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是西洋——包括欧洲和北美洲的黄金世纪。但在中国，却是最羞辱的痛苦世纪，大黑暗日增沉重。

欧洲人以及由欧洲分支过去的美洲人，在人类接力竞赛的中途，由跑步而飞奔。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和从来没有过的思想，风起云涌的出现，西洋文明开始形成一种巨流。欧美两大洲进入一个崭新的科学、群众、追求人性尊严，以及疯狂的向外扩张的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诸如：

——发明火车铁路、电灯、有线无线电报、电话、电车、电影、x光、留声机、轮船、打字机。

——发现石油。

——开创邮局，开凿苏伊士运河。

——军中女护士制度确立，女职员被雇用，妇女权利逐渐提高。

——工厂矿场林立，资本家兴起，劳工问题日趋严重。国际劳工协会（第一国际），国际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第二国际），先后建立。

——绝对专制政体，和无限权力的君主制度没落，议会民主政府，迅速普遍兴起。

——各种前所未闻的思潮，如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纷纷产生。

——不断发明和更新战争武器：如大炮、巨舰。

中国一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对上述新生事物，还一无所知。大黑暗如故——政治思想如故、学术思想如故、社会结构如故、科学知识如故、科举八股文如故、贫穷愚昧如故、贪污腐败如故、男人作揖叩首如故、女人缠小脚如故。一切如故，而且恶化。拒绝进步和改革的结果，使庞大的中国从光辉灿烂的顶峰，堕落为一名国际间的丑角，不断战败，不断割地赔款，但当权者冥顽不灵如故。

五十年代时，出现一个大规模的武装觉醒运动，建立太平天国。九十年代，又出现一个变法觉醒运动。但他们都被守旧的冥顽势力击败。本世纪结束时，中国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亡在旦夕。

一　官逼民反（下）

上世纪（十八）的两大民变，白莲教的反抗历时九年，到本世纪（十九）一八四四年；苗人的反抗历时十二年，到本世纪（十九）一八○六年，先后被清政府的高压手段敉平。

两大民变虽然失败，但政治腐烂已深，贪污和冤狱手段已成为官员们的正常发财途径。清政府在艰苦的军事镇压取得胜利后，鼓舞了控制局势的信心，认为得到教训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人民应该从血的教训中了解叛变必死，谋反必亡，抗暴必被扑灭。所以清政府本身丝毫没有改革，贪污和冤狱反而更普遍和更深入，暴虐的方法也更残忍。新的群众反抗力量，遂在各地重新爆发。前半世纪五十年间几件重要的民变，列如下表：

我们选择林清跟张格尔二人作代表，加以说明。

林清是天理教的领袖之一，天理教就是白莲教，当白莲教被迫不能露面时，林清就用天理教现身。这位冒险家有一个气魄恢宏的惊人计划，准备一举攻陷皇宫，占领北京。另一位领袖李文成，则在河南滑县发动群众暴动，组成武装部队北伐呼应。这个计划最大胆的一点是，它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手段，准备先活捉皇帝。

一八一三年，林清率领群众进攻皇宫，不幸失败。李文成在暴动前夕被人检举，地方政府用酷刑把他的双腿折断。他的部下仓促起事，但因北京方面失败的缘故，最后也告失败，滑县城内二万汉人居民，全数被清政府屠杀。

张格尔是上世纪（十八）回部（新疆天山南路）大和卓木布那敦的孙儿。清政府官员的贪污暴虐，在回部更甚，维吾尔人处境比内地的汉人更为绝望。他们大批向西逃亡，越过葱领（帕米尔高原），投奔同种同教，而又使用同一言语的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浩罕对他们的同胞所受的虐待，深为愤怒。

事变的触发人物是清政府派驻回部的行政长官（参赞大臣）斌静，这位满洲赃官把维吾尔人当作畜牲一样看待，一八○二年，张格尔在浩罕王国军事援助下，攻陷天山南路大多数城市，但他显然缺少担任这种伟大事业所必须具有的英雄才能，他还没有把满洲人的势力完全驱逐出境，就急忙于专心从事内政的改革，而清政府始终掌握着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北最大的据点阿克苏城。

