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当代的“人与事”。

当代的“人与事”最主要特点之一，是“政治”与“生活”紧密相连。

爱因斯坦仅在1922年末从欧洲乘轮船访问日本时，往返路过上海并停留了两三天。他绝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他的相对论和他本人竟会在中国大遭批判，成为中国国内的一个“题材”，直到1978年才获“”。这出折腾了将近十年的闹剧早成笑谈，但泛政治化思维，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恶劣后果，留给人们的教训与反思格外的沉重。

后人很难想到，西方古典音乐曾经被严禁，以至于“无标题音乐”能否上演，也与最高层的紧密相连。粉碎“四人帮”后，能否公开演奏贝多芬的音乐，谁都无权做主，层层请示，最后由政治局开会才“拍板”。

改革开放以后，对平民百姓文化生活影响最大的“现象”之一，是中断了近30年的“流行音乐”突然再次流行，但引起的争论也最激烈，争论时间也长达十几年之久。这十几年对流行音乐的时禁时放，时放时禁，反映出“转型初”复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态。手拿话筒，边唱边走，边唱边舞，被作为腐朽、堕落的表现而大加批判。架子鼓、沙槌、电吉他、五光十色的灯光、舞台中间有斜形台坡等等，女演员穿短裤、短裙在台上荡秋千，报幕员穿得珠光宝气，迪斯科、披肩长发、紧身衣、牛仔裤等都被作为流行音乐的“符号”而严批。台湾儿童歌曲《童年》受到种种严厉批评：“实际上，《童年》所塑造的‘童年’，是台湾社会制度下产生出来的畸形儿，是一种扭曲、变态的童年，这种童年在我国（大陆）是少见的，即便是个别存在，也只是个别教育的问题，无须用歌唱大做文章。”《童年》尚且如此，就更不必说邓丽君了。

从西方古典音乐到现代流行音乐，许多年的时“禁”时“放”说明，没有法律和制度保障，文化是无法繁荣的。

第三，是国外的“人与事”。

法国革命因其激烈而使后人对其争议不止，但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涅所言：“在革命中，一切都取决于第一个拒绝和第一场斗争！”革命的爆发与其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由统治者对改革的“第一个拒绝”及其引发的“第一场斗争”所决定的。当路易十六于1774年即位时，法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他为克服财政危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开始对特权阶层征税，但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于是，他决定向“第三等级”增税，最终引爆了大革命。当既得利益集团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稍稍让步，国家又不愿或无力进行根本性制度变革的时候，推翻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国家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最终，特权等级被根本推翻，路易十六本人也被推上了断头台。

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革命，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社会的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尖锐到“总爆发”的程度。例如，列宁有“伟大革命导师”之誉，但他在十月革命前长期流亡瑞士时，几经努力却无法使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甚至“一对一”地做工作都未能提高一个青年工人的“政治觉悟”，更不必说让其走向革命。因为瑞士是一个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国度，在这种社会，的确很难发生革命，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的造反者，也将一筹莫展。所以，列宁非常不喜欢景色如画的瑞士。这也说明，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并具自我改革、调节功能，能不断纾解社会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所谓“激进”只能是少数人的信念，社会影响十分有限。只要政治、清明，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都有保障，任何“激进”都没有市场，根本鼓动不起社会风潮。所以，革命、动荡实非“激进”者制造出来，而是统治者拒绝制度改革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所以，若要真正“告别激进”，避免社会大动荡，对“激进主义”的分析批评固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吁请当权者正视现实，审时度势，主动进行制度变革。

当然，相对于大千世界的“人与事”，这本小书所谈的“人与事”最多只是沧海一粟。好在“一滴水也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或许，这便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吧。

雷颐

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