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什么此时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问题

这里要了解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

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必须要有准备。

那时，不能再是民族战线，但我们也有太绝对的地方；现在，必须坚持长期的民族战线。

那时，是革命的整个失败，党的路线是退却然后进攻；现在，没有路线上的退却问题，现在是继续进攻中发生局部的暂时的战术上的保守或隐蔽随即准备进攻的问题(如果投降变为事实的话)。

那时，因为反动时期到来，党又没有准备，没有经验，以致队伍混乱，步骤错误(如盲动主义)；现在，则在沦陷区，并准备在投降者占领地，应该作有秩序的退守(有的暂时的，有的长久的)或反攻，而在其他区域则继续进攻方针。

那时，新党员大批脱党或叛变；现在则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这类事情，故须先有准备。历史经验——革命转变关头(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转变)垃圾的跌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坏事；但须注意好好带领新党员，尤其是大批青年学生，他们将来是有用的。

那时，国内国际的情况是黑暗的，现在基本上是光明的。

那时，中央是被机会主义统治着，改造后的中央亦无经验；现在没有这种情形。

那时，尚没有造成大批干部骨干；现在已经造成了。

以上，我作了八条比较。虽然如此，仍须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以便胜利地克服困难，发展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到一个更高阶段，而避免可能的失败。

三、为什么假如投降成为事实时还要坚持民族战线、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问题

主要理由已在说明抗战前途时说过了。这里只说:

(一)在全部抗日过程中必须都是民族统一战线，虽然由于叛变，许多地主资产阶级都走开了，并变成敌人，但地主资产阶级的叛变是逐渐的，不是同时的，留下的成分必须与之合作。忽视这一点，势将铸成大错。故全部抗日过程中，统一战线依然应该是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各集团、各军队的统一战线。

(二)国共合作也是一样，若干国民党员离开了并成为敌人，但留下的若干仍应是合作的。我们要用真国民党反对假国民党，争取中间性的国民党。国共两党平等联盟的前途还是存在的。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忽视这一点，也将铸成大错。

(三)三民主义也是一样，它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我们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这是在几种三民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应采取的政策。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就在抗日过程中也是有区别的，但在抗日过程中二者有其一致点，即在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那样解释时，二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上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党内党外许多人轻视三民主义，认为它是根本反动的骗人的与空洞的思想或教条，是不对的。这种想法是由于没有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加以区别而来。

(四)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其中以所谓“国情”论与“统一”论之武断的叫唤为最嚣张。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适合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的不统一，而欲将其取消以完成其所谓统一，其实乃是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完全违背抗战利益的假统一，完全违反统一中的差别或统一中的斗争这个社会历史事实的武断空话。在旧式半封建政权没有改变为真正革命民主政权以前，边区与八路军是必须存在的，只有在革命民主政权成立之时，***危险消失之时，二者才可放弃现在这样的特殊性，否则只是反革命的要求而已。

四、拥蒋问题

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过去是对的，现在是对的，只要蒋领导抗战一天我们还是拥护的(当然以抗战为条件)，不应对蒋有不尊重的表示。

但蒋对抗战在某种情况下不能坚持的可能是存在的。即在那时，我们如何表示，还要慎重考虑。当然，那时不能不有表示，但须是适当的表示，应以有利团结多数抗战、有利国共继续合作为原则，而不能随便地轻率地恢复“反蒋”口号。

蒋对于共产党存在着敌意，这是他自己表示的事实，我们必须严防他及其部下破坏我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对外不说“国民党投降”，应说“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派”。

五、反汪问题

“认为汪已完了是不对的，汪还能起大的作用”，这是完全对的。汪之汉奸系统较之其他汉奸更大地危害中国，没有疑义。汪在政府中、党部中与一部分军队中有其群众与同情者。

反投降必须联系于反汪，是更便利与更实际的。

六、抗日除奸问题

在假如严重叛变事件发生之时，党应极力注意对付的适当，以不脱离国民党多数为原则。

那时，抗日除奸的口号是必须的，抗日除奸的战争(同时抗日又除奸)也是无可避免的，但决不可离开国民党多数而轻举妄动。只有在为多数人所了解与要求时才能(也必须)发动除奸战争。例如现在的反汪，是合乎这个原则的。

七、民主民生问题

没有革命民主政府，要领导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国广大人民之渴望一个抗日的、给人民以自由的、民主集中制的与廉洁的政府有如望岁，故“争取民主”应在今后“反对投降继续抗战”的运动中与之联结起来。