张格尔政权只有八年寿命，八年后的一八二八年，清政府反攻，张格尔被他的部属出卖，呈献给清政府。当时皇帝旻宁（禺页琰的儿子）教人把张格尔送到北京，他要亲自询问他叛变的原因。高级官员们———一群贪污蠹虫，立即想到上世纪（十八）(禺页)琰亲自审判王三槐，被三槐提出“官逼民反”的往事，恐怕张格尔也在皇帝面前揭发他们种种的贪暴罪行，就用一种毒药灌到张格尔口中，使他的咽喉腐烂，不能言语。当他装在铁笼之中，经过三千公里的长途跋涉，被送到旻宁面前时，口吐着白沫，痛苦万分。旻宁问他的话，他无法作答。旻宁比他老爹还要低能，他根本无意、也无力弄清楚这场事变的真象，所以他并没有把张格尔放出铁笼，教他用笔写出来，也没有追究张格尔何以喑哑如此。张格尔跟王三槐一样，受到磔刑。

我们列表只到四十年代为止，并不是以后再没有民变，而是五十年代之后，民变更大更多，如太平天国、捻军、回教徒、阿古柏汗国，比起林清、张格尔，要升高百倍，我们将逐项叙述。

二　中国与西洋的畸形关系

在中国民变沸腾声中，西洋（欧洲，以及后起之秀的美洲）各国悄悄的在这个大黑暗国家的门口出现，要求通商贸易。

回顾双方面的关系是不愉快的。

中国文明在大黑暗时代之前，远超过西洋。十三世纪马可波罗眼中，中国简直遍地黄金。可是十四世纪明政府采取愚民政策，大黑暗时代开始，对所有的外来文化深闭固拒，中国遂跟西洋隔绝，远落在西洋之后。

欧洲在十五世纪发生剧烈变化，西班牙发现新大陆，葡萄牙发现绕道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各国商人和基督教传教士陆续向东方发展，葡萄牙商船队于十六世纪一五一七年，抵达广州。六十年后的一五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并于一五八三年，进入较为接近腹地的肇庆（广东肇庆）传教。

因为隔绝太久的缘故，中国人对外国，尤其是欧洲，可以说一无所知。当利玛窦于十六世纪最后一年（一五九九）到达北京，求见当时断头政治皇帝朱诩钧时，政府高级官员在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书籍上，查不出有意大利这个地方，就坚决否认世界上有意大利的存在，幸而《会典》上载有大西洋国，于是利玛窦只好承认他就是大西洋国的人民。

葡萄牙商船队在中国有很好的收获，初次到广州四十年后的十六世纪一五六三年，明政府把荒凉的小小澳门半岛，划给葡萄牙，作为西洋各国商人的居留地。但澳门太过于狭小了，显然无法成为商业中心，他们要求进入南中国第一大港兼第一大都市广州。清政府直到十七世纪收复台湾，不再受海上威胁之后，才于一六八五年，开放广州作为商埠。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的商船队和商人，汹涌而至。不过这时候的中国已非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西洋也非马可波罗时代的西洋，东方和西方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各怀着跟对方相异的观念和相异的价值标准。

对于西洋的通商贸易，中国所表现的是一种怜恤的态度。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一切自给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国的产品。尤其是一些邻国的文化程度相当落后，面积又小人口又少，中国不仅是万王之王的天朝上国，而且也是物产丰富的世界中心。所以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因小国林立而产生的狭隘的国家观念，更没有西洋那种因同样因素而产生的贸易观念。只有对藩属国和进贡国，中国必须负起宗主国的责任，才准许他们前来中国贸易。如果他们对中国有重大的冒犯或拒绝中国的要求，好像不肯交出中国的逃犯之类，中国即停止贸易，作为一种惩罚，这惩罚通常都会使对方屈服。

