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史学界、文学界突然掀起了一股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之风，在历经“思想改造”、“反右”、“拔白旗”、“史学革命”、“批判帝王将相”等一系列大小不等的运动之后，此番“为曹操翻案”，即“文史界”公然为一位“帝王将相”评功论好，绝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来头，大有深意。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及《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则是其中的代表作。因为一些年来，毛泽东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对于曹操的看法，明确提出要为曹翻案。总能“得风气之先”的郭沫若，自然积极响应。

一

1952年，毛泽东在读《南史·韦睿传》时，称赞梁武帝部将韦睿智勇双全，并就韦睿筑城御敌时所云“为将当有怯时”，批曰：“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版）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还特意给女儿李敏、李讷写信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版）1958年12月，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中卢弼对《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时，针对卢弼对曹操的指责，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毛泽东读史》）

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亲人的谈话、书信及自己的读书眉批中，可以看出他对曹操的看法非常“正面”，但这毕竟还只是尚未公开的个人看法。当这种看法频频出现在他的公开报告、演讲、谈话和批示中时，领袖的“个人观点”自然成为国家的“主导话语”。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时说：“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据翻译李越然回忆，1957年11月2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将胡乔木、郭沫若等招来共进晚餐，兴致勃勃地与郭沫若纵论三国历史时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版）“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曹操的公开赞扬更多。

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在会上讲话中专门说道：“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回忆，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他在武汉座谈，他们都以为要座谈的内容是预定在第二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他们坐定后，毛泽东一开头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强调：“《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到此，毛泽东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在陶的记忆中，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毛泽东一直在精读《三国志》，并反反复复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中的曹操。（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