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释疑解惑

1989年的春天和夏天，我参观了沙特尔大教堂，研读了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这使我看到了以前被我视而不见的许多事情——尤其使我看到了一种惊人的可能性：12世纪时，圣殿骑士们可能曾到埃塞俄比亚去寻找约柜。

正如本书第五章所解释的那样，我发现并不难解释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和动机。但我现在需要去证明一点，即除了圣殿骑士们那次被我认定的”探寻”活动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约柜的最后安放地确实就是阿克苏姆城的圣堂礼拜堂？

世界上毕竟还有几百个城市、几百座教堂都自称拥有某种”圣迹”之类的东西——例如所谓”耶稣受刑的十字架”的残片、基督的裹尸布、圣·塞巴斯蒂安的指骨、朗吉弯斯（指基督教伪经中提到的用长矛刺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罗马士兵——译者注）的长矛，如此等等。但对它们进行了理性的调查后，几乎所有的结论却都是这些吹嘘纯属子虚乌有。因此，为什么阿克苏姆城就该例外呢？该城居民显然相信他们自己的这个传说，但这当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而只能证明他们是易受影响、耽于迷信的一群人。

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有充分理由做出结论说：埃塞俄比亚人那里并没有约柜。

”塔波特”造成的麻烦

最重要的是，19世纪中期，亚美尼亚长老会的一位特使曾访问过阿克苏姆，结果证明：尽管”所有的阿比西尼亚人都相信”阿克苏姆城有约柜的传说，但它其实是个”弥天大谎”。

那位特使名叫迪摩瑟斯，他向阿克苏姆的几位僧侣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给他看了一块石板，那块石板”是一块略微发红的大理石，长24厘米，宽22厘米，只有3厘米厚”。据那些僧人说，那就是约柜里的两块石头诫板之一。他们没有给迪摩瑟斯看阿比西尼亚人所相信的那只约柜本身，并且显然是希望他瞥见那块石板后便会满意，他们称它为”摩西的塔波特”。

迪摩瑟斯果然心满意足了。他显然就像刚刚揭开了一个奥秘那样欢欣，报告说：

这块石头实际上原封未动，显示不出属于哪个时代。它的年代最多距离现在13个世纪到14个世纪……像阿比西尼亚人这样的蠢人，却盲目地把这块石头当成了真的诫板，自以为拥有了它。其实他们是徒有虚名，（这么说是因为）那根本就不是真的诫板。熟知《圣经》者不用任何进一步的证明便都知道：实际上，写有那些神圣律条的诫板被放入了约柜，永远地消失了。

我应当如何理解这些话呢？如果这位亚美尼亚特使看到的那块石板，真的来自阿克苏姆人所说的那只约柜，那么，他说这些人徒有虚名就是正确的，因为”距离现在13个世纪到14个世纪”制造出来的某种东西，不可能是那两块写有十诫的”诚板”之一，而传说”十诫”是在基督诞生的1200多年以前被写在诫板上的。换句话说，如果容器里装的东西是假的，那容器本身也必定是假的。这意味着，阿克苏姆人的那个传说的确完全是个”弥天大谎”。

但我觉得，在没有试图回答另一个重要问题之前就做出这个结论，不免为时过早。那个问题就是：迪摩瑟斯见到的是那只（被认为是）真的”摩西的塔波特”，还是一件别的什么东西呢？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对埃塞俄比亚人那样的”蠢人”居然可能拥有约柜那般珍贵的圣迹，那位亚美尼亚特使显然感到受了冒犯，感到怒不可遏，因此便很想证明他们根本没有约柜。不仅如此，我反反复复地了他的记述以后，还越来越清楚了一点：他强烈渴望着证明自己的偏见是正确的，这种渴望已经压倒了他全部的理智调查精神——他绝对没有认识到埃塞俄比亚人的那种微妙而不同寻常的天性。

19世纪80年代他访问阿克苏姆时，那座特别为约柜建造的礼拜堂还没有建成，而约柜（或者说，那件被看作约柜的东西）当时还被保存在锡安的圣玛利教堂的内殿里（17世纪时，法悉里达斯皇帝重建了那座大教堂后，把它放在了里面）。然而，迪摩瑟斯当时并没有被允许进入内殿。他被领到一个破旧的木头外殿里，”和其他几间屋子一起坐落在大教堂外面左侧的地方”。他正是在这个外殿里见到那块”略微发红的大理石”的。

因此，在我看来，这位亚美尼亚特使很可能上了那些僧侣的当。

我知道，埃塞俄比亚东正教教会把约柜视为独一无二的圣物，因此，无法想象会把它（或它里面装的东西的一部分）从锡安的圣玛利教堂的内殿挪走，即使暂时挪走也不可能，除非出于某种极为迫不得已的原因。一个粗俗的外国人那种先睹为快的心血来潮，当然算不上这种迫不得已的原因。不过，这位外国人又是耶路撒冷的亚美尼亚长老会特使，因此，明智的办法就是对他表示出一定的尊敬。

该怎么办呢？我想答案就是：那些僧侣决定让他看看阿克苏姆许多”塔波特”当中的一块。他强烈地表示，即使见不到约柜，也要见到某种和约柜有关的东西，因此，让他听到他想听到的消息（即告诉他，他看见的是真正的”摩西的塔波特”），这就完全是出于善意和礼貌的做法了。

我需要证实我的这个见解，因此，我给亚的斯亚贝巴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因为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教授就住在那里，我们在1983年为埃塞俄比亚政府合写过那本书。他于1987年回到亚的斯亚贝巴，在埃塞俄比亚研究所重操旧业。我先告诉他，我对阿克苏姆人关于约柜的那个传说又产生了兴趣，然后请教他有关迪摩瑟斯的事情。他是否认为那位亚美尼亚特使见到的那块”塔波特”，真的就是埃塞俄比亚人相信的被摩西放进约柜的两块诫板之一呢？