中国对西洋的白种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犹如白种人对中国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一样。虽然中国人也曾有一小部分见过欧洲人，并跟他们打过交道做过生意，但这少数人并下能改变大多数人的意见，上自皇帝和统治阶级士大夫，下到小巷子摆地摊的穷苦小民。他们都坚信西洋人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民族，鼻子特别巨大，皮肤像死人一样的苍白，长着猫一样奇怪颜色的眼睛，胡子跟眉毛都是红色的，脚长有三十五厘米（一尺二寸），而且身上发出一种奇臭。这种长相已够使中国人惊骇失措了，更可怕的事还有：英国王位竟可以由女儿继承，女王逝世后，再由女王的子女继承，这种改姓乱统的现象，使一向提倡忠于一姓，提倡宗法正统的儒家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英国显然是无父无君的蛮夷之邦。而法国国王长发披肩，常常烹食儿童，显然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活妖精。俄国女皇更糟，经常更换情夫，几个月或一年，就把情夫砍头，再换一个接替，也属于人妖之类。根据这些认定，中国悲哀地发现，西洋人跟犬羊没有分别，具有犬羊特有的性格，不知道礼义廉耻仁义道德是何物。

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中国人更进一步的认定西洋人既然有犬羊的本质，他们又以牛奶作饮料，证明他们非吃牛奶、酪浆就不能维持生命。牛奶、酪浆不容易消化，胶结在肚子里，必须吃大黄和大量饮茶，才能使它化解。假如几个月不吃的话，双目就会失明，肠胃就会雍塞。所以西洋人宴客时，最贵重的食品，莫过于大黄，即令最贫苦的人家，也都在胸前挂一小口袋大黄，时常用舌头去舐一舐，或用鼻子去嗅一嗅。而大黄和茶叶，只有中国才出产，因之，野蛮的西洋人，必须依赖中国。中国只要拒绝通商，那就是说：中国只要拒绝卖给他们大黄茶叶，就能立即致那些西洋鬼子于死命。

最初，西洋商人对东方庞然大物的中国，深怀敬畏，奉命唯谨，并不在乎做出低三下四丧失尊严的事。以跪拜礼来说，这个在以后不断因它而闹僵的最尊敬的礼节，西洋人开始时完全顺从。一六三七年，英国贸易团代表约翰威特，到了当时还没有辟为商埠的广州，就用双膝着地的跪拜礼，晋见中国官员。一六五五年，荷兰使节戈义尔，晋见中国皇帝福临，也行三跪九叩重礼。上世纪（十八）一七二七年，葡萄牙使节亚勒散，晋见中国皇帝胤礻真，同样下跪。不仅如此，西洋人自己不争气，他们互相排挤，互相使用丑陋的手段，向中国官员打小报告，甚至诬陷倾害对方，目的只在博取中国的欢心，以谋取多赚几个钱。中国官员高高在上，当然也无法把他们瞧得起。

广州既辟为商埠，西洋商人获准进入广州，中国称他们为“夷商”，对他们有很多限制，诸如：夷商必须住在他们自己的“商馆”之内，不准跟中国人接触，一切由中国商人组织的“洋行”（代理店）代理。夷商把货物全部交给洋行，由洋行付给货款。

——这仍是古老的传统制度；回溯十六世纪激起倭寇事件的“市舶司”，对“洋行”就可有一个概念。不过市舶司是政府经营，洋行是商人经营。

上世纪（十八）一七五九年，中国清政府颁布了一项对西洋商人的管制条例，有下列重要规定：

一　夷商每年五月到十月，才可到广州贸易，过期就要回国或回澳门。

二　夷商在贸易期间，必须住在商馆之内，不准携带武器，不准雇用中国仆妇。

三　夷妇不准进广州。

四　在贸易期间，夷商每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才可到公园游玩。

五　夷商不准坐轿。

六　夷商不准直接晋见中国官员，有所请求时，应写妥呈文请洋行代转。

七　夷商不准到街上购买东西，不准探听物价，不准买中国书籍。

这个条例显示出自十四世纪到本世纪（十九）约五百年之久，中国对西洋的畸形观念，和商业上的畸形关系。

三　英国势力的东进

所谓畸形观念和关系，这是二十世纪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却认为十分正常。

西洋自上世纪（十八）发生工业革命，帝国主义条件成熟，通商贸易成为各国的主要生存条件。各国在中国的商业，英国迅速地超过葡萄牙而居第一位，所以对中国跟西洋各国间的畸形状态，不能满意。上世纪（十八）一七九三年，英国派遣马甘尼率领一个六百余人庞大的使节团，携带价值高达一万三千英元（镑）巨额的礼物，前来北京，希望跟中国达成下列协议，建立充份的外交关系：

