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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为当皇帝复辟帝制，重新尊孔，在教育方面更是先行一步，早在1913年6月就通令恢复学校祀孔典礼。袁世凯及随后的张勋等的重新尊孔，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起因。新文化运动以与科学为核心价值观念，强调个性解放，注重平民教育，批判孔教。新文化运动想以思想启蒙、文化创新入手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社会与国家，因而格外注重教育，注重“新青年”的养成。因缘际会，新思想在几年间便由少数人的观念而在知识界、教育界蔚为大观。旧的教育理念和学制体系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在这次教育改革中，1914年得到正式承认的全国教育联合会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蒋梦麟任总编的《新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全国教育联合会在1919年和1920年这两届年会中都讨论过学制改革。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殊深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deweyjohn)和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monroepaul)先后来华，在全国各地演讲，探讨中国的教育问题，对新的教改也有直接影响。1921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学制改革为主要议题，广东等10省均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最后决议以广东方案为基础，征求全国意见。

1922年9月，北京政府召开全国学制会议，提出新的学制改革方案，并提交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八届年会讨论。10月中旬，第八届年会在济南召开，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是会议的重要人物。会议开始，特派员代读了教育总长汤尔和的简短致辞，然后就开始打官腔，完全不提及广东学制改革草案，实际是希望联合会赞同学制会议提出的较为保守的方案，至少不要大改。对此，与会代表愤怒异常，大表不满，会议很难继续开下去。这时，胡适发表演讲，严厉批评打官腔，完全不提广东方案，指出联合会也可以完全不理会学制会议方案，直接讨论广东方案。但这样双方彼此打官腔，无法对话、沟通，终究不成事体。他提醒大家说：“我们为的是要给制定一个最适宜的学制，不是彼此闹意气；所以我希望联合会的同人，千万不要再打官话了，还是老老实实地根据广州的议案，用学制会议的议决案来参考比较，择善而从，定出一个第三草案来，把学制问题作一个总结束，呈请颁布施行。”胡适的观点得到大部分会员的赞同，但有些激进者仍不满意。一位浙江的许姓代表仍上台大骂：“是什么东西？配召学制会议？学制会议是一班什么东西？配定新学制？你们请看这本学制会议的新学制，哪里有革新的意味，全是保存旧制。什么学制会议？明明是和我们教育联合会开玩笑。现在的教育总长和次长是什么东西？汤尔和、马叙伦都是我们浙江人，我现在兴之所至，且把他们的丑历史报告给大家听听……”于是，他在台上大骂总长汤尔和与次长马叙伦，两位特派员也只能坐在台上静听。（《记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新学制之经过》，《新教育》第5卷第5期）不知这是当时的反映还是政府权威的缺失，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痛骂、教育总长和次长当然大快人心，但并不能解决问题。会下，各方密切磋商，寻找解决方案。最后，两位特派员专门拜访胡适，请他斡旋。在胡适的一再劝说下，他们表示学制会议的原案可以修改，并要胡适提出折中修正案。胡适起草新提案时，巧妙地以“精神上大部分用广州案，而词句上多采用学制会议案”的方法，使“旧瓶装新酒”的新提案获得通过。同年11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新的《学校系统改革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