”这太不可能了，”理查德回答说，”他们绝不会把这么神圣的东西拿给任何外人看。何况我也读过迪摩瑟斯写的那本书，里面全是错误和曲解。他非常傲慢，和埃塞俄比亚东正教会打交道时颇为狂妄，并且并不完全诚实。我想，阿克苏姆的教士们必定很快就看透了他的为人，因此就用其他的塔波特糊弄他，而那东西对他们没什么重要意义。”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理查德告诉我几个人名和两位埃塞俄比亚学者的电话号码，他认为这些人会为我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他们是：贝莱·戈代博士，他用数年时间彻底研究了埃塞俄比亚古代史，是阿姆哈拉文和杰泽文文献的专家；还有埃塞俄比亚研究所的瑟古·哈贝尔一塞拉西博士，他写有一部受到高度推崇的著作，书名是《1270年前的埃塞俄比亚古代及中世纪史》，我已经熟悉了它的内容。

迪摩瑟斯在阿克苏姆看到了什么、没看到什么，这个问题还是萦绕在我脑子里，所以我决定问问哈贝尔一塞拉西。于是，我给他打了电话，做了自我介绍，然后问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

他笑着说：”哦，那家伙见到的当然不是真的摩西塔波特啦。那些僧侣为了满足他的希望，给他看了一个替代品——不是那个真的……在我们埃塞俄比亚，通常每个教堂都有不止一个塔波特。实际上，有些教堂甚至有10块或者12块塔波特，它们被分别用在不同的祭礼仪式上。所以说，他见到的是其中之一。丝毫不必怀疑这一点。”

这位历史学家的话里充满了自信，已经消除了我对那位亚美尼亚特使的证据所剩的疑虑。迪摩瑟斯看见的那块”略微发红的大理石”，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埃塞俄比亚人提出的那个说法，即约柜就在埃塞俄比亚。

不过，他对自己访问阿克苏姆的记述，还是在我心中引起了另一个复杂疑问，那就是所谓”塔波特”究竟是否能算作圣物。

据我所知，这些东西被看作约柜的复制品，而我很清楚，约柜是一个大小类似茶具柜的箱子。但是，迪摩瑟斯看见的那一小块大理石板却被称为”塔波特”，还被说成是约柜里的两块诫板之一。

我的确需要弄清这个问题。埃塞俄比亚的每座教堂都有自己的塔波特，我现在还知道，有些教堂还有不止一块。可是，这些塔波特真的就是那件圣物的复制品吗？那件圣物被认为是约柜，并被保存在阿克苏姆的圣堂礼拜堂里。如果是这样，如果所有的塔波特都是平板，那就意味着那件圣物也必定是块平板——换句话说，它不可能是约柜（尽管它可能是写有”十诫”的诫板之一）。

我在埃塞俄比亚住过许多年，其间我见过的塔波特全都是平板，而不是箱子——那些平板有的是木头的，有的是石头的。显然，正是这一特征，使那位学者海伦·阿道夫得出结论说：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构思他笔下的那只圣杯石的时候，必定对塔波特有所了解。如果”塔波特”就是为了代表约柜里装的诫板，那就再好不过了。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东西被看作约柜的复制品，那么，阿克苏姆人说他们拥有约柜的说法就要大打折扣了。

我很难忘记，1983年我参观大英博物馆人种学藏品后立即注意到的，正是这个问题，使我放弃了对这个奥秘的初步考察。这个问题现在又鲜明地出现在了我面前。所以，在进一步考察之前，我感到必须一劳永逸地弄清一个问题：塔波特究竟被看作什么。

为此，我给贝莱·戈代博士打了电话，他是理查德·潘克赫斯特向我推荐的另一位埃塞俄比亚学者。做了自我介绍以后，我就直奔主题，问道：”你是否相信约柜就在埃塞俄比亚呢？”

”相信，”他加重了语气说，”不仅我相信，所有埃塞俄比亚人都相信约柜在埃塞俄比亚，它被保存在阿克苏姆城锡安的圣玛利教堂里。人们认为，门涅利克一世皇帝去耶路撒冷去见他的父亲所罗门以后，把约柜带回了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语里的塔波特是怎么回事？它的意思是柜子吗？塔波特是否就是阿克苏姆的约柜的复制品呢？”

”在我们的语言里，塔波特（abo）正确的复数形式是塔波塔特（aboa）。不错，它们是复制品。因为真约柜只有一个，因为普通人需要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去寄托信仰，其他所有教堂都在使用这些复制品。埃塞俄比亚今天有两万多个教堂和修道院，每一个都至少有一个塔波特。”

”我也正是这么想的。不过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我见过的所有塔波塔特，没有一个像《圣经》里描述的约柜。它们全都是些平板，有的是木头的，有的是石头的，其中没有一块的长和宽大于一英尺，其厚度也全都是两三英寸。如果这样的东西被看作阿克苏姆城锡安的圣玛利教堂里那件圣物的复制品，那么，根据逻辑推理，那件圣物就根本不可能是约柜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里描述了约柜。《出埃及记》清楚地把约柜描述成一个相当大的矩形箱子。请别挂电话，我查看一下细节的描述……”

我从案头的书架上拿了一本耶路撒冷版的《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37章，找到了有关段落，大声念着工匠比撒列如何按照摩西向他传达的上帝旨意制造约柜：

比撒列用皂荚木作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里外包上精金。

”一肘（腕尺）究竟有多长？”戈代问道。

”大约一个前臂那么长，就是从肘部到中指尖。换句话说就是大约18英寸。这就是说，约柜长约3英尺9英寸，宽和高各约两英尺。但塔波塔特完全不符合这个尺寸。它们太小了。”

