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冰箱上张贴小孩涂鸦的作品和苹果派一样，代表了道地的美式作风。我们鼓励孩子表现自我，自己动手做东西。可是，等到他们6岁大的时候，我们却突然改弦易辙，让他们觉得美术课就像棒球课外活动一样，比不上英文或数学那么重要，有志出人头地的年轻人应该把时间花在、背诵和复习上。于是，在他们上学以后的20年里我们像填鸭一样拼命往他们的左脑中灌输各种知识，却让他们的右脑日渐萎缩。

派普特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位19世纪中叶的外科医生神奇地穿过时光隧道来到一间现代的手术室。所有的一切对他而言都全然陌生。他不认识任何手术器械，不知道该怎样动手术，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得上忙。现代科技已经完全改变了外科医学的面貌。

但是，假如有一位19世纪的教师也搭乘同一部时光机器来到了现代的教室，那么，除了课程内容有一些细枝未节的变动外，他她可以立刻从他她的20世纪末的同行那里接手教起。我们今天的教学方式和150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在技术手段的运用上，也差不多还停留在同样的水平。事实上，根据美国教育部最近所作的调查，84％的美国教师认为只有一种信息科技是绝对必要的：复印机再加上充足的复印纸。更好的调色板然而，我们终究开始摆脱这种呆板僵化的教学模式，从主要迎合那些约束自己按部就班的孩子，走向更多元化的教学。在这种教学中，艺术与科学之间、左脑与右脑之间，不再径渭分明。当一个孩子使用logo这样的计算机语言，在电脑屏幕上画图时，所画出的图形就既是艺术的，也是数学的，可以看作两者中任意一种。即使抽象的数学概念现在都可以借助视觉艺术的具体形象来加以阐释。

个人电脑将使未来的成年人数学能力更强，同时也更有艺术修养。10年后的青少年将拥有更丰富多样的选择天地，因为不是只有书呆子才能成就高深的学问，具有各种不同的认知风格、学习方法和表现行为的人，都可能成大器。

工作与游戏之间的中间地带会变得异常宽广。由于数字化的缘故，爱与责任不再那样界线分明。业余画家大量涌现，象征着一个充满机会的新时代的来临，以及社会对创造性休闲活动的尊重。未来将是个终身创造、制造与表现的年代。今天，当退休的老人重拾画笔时，他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但和青壮年时期相比，他所得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回报，将来，不同年龄的人都会发现自己的生命历程更加和谐，因为工作的工具和娱乐的工具将越来越合二为一。将有一块更好的调色板来谐调爱与责任、自我表达与团体合作。

老老少少的计算机黑客们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设计的程序就好像超现实主义的绘画一样，既有高度的美感，又有卓越的技术。我们可以同时从风格与内容、意义和表现手法等不同层面，来讨论他们的作品。他们的电脑程序表现了一种新美学。这些黑客们正是新电子表现主义的先驱。音乐的推动力事实证明，音乐是计算机科学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我们可以从三个非常有力而又相互补充的方面来探讨音乐问题。首先是数字信号的处理——比方说极难解决的声音分隔问题（例如在录下的音乐中抹去可乐罐落地的杂音）。

我们也可以从音乐的认知角度进行探讨——如何诠释音乐语言，音乐欣赏的构成要素有哪些，情绪从何而来？最后，我们可以把音乐当成一种艺术表现和叙事手段——叙述一个故事，激发一些情感。所有这三个方面当仁不让，都非常重要，它们使音乐成为完美的知性领域，让我们能优雅地穿行于技术与表现、科学与艺术、个人世界与公众世界之间。

假如你问挤满整个礼堂的计算机系学生，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乐器，或有多少人认为自己爱好音乐，绝大多数人都会举起手来。数学和音乐之间传统的亲密关系现在惊人地表现在计算机科学界和电脑黑客群体之中。媒体实验室由于研究音乐而吸引了一批出类拔萃的计算机系学生。

美术和音乐这种儿时的嗜好，能够让孩子以全面的眼光来观察和探索迄今为止还是以单一方式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浩瀚的知识世界。但是父母和社会往往有意无意地阻挠孩子发展这方面的兴趣，或让孩子只把美术和音乐当成学业攀登中缓解压力的手段。我上学时很讨厌历史课，但却能说出美术和建筑史上所有重要的里程碑和它们的年代，而对政治事件和战争的年代我却怎么也记不住。儿子受我的遗传，也有诵读障碍，但却能津津有味地把有关高空冲浪和滑雪的杂志一字不落地看完。对有些人而言，音乐可能正是研究数学、学习物理和了解人类学的最佳途径。

说完了上面这些，转过头来，我们究竟如何学习音乐呢？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初叶，在学校练习乐器是很普遍的现象。后来，录音技术的发展阻止了这一潮流。直到最近，才有些学校重新让学生从制作音乐中来学习音乐，而不只是靠听音乐来学习。让幼小的孩子利用电脑学习音乐有很大的好处，因为电脑能提供五花八门的入门途径。电脑不会限制有天分的孩子接触音乐的机会。孩子可以借助各种不同的方式，通过电脑来体验音乐，音乐游戏、声音数据磁带和本身可控制的数字声音，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