一　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　准许英国在舟山、天津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居留商，人和存放货物。

三　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　请对英国商品在内河运送时，免税或减税。

马甘尼的使节团到达天津后，中国清政府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面“英(口吉)(口利)贡使”的旗帜，插到他们的船只上，宣称马甘尼前来朝贺皇帝弘历的八十寿诞，其实弘历的八十寿诞，于三年前（一七九○）已经过去了。

英国的国力在上世纪（十八）已够强大，所以英国人的膝盖也就比从前尊贵。马甘尼到北京后，拒绝双膝跪地，认为如果跪地，就等于承认英国是中国的受保护国——藩属。马甘尼的坚决态度，对中国皇帝的传统权威，是一种挑战。不过弘历的虚荣心不愿这场晋见告吹，因为还没有从万里外那么遥控远地方来过的贡使，所以特别准许马甘尼用觐见英王时一膝下跪的礼节。但对马甘尼所提出的要求，却全部拒绝。弘历的目的只在满足自己的大头症，不在为一个番邦解决问题。为此，他特地向英王颁发了两件诏书，说明中国不能答应他的请求的理由。

第一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你远隔重洋，倾心中华文化，特派使节，恭恭敬敬，捧着表章，航海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披阅奏章，见你词意恳切，足以证明你恭顺的诚意，深为嘉许。你表奏上请求派你国一人居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一节，跟天朝的体制不合，绝对不可。西洋国家很多，非只你一国，如果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岂能一一准许。又岂能因你一国的请求，而破坏天朝制度。天朝托有四海，对奇珍异宝，并不重视，你此次进贡各物，念你诚心远道呈献，我已下令，命有关部门收纳。其实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万国来朝，任何贵重的东西，应有尽有，这是你的使节亲眼看见的，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详细示知。

第二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昨日你的使节，又以你国贸易之事，呈请大臣转奏，无一不是要求变更以前所定的制度，不便批准。自来西洋各国，跟你国夷商，来天朝贸易，都住在澳门。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根本不需要跟外夷互通有无。只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是西洋各国所没有的必需品，所以特别开恩怜恤，准你们在澳门开设洋行。而今你国使节在原规定之外，多作妄求，恳请在舟山、天津登岸贸易，此事不能允许。又恳请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存货，此事尤不可行。又请拨给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居住你国夷商，自应遵照往例，仍在澳门居住。又称英吉利夷商要求免税减税，查夷商贸易，往来纳税，都有一定规章，自应遵照旧章办理。至于你国所奉的天主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教化四方，中华与夷狄之间的分别，甚为严格。你国使节之意，欲请放任炙人传教，更绝对不可。我对进贡的外国，只要它诚心向化，无不特别体恤，表示怀柔。你国在遥远的海外，诚心进贡。我所赏赐的优待，也倍于他国。现在再明白晓谕。你当上体我心，永远遵奉。

这两件诏书所表示的中国的立场，并没有夸大之处。像自称为“天朝”，并不是中国自己捏造出来的光采，在本世纪（十九）之前，所有的藩属国，如朝鲜、越南、暹罗，上自国王，下到农夫，他们对中国一向称为天朝。朝鲜人越南人绝对不说：“你是中国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而只说：“你是天朝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

马甘尼虽受到盛大的优待，却毫无所获。马甘尼回国时，弘历命他纵穿中国本土，从陆路南下，目的在使“英夷”震惊于中国的富庶和强大，以吓阻他们的邪念。

然而，那时大黑暗已经反扑，政治的腐败已经使社会溃烂。马甘尼是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外交家，他没有被北京豪华的排场所迷惑，反而对他所接触的事物，作出一一中肯的判断。