”你说的不错，”戈代沉吟着说，”不过，我们的确有那只真约柜。这一点确定无疑。实际上，我们甚至还有一位目击者的描述呢。”

”你指的是亚美尼亚特使迪摩瑟斯的记述吧？”

”不，不，当然不是。他什么也没见到。我说的那个目击者，去阿克苏姆的时间比他早得多。他是一位地理学家，名叫阿布·萨利赫——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亚美尼亚会会员。他生活在13世纪初，曾经巡视过许多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这些教堂和修道院大部分在埃及。不过，除此之外他还访问了一些邻近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他的著作里也包括这些国家的一些材料。正是这本书描述了约柜。如果我没记错，他的描述很近似你刚才给我读的《出埃及记》里的描述。”

”阿布·萨利赫的这本书吗？它被译成英语了吗？”

”啊，是的。19世纪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译本。你会找到一本的。编者是某位伊维茨先生……”

两天以后，我怀着胜利的喜悦，走出了伦敦东方及非洲研究院图书馆的书库。我手里是一本由b··伊维茨翻译、由阿布·萨利赫著的厚厚著作，书名是《埃及和几个邻国的教堂及修道院》。在这本书第284页上，我发现了一行小字副标题”阿比西尼亚”，下面是长达八页的观察和评述，其中提到：

阿比西尼亚人拥有约柜，其中装着两块石板，上面刻有上帝为以色列的众人亲手写下的戒律。约柜被放在祭坛上，但它比祭坛要短一些，其高度与男子的膝盖相同，外面包金。

我向图书管理员借了一把尺子，量了一下我脚底到膝盖的小腿长度。这个尺寸非常接近《出埃及记》里说的27英寸。我认为这很有意义，如果那句”其高度与男子的膝盖相同”的话，指的是一个穿鞋或穿靴的男子，那就更贴切了。

我知道，如此粗略的尺寸要作为证据，那绝不会是最后的结论。何况我也无法彻底排除一种可能，即这位亚美尼亚的地理学家13世纪访问阿克苏姆城时，的确见到了真正的约柜。但无论如何，在我看来，他的记述的真正重要性都在于：它无可争辩地把约柜描述为一个包金的箱子或柜子，而不是一块只有几英寸厚的木板或石板，像我见过的那些”塔波塔特”那样。或者可以说，它也不像19世纪的迪摩瑟斯见到的那块”塔波特”。

同样有意义的是，阿布·萨利赫还描述了阿克苏姆的基督徒使用他见到的那件圣物的一些细节：

礼拜仪式每年要在王宫里举行四次。当把它从存放的教堂拿到王宫里时，它上面要遮盖篷布。这四次仪式分别是耶稣诞生日、耶稣受洗日、耶稣复活日和十字启示日。

在我看来，这个早期的、相当忠于事实的目击实录，无疑极有力地支持了埃塞俄比亚人的那个说法，即埃塞俄比亚是真正约柜的最后安放地。他所说的约柜，其尺寸和外貌都大致正确。阿布·萨利赫甚至描述了自己看见那圣物被运送时还遮盖着”篷布”，这与《圣经》里的规矩也完全一致：

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慢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见《旧约·民数｛己》第4章第56节——译者注）

到此为止，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尽管这位亚美尼亚地理学家的记述很有帮助，他还是没能回答我的那个症结问题，它是由那些被成为”塔波塔特”的东西的形状产生的问题。我无法忽视这个问题，因此，我决定考察一下这个埃塞俄比亚单词的词源。我想知道”塔波特”这个字的原型，其意思是否就是”柜子”？它的意思会不会是”石板”？它会不会具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思？

我对这个字的词源学考察，把我带入了一个纯智能领域，我从来没有涉足过这个领域，以后我也不想再次涉足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就是语言学。我翻阅了一摞又一摞令人厌烦的文献，终于证实了一点：被称为”杰泽语”的古代埃塞俄比亚语，以及它现代被广泛使用的阿姆哈拉语，都属于问米特语族，而希伯来语也属于这个语族。

于是我了解到，希伯来文《圣经》里提到约柜时，最常使用的词是”aron”，而此字和”塔波特”（abo）毫无共同之处。不过，还有一个希伯来文单词”ebah”，而学者们一致认为，埃塞俄比亚语里的”abo”无疑来自这个单词。

接着，我试图证实”ebah”这个字是否出现在希伯来文《旧约》里。经过进一步研究，我发现它确实出现过，尽管只出现了两次。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处使用了这个单词的地方，都用它来指代一种船形的容器。第一处是指挪亚方舟，其中载着大洪水后幸存下来的人类（事见《旧约·创世记》第6章第7节——译者注）；第二处是指蒲草箱，摩西的母亲为了使婴儿摩西逃过法老的怒火，把他放进这只蒲草箱，让它顺尼罗河漂流（事见《旧约·出埃及记》第2章第3节——译者注）。

我又翻开了《国王的光荣》，发现其中有一段文字把约柜具体描述为”一只船腹……长约两腕尺半，宽约一腕尺半，汝应以纯金包之，其内外皆应包纯金”。不仅如此，在这个”船腹”里，还将放进”两块上帝亲手书写的石板”。

这些描述不容置疑。无论是从其词源还是从其早期使用的情况判断，埃塞俄比亚语的”abo”都毫无疑义地称谓《圣经》里的约柜，其原型就是一只包金的容器——对于这个容器，”船腹”这个说法可以作为一个聪明的暗喻，它不但能使人想到这件圣物的形象，而且能把它的概念和更早期的那些”船只”联系起来：它们是挪亚方舟和蒲草船，而这两者都曾装过神圣而珍贵的事物。