“改良民生”的与之联结也是一样。不过，只有抗日才有实行民主可能，只有抗日与民主才有改良民生可能，这是今日政治形势中的实际，应该明白。

八、磨擦问题

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北、山东，特别在边区所举行的破坏性与准备投降性的磨擦及武装斗争，是必须给以坚决抵抗的。这种抵抗是有用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裂统一战线之口实。这种自卫的防御的反磨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为此目的，一定条件下缓和、退让也是必要的。

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

严防挑衅，不要上当。

九、友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及从某些军队中撤***的组织问题

半年来经验，在抗日的与我合作的军队中不去发展党，这个六中全会的决定，根本上是对的。在中国军队中发展共产党，一般应限于汉奸与准备变为汉奸的军队，目的是在破坏之，其他则不应发展。任何军队，只要变了汉奸军队，或直接准备变为汉奸军队，都应采取坚决的破坏方针。某些抗日军队中已因党的组织问题发生了有碍合作的问题时，应公开表示撤退，以求合作之继续。

十、援助友党问题

(一)极力援助那些进步分子，但也依进步程度而定援助程度之不同。

(二)拒绝援助那些退步分子、无希望分子，以免其扩充力量之后反噬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有了许多教训。一句话，不作无条件的援助。

(三)极力加强对于一切爱国进步分子的工作，推动他们反对投降，必须要很多有能力的干部去做，一刻不能放松。对中间分子也要加紧工作。

十一、六中全会后中央各部的工作

三年来，特别六中全会以来，逐渐恢复与建立了各个中央工作部门，除军委会、组织部、宣传部、敌区工作部、青委建设较久外，统战部、妇委、工委、财政经济部、干部教育部、总政治部、党报委员会、华北华中委员会、西北委员会、南方委员会都是新建立的，秘书处亦改进了组织，共十六个机关。这些中央工作部门的恢复与建立，是在长征大破坏后的一大成绩，一大令人高兴的事。

十二、中央组织问题

(一)政治局会议以后每周一次。

(二)书记处处理日常事件。

(三)通知，大事用中央名义，小事用书记处。

(四)人员分配，以保证中央领导健全、同时加强地方领导为原则。

(五)中央各部既紧缩又加强。

十三、干部教育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大、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边区党校、鲁迅师范、边区中学、鲁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十七所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少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三万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十八年来未有过的现象。这些学生现在还不能看出他们大的工作成绩，但数年以后就可以看见了。

今后仍应继续这个方针。为物质与敌情原因，分在边区、华北两地办。去华北的，指挥管理仍属中央，但委托北方局监督之。

十四、学习运动

(一)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二)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三)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

(四)是一种长期大学校。

(五)每日二小时学习制。

(六)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七)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实际一致。

(八)勤学者奖，怠惰者罚。

(九)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领导机关与人员

十五、生产运动

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

边区今年的生产运动是认真进行了的。须继续总结经验，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

十六、青年运动

六中全会以来，有成绩。青委与青年联合办事处集中指导青运是对的。

青运方针:坚持青年统一战线，继续采取五四致三青团书的态度，用以争取青年的多数在继续抗战与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之下。

十七、妇女运动

中央发布了妇女运动的方针，开始建立了妇委的工作。地方妇女工作指导机关亦正逐渐建立中。我们历来最缺少的干部是妇女干部，妇女运动经验亦没有总结，这个缺点必须补救。没有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工作干部，要开展妇女运动是不可能的。

十八、工人运动

发布工运工作方针，开始建立了工委，开办了一个工人学校。工人运动在群众运动中是比较薄弱的，党的成分中工人亦太少，今后应该在这两方面有进步。

十九、锄奸工作

新环境下敌人破坏我党我军与边区政府的阴谋，已逐渐显得严重，今后必更严重，大大增加了我们锄奸斗争的重大性。因此全党必须增加这一方面的注意力，必须派出与训练有必要数量的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一部门中去。

凡国民党员因特务工作或武装向我进攻而被逮捕或俘获时，一般以不杀不降为原则(不降，谓不强迫其写自首书，不强迫其声明放弃自己信仰)，以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

