡养费。这些都使容闳十分感动。在容闳的青年时代，勃朗对容闳最为关心，处处提携，对他的帮助最大，影响也最大。勃朗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以改革旧教育、提倡新式教育为己任。他提倡教育、平等、自由的观点，成为容闳教育观的基础。后来，容闳对太平天国提出的“七策”中关于教育制度的系统蓝图，就源于勃朗的《致富新书》中的有关论述。容闳长期提倡的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宗旨，也是勃朗关于各科教育协调发展的办学方针的延伸。

1847年1月4日，容闳与其他两位同学一起跟随勃朗校长从广州黄埔港乘船赴美。经过埋葬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时，船只短暂停留，补充给养，容闳一行也上岸一游。他们来到拿破仑的墓地，见墓前有株大柳树在风中摇曳，于是各人折下一枝青柳，带到美国。4月12日，他们到达纽约，容闳没想到纽约的繁华竟超过了自己几年前的“意想”，而几年前的“游纽约”的幻想今天竟成为事实，更使他感到只要努力，幻想也有可能变成事实，这使他今后做事更加坚韧。

稍事休息，他们便从纽约再往马萨诸塞州，入孟松学校。在孟松学校哈蒙德校长的教诲、影响下，容闳了大量文学著作，如狄更斯、司各特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尤其爱读《爱丁堡评论》杂志。在18世纪早中期的英国,一些著名学者如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思想家边沁、哲学家哈奇森和休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文学家司各特、社会学的鼻祖弗格森等人活跃在苏格兰地区，以爱丁堡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思想派别，被称为“苏格兰启蒙学派”。历史学家伯克虽然来自爱尔兰，但由于长期生活在苏格兰，所以也常被归入这个学派。18世纪的苏格兰实际上成了当时英国文化繁荣的代表，苏格兰的文化中心爱丁堡被称做“大不列颠的雅典”。苏格兰启蒙学派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和反唯理论特点，重视个人知识在形成人类秩序中的作用，注重常识，强调社会演化的重要性，主张经济放任主义。容闳爱读的《爱丁堡评论》杂志，则是苏格兰启蒙学派的重要阵地。他们还从新知识和启蒙思想的角度抨击过牛津和剑桥大学教育的腐朽衰败,表达了他们对大学教育的失望。在后来容闳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改造，对中国社会改革的观点中，也可以看到这份杂志的影响，可以看到苏格兰启蒙学派潜移默化的间接影响。

容闳无疑是最早接触、接受近代启蒙思想的中国人。虽然他的了解、接受是零星的、破碎的、间接的、感性的，并因过于“超前”而影响不大，但其象征意义不容低估，预示着近代启蒙思潮即将冲激古老的中华帝国。君不见，“启蒙”在近代中国虽然屡遭挫折，甚至“夭折”，但又屡屡重生。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苏格兰启蒙运动”终于开始引起国内思想界、学术界的重视。时距容闳接触苏格兰启蒙运动，已整整一个半世纪。作为具体的个人，容闳的经历纯属偶然；但作为“符号”出现的“容闳”，是全球化中国进程中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