然而，同样是这个”塔波特”的标记，却绝不可能称谓或指代任何木板或石板。因此，这里仍然存在一个真正的谜。不过，这个谜最终还是被爱德华·乌伦多夫教授为我解开了。他是英国皇家学会成员，伦敦大学埃塞俄比亚研究专业的第一位学位主席。这位著名学者现已退休，住在牛津。他坚持说，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解释埃塞俄比亚人如何把木版或石板说成了”柜子”：

真正的约柜据说在阿克苏姆；其他所有教堂只能拥有它的复制品。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是整个的柜的复制品，而只是其中所盛之物（即诫板）的复制品……换句话说，把这些木版或者石板描述成”塔波塔特”，这是一种”以部分指代整体”（parsprooo）的做法，它仅仅代表约柜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诫板。

琥珀里的苍蝇

乌伦多夫对”塔波特”问题的这个解释，消除了一个明显的矛盾，驱散了笼罩在埃塞俄比亚人那个说法上的一块疑云——他们自称拥有失踪的约柜。

但是，埃塞俄比亚人的那个说法却依然笼罩着其他几块疑云。正是乌伦多夫使我注意到了其中最浓重的一块疑云。他写过一篇题为《埃塞俄比亚传说中的示巴女王》的论文，其中非常鲜明地指出：不能把《国王的光荣》看作一部史书，因为它的目的其实是美化埃塞俄比亚，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书中才提到了约柜。

认为《国王的光荣》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杜撰，这种见解也并非乌伦多夫一个人才有。例如，在这部伟大史诗的英译本序言里，e·a·瓦利斯·布奇爵士也指出示巴女王根本不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人。”这种可能性简直微乎其微，”他写道（他是在引述我已经熟悉的一种观点），”她的故乡是塞布哈（sebha）或者萨巴（saba），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南部。”

一些学者十分重视一个情况：在所罗门时代（即基督诞生前1000年），埃塞俄比亚还没有任何自己的真正文明，因此当然不可能拥有一种先进的城市社会，从而造就一位像示巴女王那样出名的君主。

其实，学者们一致认为，公元6世纪以前，阿比西尼亚高原上连启蒙的文明都没有开始，而一直到公元10世纪，埃塞俄比亚的文明才发展到了成熟的水平。但这一进步时期却不能被看作埃塞俄比亚人的成就——相反，其催化力量是各个阿拉伯部族的流入，他们的”更高素质”使当地居民的落后文化发生了巨变。这些闪米特族移民主要来自也门，他们定居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在与当地人口的同化过程中，造就了文化上的变更。他们带来了价值无比的礼物：宗教、发展水平更高级得多的社会组织、建筑、艺术以及一种书写体系。

总之，埃塞俄比亚文明不仅比阿克苏姆传说暗示的时代晚近得多，而且是从其他文明中借得的。不仅如此，大多数埃塞俄比亚的内心深处都知道这是事实，因而对自己的传统遗产深感不安。的确，一本标准的历史著作甚至提出：《国王的光荣》之所以被普遍接受，是因为它满足了阿比西尼亚人的一种深层心理需要，那就是：”证实他们的古代起源……暴发的民族，如同暴发的个人一样，都渴望光宗耀祖，这种民族也会像暴发户那样毫不犹豫地伪造家谱。”

我认为，这一切见解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们都强调了一种观点，即《国王的光荣》的内容多为虚构（因为这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他们关于约柜被拐的说法可能以一定的真正事件为依据），而在于它们一致认为，埃塞俄比亚文明相对年轻，并且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

我想证实埃塞俄比亚人自称拥有约柜的说法是真的，而对我的这个尝试，以上这些意见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不仅可以用来说明这块高原上总体文明的发展，而且可以用来（相当具体地）说明法拉沙人文明的发展。

《国王的光荣》相当清楚地宣布：公元前950年前后，门涅利克及其同伴带着约柜回到了埃塞俄比亚时，犹太教的信仰被引进了埃塞俄比亚（甚至据说示巴女王本人也改信了犹太教）。因此，从事情的表面上看，埃塞俄比亚真正的黑种犹太人的存在，似乎足以证明约柜就在埃塞俄比亚。但如果更仔细地考察，你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或者说，至少和学者们的见解不一致。

1983年，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曾告诉我说，学术研究界一致赞同一个观点，即公元2世纪前，犹太教信仰不大可能到达埃塞俄比亚。这种信仰是从也门经过红海被带入埃塞俄比亚的。公元70年以后，也门已经有了大量的犹太居民，他们是为了逃避罗马人在巴勒斯坦的迫害而移民也门的。

这种观点的最有力支持者之一就是乌伦多夫教授。他有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埃塞俄比亚与怪经＞》，其中用了很多篇幅论证了这个观点，并且强调了一个结论：法拉沙人的祖先肯定是由犹太人转变而成的，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即从公元70年到公元550年，他们”由阿拉伯半岛南部进入了埃塞俄比亚”。

我决定彻底调查这个问题。如果法拉沙人犹太教的历史确实不足2000年，并且的确是来自阿拉伯半岛，那么，一种表面上似乎可信的”文化确证”就被一笔勾销了，那就是：埃塞俄比亚与《旧约》时代的耶路撒冷之间具有直接的接触。同时，阿克苏姆是约柜最后安放地的说法，即使并非全不可信，也要大打折扣。

然而，这个新阶段的调查开始后不久，我就渐渐领悟了一点：学者们之所以一致赞同”也门论”，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证实其他任何理论的证据。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犹太教信仰无法通过其他路线进入埃塞俄比亚，也没有证据表明这种信仰是通过其他路线进入那里的。因此，学者们便倾向于认为它可能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因为众所周知，历史上从那个地区还有向埃塞俄比亚的另外一些移民运动。