二十、党的组织问题

(一)精干。现在不是普遍发展的时候了，一般应停止发展，以精干为原则。

(二)严密。

(三)消除破坏分子，保卫党。

(四)阶级教育，马列主义。

(五)严格执行秘密训令。

二十一、　自力更生

党，军队，一切。

准备对付最恶劣环境。

二十二、　华北问题

华北局面有变到极严重的可能，敌人主力有进攻华北的可能，因此八路军与华北党必须严重注意这种情况的可能到来，而从军事、政治、财政、党的组织、统一战线各方面进行准备，以适合坚持游击战争应付最大困难为原则。

华北的党有责任供给中央必要的经费，这种经费的政治意义是极大的。

二十三、华中问题

必须大大发展华中的党、游击战争与民众运动的工作，从复杂的环境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以为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必须有更好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与新四军工作的发展与进步联系起来。边区的干部以主要输送华中为原则。

二十四、保卫边区

(一)边区是基本根据地，中央所在地，全国有威信的地方，必须坚决保卫之；

(二)敌人进攻边区是促进中国投降的一步骤；

(三)敌人有进攻延安之可能；

(四)即使延安失守，仍然坚持边区，大家准备过游击战争生活，最艰苦但是最生动的生活；

(五)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六)学生与工作人员大批上前线；

(七)好好保护与教育青年学生、新干部、新党员；

(八)保存一个领导集团，一个教育集团，一个军事集团，依靠很好地形，很好民众，一定有办法。

二十五、动员大批学生及工作人员上前线

(一)加强教育，加强前线工作；

(二)毕业后依然上前线，早上前线为强；

(三)因为敌情；

(四)因为经费；

(五)决定去一万人；

(六)政治上、组织上好好动员；

(七)后方便于领导教育与打游击战争，但人员还是不少；

(八)干部须作适当的分配；

(九)学生必须酌量多留一些于后方；

(十)学校名义必须保存，前后方同。

二十六、七次大会[27]

(一)八月一日前选举完毕；

(二)十月开会；

(三)为团结全党反对投降而斗争；

(四)能够来与能够开的。

二十七、两条战线斗争

(一)反对右的:

看不见投降***危险；

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

对时局无出路(失却前途)；

没有阶级立场；

在艰苦斗争面前恐惧消沉。

(二)反对“左”的:

黑暗的中国，黑暗的世界，黑暗的边区，黑暗的自己；

准备破坏统一战线，否认国共合作，不要三民主义，把自己孤立起来盲干。

(三)老干部应做基干，带领广大新党员新干部向抗战的更高阶段前进，向困难阵地攻击。

二十八、团结战胜一切

(一)必须更加团结:

只要中央与高级干部是团结的，全党必能团结。

只要共产党团结，必然无坚不破。全国人民的救星是共产党。

(二)必须更加集中。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三)全国团结一致，集中指挥，战胜一切。

结论

(六月十三日)

一、时局问题

(一)投降因素中，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是主要的，这是很对的。

(二)要克服两种可能的投降——1克服小部投降。2克服大部投降。前者是目前的可能，在大部抗战情况之下的；后者是将来的可能，在假如大部投降了的情况之下的。但做了目前工作即是便利于做将来工作，二者统一不可分。

(三)按照六中全会的定义，敌我力量在某些条件下的平衡才是相持阶段，那末，不但现在不能说相持阶段，如出现李精卫，则是敌人已组成了(它正在努力组织)它的新的战略同盟军，并使用之于作战——迂回我抗战阵地之后方(民族反革命是帝国主义战略同盟军，这是无疑的)，这种时候，更不是什么敌我相持，而是我又打了一个大败仗。那时特点，打我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加上李精卫(中国佛朗哥)，故较过去的战略退却更加严重，而不是什么相持阶段。

(四)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组织两支新的战略同盟军，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一支是中国投降主义者，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动员国际的国内的反投降势力，打退这两支敌人的同盟军。在没有打退以前，没有什么相持阶段。

(五)正面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力)还可能进行军事攻击，说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是不对的。它在财政、经济、人力、军力各方面虽困难，但依实力说，依时间说，都还有军事进攻的可能。所以，不但一方面须要打败从侧面进攻的新的敌人，一方面还要准备继续打败从正面进攻的旧的敌人，才能取得敌我平衡，取得相持阶段的到来。

(六)但这不是说，要把这些正面的侧面的敌人在实力上打到各方面都与我抗日军相等了，才能出现相持阶段。不是实力相等，而是:我之实力十敌人弱点十国际牵制相持阶段。

(七)于是，相持阶段能在三种情况下出现:

