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章士钊[1]的信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2]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3]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4]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2]上部，盼即寄来。敬颂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1]章士钊（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指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它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

[3]指当时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4]郭老，指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康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山东胶南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