这种做法使我震惊，因为它在逻辑上是可悲的失误，其中，”没有证据”（这是一回事）实际上却被用来证明”没有”（这是另一回事）。让我再说一遍：问题在于，没有证据表明犹太教到达埃塞俄比亚的时间比学者们认为的要早得多，没有证据表明除了学者们认为的那条路线以外，犹太教还曾通过其他路线到达那里；但是，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实际情况不是如此。

因此，我感到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开放的，若要得到满意的答案，就必须去研究法拉沙人的传说、信仰和风俗习惯，从中对他们的起源得出自己的结论。然而，我想他们的宗教仪式里很可能已经掺进了其他的东西，因为在20世纪这些仪式已经大量地暴露在了西方和以色列参观者面前。所以，我便去一些更古老的文献资料，它们描绘了法拉沙人受到现代文化变迁污染以前的生活方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文献资料当中，竟有些是外国人写的，他们怀着促进文化变动的明显目的，到埃塞俄比亚去，其中主要是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听到一些传闻说，阿比西尼亚有数目相当可观的犹太人，因此便急于去使他们皈依基督教。

其中一位传播福音者名叫马丁·弗莱德，是个年轻的德国人。受”在犹太人中推进基督教伦敦协会”委派，他于1855年到埃塞俄比亚劝当地人改宗。他的著作《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于1869年出版。

我在英国图书馆里找到了这本书，它已经磨损，显然经历了多次的辗转借阅。我很快就对其中的几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作者在其中坚持说：至少在先知耶利米时代（公元前627年前后），埃塞俄比亚就有犹太人了，也许从所罗门王时期开始那里就有犹太人了。弗莱德这个论断的部分依据是：

法拉沙人既不知道《巴比伦法典》，也不知道《犹太法典》，它们都是在犹太人被虏期间及之后编纂的。他们也不过普林节（feasofpurim，犹太人每年2、3月的节日——译者注）和神庙祝圣节，而我们时代的犹太人都庄严地保持着这些节日的传统。

通过进一步考察，我发现所谓”神庙祝圣节”（dedicaionofheemple）的正式名称是”灵光节”（hpnukkah），其字面意思就是”供奉”。我认为，其中最有意义的一点是：这个节是公元前164年确定的，因此，公元70年以后定居也门的犹太人必定要过这个节。

正统的学者以前曾说服我，把法拉沙人看作由这些也门犹太人转变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后裔，但这种观点现在却突然变得十分令人怀疑了。我想尽量清晰地表述一个见解：不过灵光节，从中只能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即法拉沙人必定是在公元前164年以前就获得犹太教信仰的，因此他们并非来自也门，而是来自另外什么地方。

接着，我考察了普林节。弗莱德发现，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也不过这个节。我了解到，这个节日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了。的确，它的起源很可能比那个时期更早。它纪念的那些事件（即犹太人免遭哈曼王计划的屠杀——译者注）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而我请教过的一些权威也认为，到公元前425年，大多数犹太人已经过普林节了。

由此，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弗莱德本人就十分相信这种可能性）——在那个时期以前很久，也许是在公元前6世纪，法拉沙人就从世界犹太教的相关群体中分离了出来。

我现在越来越感到，阿比西尼亚人的传说和历史事实之间的鸿沟正在迅速合拢：基督诞生前500年，毕竟只是所罗门死后的400年。看来，越来越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旧约》时代初期，法拉沙人的犹太教就已经进入了埃塞俄比亚——而这正像《国王的光荣》和法拉沙人自己一贯宣称的那样。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其含义就十分明显了：退一万步说，门涅利克把约柜拐到埃塞俄比亚，这个故事值得我们以更为严肃的态度去看待，而不该以学术界迄今所允许的态度去看待。

在19世纪另一位传教士的叙述里，我找到了支持上述见解的进一步证据。那位传教士名叫亨利·亚伦·斯特恩，他本人就是一个改信基督教的德国犹太人。他曾和弗莱德一起在埃塞俄比亚工作和旅行，并于1862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漫游在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中间》。

我这部长达300页的著作时，渐渐对它的作者产生了一种厌恶。在我看来，他是个傲慢自大、残忍狂妄的劝人改教者，丝毫不尊重其传教对象的文化及传统。同时在总体上，我觉得他对法拉沙人的宗教和生活方式的描述也显得十分肤浅。这样一来，这本书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已经完全不耐烦了。

后来，我在这本书的第288页偶然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斯特恩先用一段很长的话，论述了法拉沙人当中绝对禁止”与其他部族或信仰不同者通婚”，然后描述了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如何忠于摩西的律法，”它们……是一些守则，根据这些守则，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崇拜”，然后他说：

在中部非洲听说犹太人的祭坛和赎罪献祭，这显得很奇特……（然而），每个崇拜地的后部都有一小块场地，场地中央有一块巨石。潘祭的动物就在这个粗劣的祭坛上被宰杀，而其他一切献祭仪式也在此举行。

我对犹太教的一般了解在这个阶段至少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清楚地知道到一点：现代的犹太人已经不再以动物献祭了。我不知道在20世纪末法拉沙人当中是否还存在这种古风，但是，斯特恩的描述却很清楚地表明：130年以前，这种风俗曾经十分盛行。

这位德国传教士继续描述这个献祭仪式空场，然后评论道：

这个圣所守卫不严，很难防止不法的侵扰……不懂法拉沙人习俗的陌生人若是冒险地过于接近这个禁地，便会遭到不幸……有一天，我险些犯下了这个不可饶恕的罪过。那天将近正午的时候，天气非常闷热，我们经过几个小时令人筋疲力尽的跋涉，来到了法拉沙人的一个村子。我急于休息一会儿，就想去找个凉爽清静的地方。在一片隔离出来的草地中央，我偶然看见一块光滑的石头，仿佛是好心人放在那里的，为的是让疲惫者在那里独坐休息。我用长矛很容易地拨开了带荆棘的栅栏，正要坐到那块平坦的石头后面，突然听见了一阵愤怒的声音……这使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我连忙退了回来。