1地域大，人数多，阵线巩固，造成敌我相持。例如，俄国内战的中期，欧战的中期。抗战到现在的中国，地域大，人数多，但阵线不固(政治腐败，投降者捣乱)，故还没有相持阶段。如能努力克服投降危险，并在克服过程中改造政治，阵线巩固了，相持阶段就来了。这是第一种。

2地域小(谓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阵线巩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红军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目前的华北局势，可以说是暂时的、小部的相持，把华北局势延长下去，就变成长期小部相持了。

3由上述小部相持再变到大部相持，经过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而达到。如果那时还不能举行战略反攻(还是战役反攻期间)，仍然是相持阶段。

(八)假如大部叛变之事不可免地要在抗战行程***现的话，那末抗战的过程也许就要以下述的公式组织成整个相持阶段:武汉以后的暂时大部相持(目前局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相持，但因阵线不固，故此时还只能说是暂时的)——某时以后的小部相持——某时以后再来一个大部相持。

这种变化的主要特点，就是由阵线不巩固到阵线巩固。要长期相持，就要阵线巩固，有此条件，虽小亦能相持，无之虽大也不能。所以应力争数量之大(人多、地大)，但主要的还在质量之强。所谓阵线巩固，就是抗日根据地之巩固加统一战线之巩固。

(九)华北确有相持形势，但这还是暂时的，我们提出“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是想把暂时变为长期。如果别处都黑暗了，剩下华北(同样，新四军，陕甘宁边区)，那它虽在地域上人数上是局部的，但因已没有别的抗日军了，它成了唯一的抗日军，也就取得了战略相持的意义。这是困难局面，但我们也应准备。大半边天都黑了，剩下共产党抗日，我们也要干下去，也能干下去的。这样干个三年五年，唤醒人民，吸引友军，又逐渐形成新而大的抗日阵线，那时，我们就成了抗日救国的核心与领导力量。

所以，不论如何说，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虽然道路是艰难的。

(十)目前，正是敌我关系(敌我力量)重新改组的时候，看谁争取多数，更看谁的质量较好，以决胜负之谁属。谁胜谁败，这问题目前未决，双方正重新准备条件。

阵线是必然会改组，也必然要改组的。我之同盟军的一部(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可能改变为敌人的同盟军，但我决不让其全调去，我必须争取其另一部，也可能争取其另一部。我还有广大同盟军没有动员，中国农民，日本工农兵，国际无产阶级，苏联的力量，动员起来，便能制敌死命。

敌是反革命的，我是革命的，这个质的不同，决定最后胜利之属谁。但指挥战争的策略，尤其决定胜负之谁属。没有后者，单靠本质优良，胜利仍然没有的。

二、转变问题

(一)我们说准备自己，应付新的可能情况，应付可能的米亚哈，是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之下的。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下，准备对付可能的米亚哈(或哈恰)，与准备在可能的米亚哈占领地区采取暂时的退却政策。到此为止，不能设想对六中全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即是说，如果有转变的话，不是路线的转变，而是战术或策略之局部的暂时的转变，以防意外的袭击，这一点要首先弄清楚。我们要坚持过去的总路线。

(二)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使之能够从反汪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三)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克服投降危机，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更好地准备自己，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切为了孤立投降派而不是使自己孤立。

三、几个策略问题

(一)巩固党问题(组织上的紧缩政策)。去年三月会议[28]决定大大发展党之后，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故须暂时地一般地停止发展。当然不是一个也不准入党，有些地方还是应发展。停止发展为的是便于清理、除奸和教育，将来还是要再发展的。

(二)党应好好保护新党员新干部，主要责任在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新老党员新老干部之间，一定要弄好，如弄不好，老党员老干部负其主责。有完全的理由给新党员新干部以原谅，而对老党员老干部则没有这种理由。此问题过去存在着某些不正确观点。这事，与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的关系大略相同。

要从新党员中提拔大批的干部。

(三)要加紧党内教育。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的统一。但目前应着重阶级教育，同时不忽略统一战线教育。

要编制中级课本，哲学问题上要着重唯物史观。

(四)要提拔地方干部。没有地方干部——中级的，高级的，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反对“钦差大臣”的倾向，反对轻视“土包子”，取消“土包子”这个称呼。

(五)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

(六)友党友军中停止发展党并撤***问题。从大局看，停止与撤退是有益的，否则将因此一事妨碍大局，破裂统一战线。不争取中国军队，革命不能胜利，而争取目前主要的是从政治上，若组织党则妨碍政治争取。