马甘尼首先发现清政府的贪污病菌，已深入肺腑，而贪污和强大是不能并存的。弘历批准使节团的招待费每天银币五千两，这是一个骇人的巨款，但大多数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一位负责招待的赵大人告诉马甘尼说，某一年广州附近的县份被大水淹没，皇帝颁发银币五万两作为救济金，但在北京就先被中央官员克扣三万五千两，只剩下一万五千两发到广州。发到广州后，再被省级和县级官员克扣，难民所得到的不过象征式的数目。其次，马甘尼发现中国的科学极度落后，而科学落后和强大也是不能并存的。当赵大人吸烟时，马甘尼从口袋中拿出火柴代为点燃，赵大人对这位夷人把火藏到身上而竟毫无伤害，大为惊讶，马甘尼就送他一盒，以表示并非巫术。再其次，马甘尼发现中国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这跟弘历希望他发现中国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为沿途他看见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芜了的建筑，以及大多数中国人所过的水准以下的生活。马甘尼还发现中国的武装部队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击。清政府沿途特地为使节团举行了很多次示威性的检阅，以向英夷展示武力，但马甘尼看出那些可笑的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

最重要的是，马曾尼发现清政府官员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冥顽不灵。马甘尼对中国社会上太多的盲人和四肢残废的人，非常同情，向清政府提议英国愿派遣医学人员前来中国。又提议在北京设立一个氢气球，作为科学研究之用。官员们听到这些提议，对英夷有这么多奇才异人，大大地震惊称奇，但在一阵震惊称奇之后，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闭口不再谈及。当马甘尼厌倦了那些不够水准的示威性检阅，而要求同行的一位福大人检阅一次使节团的仪仗队以开开眼界时，福大人傲然回答说：“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种火器操法，没有什么稀罕。”马甘尼的结论是：“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他预言鞑靼王朝将继续压制人民，并将发生变乱。

马甘尼返国二十三年后，本世纪（十九）一八一六年，英国作第二次试探，派遣第二位使节亚墨尔斯出使中国。清政府仍把他当作贡使看待，船只上悬挂“朝贡”旗帜如故。亚墨尔斯也拒绝下跪，经过无数次谈判，最后还是同意跪一条腿。但是当皇帝禺页琰坐在金銮殿上召见他的时候。藩属事务部长（理藩院尚书）和世泰，却通知亚墨尔斯说，非双膝下跪不可，亚墨尔斯就拒绝晋见。禺页琰又召见副使，副使也不肯双膝下跪，和世泰只好报告禺页琰说，他们都病了。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发生的奇事，禺页琰觉得他大大的没有光采，下令把使节连同他们“进贡”的礼物，一并驱逐。

亚墨尔斯被赶走，使英国了解，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中国加到英国商人身上的不平等的待遇，必须使用谈判以外的方法。马甘尼对清政府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遂成为英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参考资料。

于是，二十四年后的一八四○年，爆发鸦片战争。

四　鸦片战争

鸦片，是一种供吸食用的麻醉性毒品。

八世纪时，鸦片便经阿拉伯人之手，输入中国，一直作为药物使用。大概到了十六世纪，聪明的人才发现它可以被烧成烟雾吞到肚子里，明政府断头政治皇帝朱诩钧，据说就是著名的吸毒犯之一。当时葡萄牙是最大的贩毒国。十七世纪末，英国征服印度后，把鸦片专卖权授给治理印度的东印度公司，遂大量向中国倾销。根据统计，每年增加的数字，十分惊人，我们用下表列出：

当时的鸦片价格，每公斤约值白银五两，所以进入本世纪（十九）三十年代，每年仅鸦片一项，即流出国境白银一千万两左右。这是一种残酷的贸易，把毒药卖给愚昧无知的中国人，使他们中毒，再把他们榨穷。如果放任它发展下去，必然产生两种后果，一是中国财富罄尽，社会崩溃，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庞大国土上，一片荒芜。一是中国人体格败坏，一个个骨瘦如柴，种族灭绝。

有头脑的中国人警觉到这两种后果的严重，谋求解救。一八三八年，皇帝旻宁命各大臣提出意见，大多数都主张禁绝，而尤以湖广（湖南省·湖北省）总督林则徐态度最为激烈。他在奏章上说：“如果再漠视这种贸易，则数十年后，中国再没有可以抵抗敌人的士兵，也再没有维持军队的粮饷。”旻宁采纳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任命林则徐当钦差大臣——皇帝代表，前往广州查禁。