我暗自希望斯特恩会因为擅闯圣所而受到应有惩罚。但同时，我也禁不住对他心生感激，因为他使我注意到了法拉沙人献燔祭的方式。这条线索很值得跟踪下去，因为它可能提供另一条线索，指出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与其宗教主体人群分离的日期。

我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去研究《旧约》时代犹太人的燔祭仪式这个晦涩课题。

从学术资料的迷雾中最终呈现出来的那幅图景说明：燔祭是一种不断演化的习俗，起初只是一种对上帝的简单供奉，任何人（僧俗均可）在任何设有当地圣所的地方都可以举行。但是，公元前1250年犹太人逃出埃及之后，这种相对不太规则的状况就开始有了转变。希伯来人在西奈荒野流浪期间制造了约柜，并把它罩在一个可以携带的帐篷（或叫”会幕”，abernae，即可携带的神龛）下面。从此以后，所有的献祭都在这个会幕的门前举行，任何违背这条新律者都将受到被驱逐的惩罚：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见《旧约·利未记》第17章第89节——译者注）

但我了解到，这条禁令其实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绝对。这条律令的要点，并不是要无条件地禁止一切在本地圣所举行的燔祭，而是要确保燔祭只在作为中心的民族祭祀地（如果存在这种地方的话）进行。在荒野上，罩着约柜的会幕就是这样的祭祀中心。

后来，从大约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在以色列的夏伊洛建造了民族的祭祀圣所，它就成了新的燔祭中心。不过，有意义的是，在几个政治动荡时期，夏伊洛曾被放弃。在这些时期中，希伯来人被再度允许在本地圣所进行燔祭。

到公元前950年前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作为民族宗教中心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夏伊洛。然而，有证据表明，许多本地进行的燔祭还是时时出现，在那些远离耶路撒冷居住的犹太人当中，尤其如此。实际上，直到约西亚国王时期（公元前640年一公元前609年），才开始严格贯彻一条总禁令，禁止在圣殿以外举行一切形式的潘祭。

这条禁令实施得极为严格，以至于在公元前587年尼布甲尼撒摧毁那座圣殿后的10年里，犹太人都似乎没有打算在其他地方进行燔祭。在没有了民族祭祀中心的情况下，恢复在本地圣所潘祭的早期传统，这种打算似乎被无可挽回地放弃了。很简单，没有了圣殿，便没有了燔祭。

犹太人结束了在巴比伦的流亡以后，便在耶路撒冷建起了第二座圣殿，在它的区域内又恢复了燔祭的传统，同时，本地圣所的燔祭活动再次被严禁，禁令似乎得到了严格的服从。

这种仅在民族祭祀中心举行燔祭的制度，从公元前520年第二座圣殿建成后被确立下来，直到公元70年第二座圣殿被罗马皇帝提图斯夷为平地为止。犹太人再没有建造第三座圣殿的打算了，只有一批批信奉千禧年的人群怀着梦想，企盼着”救世主再度临世”的梦想成真。结果，从公元70年起，犹太人就禁止了在其他地点进行的燔祭。法拉沙人是这条禁律的惟一例外。

不仅如此，斯特恩的叙述还指出：19世纪他在法拉沙人当中传教时，他们在自己的所有圣所举行燔祭活动。经过一些深入考察，我证实了一点：这个传统非常强大，乃至今天大多数法拉沙人的群体都一直在举行燔祭仪式，尽管他们日益面临着现代犹太人的祭祀活动。

考虑到这个事实，我明白了对此可能做出多种解释。但最明显、最具吸引力的解释，却是一种最简单的解释——因而也最有可能是正确的解释。我在自己的笔记里写道：

今天法拉沙人的祖先改信犹太教，想必还是在允许在远离民族祭祀中心的本地圣所举行燔祭的时代。这就是说，他们是在约西亚国王颁布禁令之前改信犹太教的，那个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甚至可能更早。

假设，所罗门圣殿建成（公元前10世纪中期）后、约西亚国王（公元前7世纪中期）以前的某个时期，一批犹太人从以色列迁移并定居在了埃塞俄比亚。他们建立了本地的圣所祭坛，在那里向他们的上帝献燔祭，并开始改信了该国居民的宗教。最初他们也许还维持着和自己故乡的联系。但故乡相距遥遥，因此，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推断：他们最终成了完全孤立的群体。因此，他们并没有受到一次次神学思想巨变的影响，那些巨变发生在以后几个世纪的犹太人世界里。

因此，法拉沙人才成了惟一仍在实行燔祭的犹太人。他们就像被凝固在琥珀里的苍蝇，落入了时间的扭曲之中，成了现存真正的第一圣殿犹太教最后一批信奉者。

到此为止，一切全都顺理成章。然而问题是：一群犹太人为什么要从以色列迁移到埃塞俄比亚这么遥远的地方呢？我们说的是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发生的事情，不是发生在有喷气飞机的现代。那次迁移必定有某种极为强烈的动机，它会是什么呢？

答案是：《国王的光荣》无疑说明了这个动机是什么。

它说，这些移民都是以色列人长子中最先出生的那批人，他们陪同门涅利克来到埃塞俄比亚，和他一起守护约柜，而那是他们从耶路撒冷圣殿里扔来的。

衰微与败落

如果《国王的光荣》里对犹太教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叙述是真的，那么，我想我就有希望在历史年表中找到证据，去证实一点：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犹太人的信仰的地位曾一度比今天重要得多。如果这种信仰最初和门涅利克一世这样的王族有关，那必定更有意义。