视觉感奇佳的孩子，甚至还会希望发明出看见音乐的方法。电子艺术电脑和艺术第一次碰面时，会给双方都带来恶果。其中一个原因是机器的印记太强烈了，在全息艺术或立体电影中，电脑的表现往往压过了艺术原来意欲表达的内涵。科技就好像法国调料酱中的胡椒一样，电脑味道太强的结果，反而喧宾夺主，掩盖了艺术表现中最微妙的信号。

毫不奇怪，在音乐和表演艺术中，电脑和艺术表现得最为相得益彰。因为在这两个领域中，艺术作品的表现、传播和体验都能在技术上很容易地融合在一起。作曲家、表演者和观众都可以进行数字控制，如果荷比汉考克（herbiehancock）在互联网络上推出他的下一部作品，那就好比在一个拥有2000万个座位的剧场中演奏，而且每位听众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改变音乐的表现。对有些人而言，只要单纯调节音量就可以了。有些人则可能把音乐转换成卡拉ok。其他人甚至会调整它的酬。

数字化高速公路将使“已经完成、不可更改的艺术作品”的说法成为过去时。给蒙娜丽莎（monalisa）脸上画胡子只不过是孩童的游戏罢了。在互联网络上，我们将能看到许多人在“据说已经完成”的各种作品上，进行各种数字化操作，将作品改头换面，而且，这不尽然是坏事。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艺术表现方式得以更生动和更具参与性的新时代，我们将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传播和体验丰富的感官信号。这种新方式不同于读一页书，也比到卢浮宫（louvre）实地游览更容易做到。互联网络将成为全世界艺术家展示作品的全球最大的美术馆，同时也是直接把艺术作品传播给人们的最佳工具。

当数字化艺术家提供了改编作品的手段时，他们同时也开创了数字化艺术发展的大好契机。尽管这种做法似乎把重要的艺术作品全然世俗化了——就好像把斯泰肯的所有照片都印到明信片上，或是把瓦霍尔（andywarho1，1928一1987）的所有作品都变成装饰艺术一样。关键是，数字化使我们得以传达艺术形成的过程，而不只是展现最后的成品。这一过程可能是单一心灵的迷狂幻想、许多人的集体想象或是革命团体的共同梦想。

离经叛道者的沙龙媒体实验室最初的想法是把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带往新的方向。这种新的方向是指通过信息系统的内容、消费性应用的需求和艺术思维的本质来塑造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我们向广播电视、出版和电脑界大力推销这一想法，因为它将影像的感官丰富性。出版的信息深度，以及电脑的内在互动性集于一炉。这个概念今天听起来十分合乎逻辑，但当时在众人眼中却愚不可及。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麻省理工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教授认为，所有和这个项目有关的人都是“江湖骗子”。

媒体实验室坐落在一栋由着名建筑师贝律铭所设计的建筑中（设计时间是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延伸建筑之后，以及在巴黎卢浮宫的金字塔之前）。我们花了7年左右的时间来筹募财源、修建大楼和延揽人才。

就像1863年巴黎艺术界的当权派拒绝让印象派画家参与正式的美术展一样，媒体实验室的这群被正统人士拒之门外的始创研究人员也就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落选者沙龙”这些人中有些在学术界眼中太过激进，有些人的研究不见容于自己的系所，有些人则根本无处容身。除了魏思纳和我以外，这一群人还包括了一位电影制作人，一位图形设计师、一位作曲家、一位物理学家、两位数学家，和一群在这之前的几年中发明了多媒体的研究人员。

我们在80年代初聚集到一起，形成了电脑科学界的一支非主流文化。当时的电脑界仍然是程序设计语言、操作系统、网络通信协议和系统结构的天下。维系我们的并不是共同的学术背景，而是一致的信念：我们都相信，随着电脑日益普及而变得无所不在，它将戏剧性地改变和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不但会改变科学发展的面貌，而且还会影。

胜活的每一个方面。

我们这群人的结合可谓占尽天时，因为当时，个人电脑已经诞生，用户界面开始受到重视，电信工业也解除了管制。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厂和电视台的拥有者和经营者都开始自问：未来将以何种面貌出现。两位聪明的媒介巨孽，时代——华纳的史蒂夫

罗斯和迪克门罗凭直觉预见到数字化时代的来临。而投资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疯狂的新项目…对他们来说，用不着下多大的本钱。于是，我们很快就发展成一个拥有300人的研究机构。

今天，媒体实验室已经成为主流，而互联网络上的冲阶浪手则成了在街头游荡的疯孩子。数字一族的行动已经超越了多媒体，正逐渐创造出上种真正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故作姿态，这些网上好手结缘于电脑空间。他们自称为比特族或电脑族，他们的社交圈于是整个地球。今天，他们才代表了落选者沙龙，但他们聚会的地方不是巴黎的咖啡厅，也不是位于坎布里奇的贝律幸铭建筑。他们的沙龙是在“网”上的某个地方。

这就是数字化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