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有感于中国启蒙的未完成，因此承继维新以降的新思潮，在国家观念的思考上继续探索。他们认为，个人主义是西方启蒙思潮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不仅把旧的“伦理”体系作为一种习俗观念、行为规范等上层建筑加以抨击，而且作为一种阻碍社会发展的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加以批判。

在把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作一比较后，他们认为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而中国社会是以伦理为本位的。在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任何个人都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严密的“三纲五常”之中。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要打破这种传统社会结构，把人从这种依附性伦理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平等的人。在人人平等，注重并保护个利的条件下，只能建立契约型伦理关系。因为个人的权利是独立、平等的，彼此不能依附，只能“契约”。可以说，个人独立、平等是“契约”的基础。由此，他们进一步明确提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根本不应是依附性伦理关系，而应是一种契约关系。高一涵在《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等文章中反复强调：“国家者，非人生之归宿，乃求得归宿之途径也。人民、国家，有互相对立之资格。”这种新的国家观破除了“皇权神圣”、“朕即国家”的神秘观念，实际上批判了“国家神圣”的国家崇拜论。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亦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国家对于人民亦有义务。所以，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激动地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当国家违背人民意愿时，人民亦有权要求国家必须按人民的利益行事。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使个人的个性、创造力充分发展，“充其本然之能”，各人“谋充各得其所”的手段。

启蒙需要长期和平环境“润物细无声”般的浸透，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启蒙一次次中断。梁启超在1901年写《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时就预感到启蒙的命运，他担忧在世界“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顽锢者流”会“墨守十八世纪以前之思想”，即主权在君、专制的帝国主义“以与公理相抗衡”，即与“主权在民”的公理相抗衡。他忧心忡忡地写道：“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谓政治学者，耳食新说，不审地位，贸然以十九世纪末之思想为措治之极则，谓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殖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历史证明，一百多年前的他并非过虑，时至今日，“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殖于中国”的那些“耳食新说”的“所谓政治学者”，不是比比皆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