三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八三九），林则徐到达广州，他是一个勇于负责的人，但当时大黑暗反扑后的时代背景，不允许他有丰富的国际知识，他跟其他官员一样，习惯于使用强硬手段。他到广州八天后的三月十八日，就下令禁绝鸦片，命外国商人把现存的鸦片，于三天内全部交出，还要具结保证：“以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果违犯被查出时，甘愿船只立即没收，人员就地处决。”第二天，即三月十九日，外国商人所住的商馆即被包围，中国仆妇跟附近居民，也都撤退。其他国家都愿作此承诺。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也愿具结保证以后英国商船绝不夹带鸦片，但遇到有违犯这项禁令时，他要求两点：一是，没收鸦片，必须付给补偿。二是，对于违法人员，不能就地处决，必须经过公开的审判，才可以定罪。

林则徐不理会查理义律的要求，宣称如果不交出鸦片，便断绝商馆的饮食供应。查理义律被包围到第十天，不得不屈服，交出全部鸦片一百四十万公斤，但仍拒绝具结，遂跟全体英国商人撤出广州，退到澳门。就在这时候，想不到节外生枝的发生了林维喜命案。英国水手在九龙醉酒后行凶，把村民林维喜殴死。中国认为“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要求引渡凶手。查理义律认为凶手当时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如果交给中国，一定斩首，所以他自己就当了法官，罚凶手二十英元（镑），判有期徒刑六个月。这表示在查理义律眼中，英国的人命贵不可言，中国的人命只值二十英元。林则徐再下令把所有英国人逐出澳门，查理义律跟英国商人只好挤到一艘英国商船上，在南中国海抛锚，等候英国政府的训令。

很显然的，这事情并没有结束，但在中国官场上的锯箭杆观念看来，英国商人既被逐走，眼前再没有他们的影子，事情当然已经结束。于是，林则徐兴高采烈地向皇帝旻宁报告说，英夷已被赶走，鸦片已被禁绝。旻宁见了林则徐的报告，高兴地跳起来，认为这是进一步给骄傲不驯的英国人一个更重惩罚的时候了，于是，他下令永远断绝英国的通商贸易。

在英国方面，最初的反应是温和的，他们不肯因中国禁绝鸦片的缘故发动战争，因为中国人如果到英国贩卖鸦片的话，准会被处死刑。英国外交部通知查理义律说：“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支持不道德的商人。”拒绝下令军舰进入珠江，命查理义律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这份训令使查理义律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可是，当英国政府得悉曼宁下令永远禁止通商之后，维多利亚女王以下，包括国会的反对党都十分激动。通商贸易是英国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命脉，不能忍受破坏，他们遂决定使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大黑暗时代的中国，显然不是这英伦三岛的对手。

这一场战争，事实上是贸易战争，不是为鸦片而战，而是为贸易而战。但它却是由鸦片引起的，所以称它是鸦片战争。

一八四○年，英国远征舰队抵达澳门，共拥有军舰十六艘，战斗部队四千人，查理义律以全权大使身份，决定直接跟中国清王朝的中央政府交涉。他只留下少数军队封锁广州，自己率领大部分舰只北上，在中途攻陷舟山群岛上的定海县（浙江舟山），建立补给站，然后直抵天津的外港大沽。旻宁这时候才大吃一惊，命直隶（河北省）总督倚善赶到天津谈判。英国来势凶猛，本来要展示它的炮火威力的，但驻扎在舟山群岛的英军得上了传染病，已有很多人死亡，查理义律急于结束在北方的停留，于是他接受琦善所提的条件：一、清政府承诺处罚办事不公平的林则徐。二、清政府承诺再派大员到广州，听取英国商人的冤情。当查理义律和英国舰队撤退后，曼宁对传善竟以三寸不烂之舌，说退英夷，认为是天下奇才。于是把林则徐撤职，发配到边远的伊犁（新疆伊宁）充军，任命传善当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负责跟英国谈判。

琦善事实上是一个饭桶，他于当年（一八四○）十一月到广州。查理义律向他提出的不是什么英国商人的冤情，而是最后通牒，除了要求立即恢复自由贸易外，还要求割让香港（广东新安县南部小岛）作为贸易根据地。琦善既不敢答应，又不敢报告旻宁，唯有乞灵于中国“官场”上的传统手段，推拖敷衍，盼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查理义律了解这种手段，他知道纵令谈判一百年，也不能解决问题。明年（一八四一）一月，英军发动攻击，占领虎门、穿鼻两个要塞，琦善束手无策，只好在英国所提的文件上签字，这就是《穿鼻条约》：