靠嘴巴不靠组织，靠上层不靠下层(暂时情况下)。

一面撤***，一面加强联络，同意统一战线工作的某种独立性。

一般只在真投降者的军队中、政府中、政党中，取组织上的破坏政策，其余，一般只取政治上的争取政策。某些特殊部门不执行撤退办法。

(七)不杀国民党员，有重要意义。不是不杀汉奸，不是不杀某些叛徒，也不是不杀紧急时机的革命危害者。

(八)不应过分强调民主民生。不适当的。目前应强调反投降(强调抗战)，不能同时有几个强调。是联系不是强调。

民主民生在国民党区域是宣传口号，不是行动口号。

征兵、捐税、生产等问题，取赞成而又批评的态度，不能取根本反对态度。

(九)地方策略。要有明确的适合当地情形与各种情形的地方策略。中央以后要注意指导。

(十)要加强群众运动。所谓准备群众即指此。不是降低阶级斗争就能够克服投降，只有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以与统一战线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单有统一而无斗争是非常危险的。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十一)回民问题。

(十二)开办党内刊物。立即就开始办，地方上也要办。

(十三)其他。

总的结论就是这样:团结战胜一切。

报告部分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结论部分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修改件刊印，并据《两条路线》校改。

[1]天羽，即天羽英二（一八八七——一九六八），当时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

[2]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3]安南，今越南。

[4]陶德曼（一八七七——一九五○），当时任德国驻中国大使。

[5]蒋，指蒋介石。二陈，指陈果夫（一八九二——一九五一）、陈立夫（一九○○年生），浙江吴兴（今属湖州市）人，当时均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何，指何应钦（一八九○——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6]孙，指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于，指于右任（一八七九　——一九六四），陕西三原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

[7]近卫，即近卫文麿，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8]指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南京成立的日本傀儡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它在名义上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日本占领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一九四○年三月并入汪精卫伪政府。

[9]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的日本傀儡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它在名义上管辖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日本占领区和北平、天津两市。一九四○年三月并入汪精卫伪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

[10]张高峰，即张鼓峰。一九三八年七月底八月初，日军在中国、苏联交界处的张鼓峰地区，向苏军挑衅。在苏军的有力回击下，日军战败求和，在莫斯科订立张鼓峰停战协议。

[11]板垣，即板垣征四郎（一八八五——一九四八），当时任日本内阁陆军大臣。

[12]宇垣，即宇垣一成（一八六八——一九五六），一九三八年五月出任日本内阁外务大臣，同年九月辞职。

[13]平沼，即平沼骐一郎（一八六七——一九五二），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14]指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15]莫洛托夫（一八九○——一九八六），当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

[16]东四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热河省，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地区分别并入河北、辽宁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17]宋，指宋庆龄。何，指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广东南海人。邓演达（一八九五——一九三一），广东惠阳人。他们都是国民党左派领袖。

[18]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县（今属巢湖市）人。一九三三年五月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

[19]蔡廷锴（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广东罗定人。一九三二年指挥十九路军参加淞沪抗战。一九三三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20]赵博生（一八九七——一九三三），河北黄骅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董振堂（一八九五——一九三七），河北新河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一九○一——一九三四），河北沧县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三旅旅长。一九三一年春，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同年十二月，该军一万余人在他们的领导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编为红军第五军团。

[21]吉鸿昌（一八九五——一九三四），河南扶沟人，一九三三年五月，与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任应岐（一八九二——一九三四），河南鲁山人，一九三四年五月与吉鸿昌等共同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吉鸿昌、任应岐同在北平遇害。

[22]张学良，一九○一年生，辽宁海城人。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们共同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3]陈济棠（一八九○——一九五四），广东防城（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和李宗仁联合其他两广将领发表通电，表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要求对日宣战。

[24]米亚哈，即何塞·米亚哈，西班牙内战期间任马德里城防司令。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与卡萨多、贝斯泰罗发动***和国的军事政变。二十八日，向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所领导的叛军投降。

[25]哈恰，即埃米尔·哈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接受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逐步置于希特勒德国的控制之下。一九三九年三月，又被迫将捷克地区改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区”，划入德国版图。

[26]佛朗哥（一八九二一九七五），曾任西班牙陆军参谋长。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一九三九年四月夺取政权，建立法西斯统治。

[27]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成立了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七大”准备委员会。同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准备“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讨论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并正式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加紧完成准备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切必要工作”。由于战争和交通等原因，大会迟迟未能召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才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召开。

[28]指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