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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即“东南互保”的《章程》签订两天后，朝廷的“宣战”谕旨才在上海公布，张之洞、刘坤一向盛宣怀等保证，一切责任都由他们两人承担。但慈禧在“宣战”后给他们的上谕中，对他们的违旨不但没有责备，反而称赞他们的“互保”是“老成谋国之道”，并且朝廷“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经过一番串联，广东、山东、浙江、福建、四川、陕西、河南等省份也先后参加“互保”。

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张之洞、刘坤一在8月17日忙致电各国驻上海总领事，为慈禧开脱，说“东南互保”“各督抚均系奉旨办理”，所以请求联军“万万不可震惊我皇太后、皇上”。引电虽短，却用意殊深。慈禧此时最怕被列强作为“祸首”严惩，为其开脱正中下怀；为其开脱而将“东南互保”说成是按照慈禧旨意办理，慈禧根本不敢也不愿否认。所以，此电在讨好慈禧的同时，又使她不能否认“东南互保”是“奉旨办理”，因此更具“合法性”。

于是，中国大地出现了奇怪的一幕：华北地区清军和义和团奉旨与八国联军浴血奋战，烽火连天、血雨腥风、生灵涂炭，东南地区却与“敌国”签约两不侵犯，互保平安。如此“怪象”充分说明，清政府中央控制力已迅速减弱，因此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地方大臣竟敢并且能够联手抗衡朝廷。然而，正因为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抗衡朝廷几近疯狂的决策而“东南互保”，才使中国最富庶繁华之地、为数不多的新式工商业最集中之区局面大体稳定，免于被战火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同时也阻止了列强势力在长江流域更迅速、更强烈的深入。从清廷的角度来看，“东南互保”的确为朝廷后来“转圜”、与列强议和、慈禧被免于惩罚作了重要铺垫。所以，当朝廷与列强“议和”成功，当初强烈主战的顽固派大臣如载漪、毓贤等受到严惩，而“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张之洞、刘坤一大受表彰。张赏加太子少保衔，刘赏加太子太保衔。1909年张之洞病故，清廷在褒奖上谕中还不忘提此一笔：“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

自立军

就在紧锣密鼓地筹划、运作“东南互保”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张之洞紧张万分，一时竟不知应如何处理是好。

原来，戊戌政变后康、梁亡命日本，一直积极从事力促慈禧归政光绪的“保皇”活动；此时，孙中山正在海外推行革命，双方在反对慈禧集团方面有一定共识。北方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清王朝政治顿时一片混乱。康有为、梁启超认为时机已到，决定“武装勤王”，即用武力救护光绪皇帝，使其重新执掌大权。年轻的维新志士唐才常，主动承担了这个危险而艰巨的任务。

1867年出生的唐才常是湖南浏阳人，是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的学生，因学习成绩优秀，很得张之洞器重。而张在甲午之后痛责李鸿章卖国之举，则使唐对张之洞钦佩异常。由于思想观点一致，性情相投，又是湖南浏阳同乡，因此唐与谭嗣同更是刎颈之交。维新运动高潮时，谭曾从北京致电已回湖南的唐才常，要他迅速来京，共襄维新之事。就在唐才常满怀希望进京、途经汉口时，传来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被杀的消息。唐才常失声痛哭，准备赴京为谭收葬，后知谭的尸骸已经南运，于是折回家乡，不久辗转到日本。在日本，他不仅积极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的各种“保皇”活动，还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及一大批中国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