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布丹和霍布斯都主张绝对君主专制，主张“朕即国家”，但他们理论的意义在于从人的眼光而不是从神的眼光看待国家，把国家看成是实现纯粹世俗目的的纯粹世俗的政权，消除了国家的神圣性。主权论和契约论的提出，为以后“主权在民”理论提供了基础。此后的几百年间，西方许多思想家以此为平台，论证了“主权在民”才是国家合法性的来源。

洛克（johnlocke）与霍布斯一样，用自然法理论说明国家起源，但认为自然法的主要内容是人们有保护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人们订契约形成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同时，被授予权力的统治者也是契约的参加者，也要受契约束缚；如其违约，也要受惩罚，人们有权反抗，甚至重新订约，另立新的统治者。依据自然法则，伏尔泰（volaire）提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理论。卢梭（j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应该永远属于人民。甚至政治观点一向谨慎的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kan）也提出，国家应建立在三个理性原则之上，即每个社会成员作为人都是自由的，作为臣民彼此是平等的，作为公民是独立的。因此，有关个人与国家间的自由、平等、独立三原则，也是公民承担国家政治义务的根本依据。

当然，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观点有许多重大不同和差异，但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主张国家的“主权在民”。从主权在民论证国家的合法性，这也是现代国家观念的主导思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权不在人民手中，国家也就丧失了合法性。

维新时期，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文，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说，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体制以后，法禁日密，政教日夷，君权日尊，而个人无权，举国无权，结果是国威日损。而西方之所以民富国强，关键在其兴民权、开议院，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课卷批语中，他更明确地就君、臣、民三者的关系提出新见解：君、臣都是为民办事者，君主好比店铺总管，臣相则是店铺掌柜，人民则是股东，国家的真正主人其实是人民。他们已开始受到契约论的国家观影响，谭嗣同写道：“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都是取之于民，作为“为办民事之资”，“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长久以来，“国与民已分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天下尽失其权，君主将国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而“犬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所谓“私天下”是矣。所以，一姓私有之国必须变为由民所有的国；“民”不值得也不应该为一姓之私的国去死。

从维新失败到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对国家的认识更加深刻。梁启超等人对从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学家、政治家的学术、思想、观点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点评，大力宣传三权分立、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宪法和近代国家理论等。具体观点不必细论，仅从诗人蒋智由的《卢骚》便可见以契约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国家观念在思想界的影响之大：“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思想多变的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热情赞扬“民族主义”，严厉抨击“帝国主义”。在比较了西方中世纪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变化后，依然为国家的主权在民辩护。他认为“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他承认，19世纪的世界是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然而，他仍强调经过启蒙运动后的“帝国主义”与之前的有本质不同：“虽然，十九世纪之帝国主义与十八世纪前之帝国主义，其外形虽混似，其实质则大殊。何也？昔之政府，以一君主为主体，故其帝国者，独夫帝国也；今之政府，以全国民为主体，故其帝国者，民族帝国也。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用今日人们熟知的话来说，就是“对内搞，对外行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