不仅如此，我还记得，我的老友理查德·播克赫斯特曾对我提到过一件事，它与这条考察线索有关。1983年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曾告诉我说，法拉沙人在历史上曾经是个繁荣强大的部族，并且拥有自己的国王。

因此，我又给亚的斯亚贝巴的理查德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能否为我推荐一些可能记载法拉沙人衰微与败落的资料。

他向我推荐了一本书，而我对它的内容略有所知。这本书名叫《17681773年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其作者是苏格兰探险家，金奈德的詹姆斯·布鲁斯。

潘克赫斯特还建议我去查阅中世纪以来埃塞俄比亚几个王朝的”宫廷年表”。他说，这些文献记载了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因而可能会使我感兴趣。他还说：”除了这些资料以外，我就不知道你能从哪里得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困难在于，在布鲁斯以前，没有任何关于法拉沙人的深入记载。”

我不久就发现，金奈德的詹姆斯·布鲁斯多少算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出身于顽固的长老会派占主导的斯特灵（苏格兰中部的一个郡——译者注）家族，属于小贵族，继承了足够的遗产，用于毕生在海外旅行。

我起初以为，正是这种”旅行癖”诱使他去了埃塞俄比亚高原腹地。但是，当我开始他关于法拉沙人的著作之后，便逐渐认识到：他对法拉沙人的兴趣实在是太强烈、太持久了，因此无法仅仅用一位聪明旅行家通常的好奇心来解释。他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巨细靡遗地考察了阿比西尼亚的这些黑种犹太人的信仰、习俗和历史起源。在这个过程中，他记录了许多古代传说，其中交织着不少长者和宗教人物——如果不是他，这些传统大多都会消失在历史中。

其中的一个传说讲到，阿克苏姆的艾扎那国王第一次被介绍给那位年轻的叙利亚人弗路门提乌斯时，正在”大卫的赞美诗”，后者后来使这位国王皈依了基督教。不仅如此，布鲁斯还相当清楚地记载说，这位国王很熟悉《旧约》里的这首赞美诗，因为当时（即公元4世纪早期）的埃塞俄比亚十分流行犹太教。

我现在已经了解了法拉沙人的习俗，因此很乐于为这个论断提供证据。我认为这个论断实际上是额外地支持了我那个迅速展开的假设，那就是：至少在弗路门提乌斯到埃塞俄比亚传播基督福音之前1000年，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就有了一种结合了古代血祭传统的信仰形式。

不久，我又在一部珍贵的埃塞俄比亚古代手稿里找到了进一步的证据。那部手稿被保存在提格雷人的马格达拉要塞里。19世纪时，内皮尔元帅（罗伯特·科内利斯·内皮尔，18101890，英国陆军元帅，又名”马格达拉的内皮尔一世男爵”——译者注）率领的英军曾攻占并洗劫了该要塞。这部手稿的标题是《古代国王的历史及谱系》，其中的一段写道：

基督诞生后的331年，基督教被阿布纳·萨拉玛引入阿比西尼亚，此人原名”弗路门托斯”或”弗路门提乌斯”。

当时，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们统治着阿克苏姆。基督教出现在埃塞俄比亚之前，那里的半数居民均为犹太人，遵守着法律，另外半数居民则崇拜神龙桑多。

这里提到了”神龙”（或许是一切原始动物神的统称）的崇拜者，这的确很有意思。它表明，犹太教曾一度成为埃塞俄比亚惟一的国教，并且，在前基督教时代，法拉沙人也曾像各地的犹太人一样，容忍许多异教信仰。

但我认为，随着武装传教的单一神教教徒（例如基督教徒）的到来，法拉沙人必定对异教有所警惕，并且曾试图放弃他们传统的宽容，因为他们很有理由把这些人看作对自己显要地位和信仰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克苏姆国王皈依基督教可以被视为厄兆，从此，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很可能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永无休止的残酷斗争。

布鲁斯记载下来的传说里，有许多都能证实以上的分析。例如，这位苏格兰探险家强调说，法拉沙人在皈依基督教时（或者用术语说是”叛教”时），仍然非常强大。当时，他们宣布确立一位犹太部族的王子作为他们的国王，”他属于所罗门和门涅利克的种族……这位王子……拒绝放弃其先辈的信仰。”

布鲁斯还说，这种事态必定要导致冲突，因为基督教徒们也宣布自己的国王属于所罗门的世系。这场冲突一爆发，就陷入了纯粹世俗的种种计较当中：

宗教信仰的不同虽然导致流血冲突，但各个宗教还是各有自己同样自负的国王，由此引发了出于野心及对抗君主力量等动机的战斗。

对这些”战斗”，布鲁斯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同样，史书也对此讳莫如深，而只提到：公元6世纪，阿克苏姆国王卡列布聚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率领它渡过红海，去和也门的一位犹太人国王作战。我现在想知道，阿拉伯半岛上的这场战役，会不会就是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战斗的扩大呢？

在《国王的光荣》里可以找到证据，表明以上情况确实就是历史的真相。在这部伟大史诗的末尾，我看到了一章，它具体地提到了卡列布国王满怀反犹太的激情。在这一章里，没有任何明显原因，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突然被描写成了”上帝之敌”。不仅如此，其中还宣扬应当把他们”碎尸万段”，应当”把他们的国土变成一片废墟”。

这些都出现在卡列布国王的两位王子所说的话中。其中一位王子叫”以色列”，另一位叫”杰伯拉·马斯卡尔”（其埃塞俄比亚语的意思是”十字架的奴隶”）。此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冲突的象征极为鲜明，不容忽视，因为”杰伯拉·马斯卡尔”显然代表冲突的基督教一派，而”以色列”则代表犹太教一派。我想到了一个情况：法拉沙人从不自称”法拉沙人”，而总是自称”贝塔·以色列”，即”以色列之屋”；因此，这就使以上的分析更令人信服了。

