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控城市，太平天国更是强令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家庭。如进入武昌后，就把居民按性别年龄分馆居住，开始以10人为一馆，后来以25人为一馆，由专人管理。定都天京后，完全废除私有制，也是把居民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女馆、男营女营，夫妻不得同居，居民原来的财物全部没收归“圣库”，生活必需品由圣库按定额供给。60岁以上老人和16岁以下儿童入“牌尾馆”，男性青壮年则住“牌面馆”，其任务除参加战斗外，还要从事体力劳动，有手工业技能者进入诸营与百工衙、天茶衙、豆腐衙、酱人衙……在监管下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产品不经过市场交换直接入圣库，生产者除按定额分配的吃、穿外也别无报酬。按照“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一切私营商业资本全都被没收，个体小商贩也不例外，“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经商所获利润全部上缴圣库，商业实际被完全废除。女馆则不分年龄，在监管下参加各种诸如抬砖运瓦、收割拾柴一类的劳动，善女红者则编入锦绣营。丈夫到女馆探妻只能在离门数步之外问答，而且声音必须洪亮，让大家都听见，以防说“私房话”。

这种把社会变成“大兵营”的做法完全违背常理，遭到各式各样的抵抗，生产受到破坏，物质极度匮乏，粮荒日益严重。为保证这些政策的贯彻实行，执政者只能用重典、施严刑，把苛刑重罚作为治国的基本手段，结果是滥施刑罚，人人自危。

刑罚从杖责、鞭笞到熨斗烙背、跪火链、缠火链、斩足、挖眼等等，死刑有斩首、五马分尸、点天灯、凌迟等等。如燕王秦日纲的牧马人因见到杨秀清的“同庚叔”没有起身施礼，被这位同庚叔怒打二百鞭后又被杨秀清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秦日纲被杖一百，翼王岳丈、掌管刑部的黄玉昆被杖二百。又如参护李凤先路遇兵部尚书侯谦芳时，因没有让路也被处死。盛夏时天京酷热难当，男营女营中都有人因头上生疮或生虱而剪发，结果被指为“通妖”，被施以腰缠烧红铁链或用烧红铁钎刺入股内的酷刑。百工衙内的工匠如果争吵斗殴、逃走被捉甚至寄宿他馆，都要被斩首处死。有的妇女被怀疑出外与丈夫“野合”受孕，结果竟遭剖腹查孕。百姓若藏有金一两、银五两者斩，藏有儒、释、道著作者斩……滥施酷刑，必然怨声载道。

太平天国提出的理想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主有所运用”，“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要实现这种理想，只能承认要有一个至高无上、公正无私、洞察一切的“上主”来“分配”这种公正、平等，实际上是更不公正、更不平等，因为“主权者”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有权任意“运用”圣库的公共财产，这必然要走向。在那种没有任何私人财产的“兵营”式社会中，个人最基本的生存用品都完全依赖权力者分配，因此没有任何自由，社会没有活力，更没有创造性。而且，军事化社会的等级更加鲜明、森严。

太平天国的理想，起码在前期，不能说不真诚，但实践的结果与自己的理想恰恰相反。按照一种人工设计的社会模式来建构社会是危险的，设计得越细，危险性越大《天朝田亩制度》明文规定每户只能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在人类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乌托邦实验确实罕见，或许，这便是太平天国更深远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