一　割让香港给英国，但税收仍归中国。

二　补偿没收英国商人的鸦片价款银币六百万两。

三　承认中英两国的地位平等。

旻宁接到报告后，大为震怒，下令逮捕琦善，任命满族另一位贵族奕山当总司令（靖逆将军）；湖南兵团司令官（湖南提督）杨芳当副总司令，率领他的精锐部队一万人，增援广州。查理义律听到琦善撤职的消息，知道事情发生变化，就命英军发动攻击，再度占领虎门、穿鼻两个要塞，军舰直抵广州城下，开炮轰城。奕山比琦善更糟，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如何是好，完全依靠杨芳。杨芳是内战时攻打白莲教和回教变民的名将，对内很有办法，对外便丑态毕露了。他发现英国舰队在舰身动荡之中发炮，仍能准确的击中目标，认为那显然是一种妖术。在民间故事里，污秽的东西可以使妖术失灵，于是他就在广州大肆骚扰，收集了大量的猪血羊血，以及粪便等物，罗列城头。可是英国舰队的妖术如故，炮弹的巨响终于使这一对总司令副总司令心胆俱裂，他们狼狈逃出广州，乞求英军不要进城，他们愿立即付出白银六百万两巨款，作为酬报。查理义律表示接受，他所以接受，并不是为了这六百万两，而是在等候英国政府对《穿鼻条约》的训令。

英军不进入广州，使奕山认为事情已告结束，连《穿鼻条约》也不了了之。他向旻宁报告说：“英夷大将军前来广州上诉苦情，当商人把积欠他们的货款六百万两付清后，即行退走。为了怜悯人民的困难，已暂时允许英夷继续通商。”这也是“官场”的技巧之一，“瞒上不瞒下”，旻宁也再一次认为一切事情都已过去。

英国政府对《穿鼻条约》拒绝批准——其实中国当时已经废除，英国纵使批准也必须使用武力才能教中国履行。英国认为香港税收仍归中国，不能叫做割让，赔款只有六百万两，数目太少。于是把查理义律免职，另派朴鼎查爵士接替他的职务。朴鼎查的态度更为强硬，他到任后就率领军舰十四艘，陆军二千五百人，从澳门北上。首先攻陷福建厦门，接着北上浙江省，攻陷定海（浙江舟山），在镇海（浙江宁波东北）登陆，又攻陷宁波（浙江宁波）。曾经宣称要抽英夷的筋做马鞭的华东战区总司令（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裕谦，于全军覆没后自杀。旻宁又惊又气，任命宰相奕经出任东南战区总司令（统筹东南沿海防务·扬威将军），剿灭英夷。

次年（一八四二）春，奕经率二万人精锐的大兵团，反攻宁波，被一千余人的英军击溃，奕经仅逃出性命。英舰进攻乍浦（浙江平湖乍浦港），清政府最自豪的满洲兵团，看见那些夷人的军舰像山一样逼面而来，上面喷着妖怪一样的滚滚浓烟，天空一片漆黑，不觉的魂飞天外，竟然一哄而散。英军不久即攻陷上海，逆长江而上，再攻陷镇江（江苏镇江），切断江南运粮到北京的运河，然后再驶到江宁（江苏南京），在江心停泊。朴鼎查提出最后通牒说，如果中国不接受英国所提出的条件，就开炮轰城。

清政府的将领对于一向瞧不起的英夷，现在已闻风丧胆，文职官员更惊慌失措，只求早日了结这桩公案。皇帝旻宁除了在奏章上批一些大言不惭的话，以显示他的愚昧无知外，最后只好派大臣耆英当全权代表，在江宁（江苏南京）城上竖起白旗，接受英国的条件，签订《南京条约》。

——英国以二千五百人，进入面积比它本土大五十倍，拥有四亿人口的庞大帝国，竟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下世纪（二十）中日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一百年之久，中国就是打的这种每战必败的仗。大黑暗使中国军队腐烂，武器窳败，士气消沉，用任何方法都无法振作，因为这不单是军队问题，军队不能孤立于政治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