因此，这里传达的基本信息已经很清楚了。不过，整个段落却被繁复而晦涩的诸多形象复杂化了。例如，段落中有时会突然冒出”沙利奥特”（chario）和”锡安”（zion）这两个字。我几乎不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前者是什么意思，但对于后者的意思我已经很清楚，”锡安”是《国王的光荣》里频繁用来指代约柜的几个别称之一。

我读到”以色列”和”杰伯拉·马斯卡尔”注定要交战时，一切都变得清楚了。文中继续写道：

那场战斗之后，上帝会对杰伯拉·马斯卡尔说：”在沙利奥特与锡安中，吾选择汝。”而上帝将帮杰伯拉·马斯卡尔拿到锡安，他将公开坐在其父的宝座上开始统治。上帝会使以色列选择沙利奥特，以色列将行秘密的统治，他将不再能被看见。

《国王的光荣》以这种方式做出了结论：

犹太人之王国将被结束，基督之王国将会形成……上帝如此使埃塞俄比亚王比世上其他所有国王都更加荣耀、美好和尊贵，因为他有伟大锡安，即上帝律法之柜。

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里描述的是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尽管使用了神秘的象征性语言——在这场争锋之战中，新宗教的追随者取得了胜利，而旧信仰的信徒则被征服，因而从此只得在一些秘密的地方销声匿迹地生活。同样清楚的是：约柜（即文中的”锡安”）是这场权力之战的核心，而基督教徒设法以某种方式从犹太人那里夺取了它，而后者从此不得不满足于拥有”沙利奥特”，换句话说，就是拥有次等的好东西。

然而，我的继续研究却表明，法拉沙人显然没有乖乖地屈从于销声匿迹的生活，没有屈从二等阶级的社会地位，那是基督教徒设法强加给他们的。相反，我发现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法拉沙人曾进行过反击——不仅如此，他们还曾以巨大的果敢进行过相当长期的反击。

阿比西尼亚的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事，其最初的一则引人入胜的暗示，见于公元9世纪一位旅行家的记述。那位旅行家名叫艾尔达德·哈达尼——他的另一个名字更有名，叫”丹”族的艾尔达德，因为他自称属于失踪的以色列”丹族”（dan）。

我们根本不清楚此人是谁，来自哪里。不过，他曾在公元833年写过一封书信，被广泛传播，其中宣称：丹部族的人（以及其他三支”消失的”犹太人部族）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在那里，他们被永久地封闭在了该国基督教统治者的敌意中——”他们在那里转变埃塞俄比亚人的信仰，直至今天，他们还在极力转变埃塞俄比亚王国儿童的信仰”。

通过进一步考察，我发现有一些学者认为艾尔达德是个吹牛者，而他那封书信则纯属虚构。不过，另外一些学者却认为他的话大部分都有事实根据。

我毫不犹豫地就让自己站在了后者一边——这完全是因为，艾尔达德关于阿比西尼亚犹太人的说法，与法拉沙人的真实处境太接近了，因此不大可能是纯粹的杜撰。例如他提到，这些人是在”第一所罗门圣殿”时期从耶路撒冷移民埃塞俄比亚的，那是在犹太王国和以色列王国分离后不久（即在公元前931年前后）。他说，因此，他们就不过那个日期之后才确定的宗教节日，如普林节和灵光节等等。他们也没有拉比，”因为那是第二圣殿时期的产物，而他们没有等到有拉比就离开了圣地耶路撒冷。”

我已经十分了解法拉沙人并不过那些后来确定的犹太教节日，并且深知这意味着什么。经过核对，我发现他们现在也没有拉比。实际上，他们的宗教官员被称为”卡恩”（kahen），这个字来自希伯来语的”寇思”（koben）（更近似普通名字”科恩”，cohen），其意思是”神甫”，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第一圣殿”时代。

因此，总的来说，看来艾尔达德很可能像他自称的那样到过埃塞俄比亚，并且忠实地描述了公元9世纪中期犹太教在该国的状况。因此，他说这一时期阿比西尼亚的犹太人与其邻居之间不断发生冲突，这个报道也似乎是颇为可信的：

他们的旗帜为白色，上写黑字：”听吧，以色列，我主上帝是惟一的上帝。”……他们人数众多，有如海中的沙子。

他们除了作战别无他业。他们无论何时战斗，都会说强者临阵脱逃乃是耻辱；他们情愿年轻而战死，但绝不逃跑；他们愿自己对上帝的信念不断加强；他们有时一起会大喊：”听吧，以色列，我主上帝是惟一的上帝。”然后他们便会加倍警惕。

艾尔达德做出结论说，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在好勇斗狠方面非常成功，并且”曾经掐住了敌人的脖颈”。我认为，这个说法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公元10世纪基督教徒与犹太人力量对比的真实情况。毕竟正是这个时期，阿克苏姆信仰基督教的所罗门王朝被推翻了。我以前的研究也告诉我：这场政变是一个犹太人君主策划的，那就是伟大的古迪特女王（gudi或者judi，或者可能是yehudi）。

在本书第五章，我已经简要地做了介绍：古迪特女王血腥的短暂统治（可能有半个世纪左右）结束后，扎格维王朝就建立了起来，拉利贝拉国王就属于这个王朝。几乎可以肯定，扎格维王朝的君主最初都信仰犹太教。尽管如此，他们后来却还是改信了基督教。结果，拉利贝拉国王去世大约50年以后，他们把王位让给了一个自称属于所罗门世系后裔的君主。

但是，我很快就弄清了一点：在这个扎格维君主王权空位的时期，并没能遏止阿比西尼亚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之间的长期冲突。

我在调查中发现，公元12世纪的西班牙商人，”图德拉的便雅闵”曾做过广泛的游历。他曾经报告说，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当时并不是”生活在异教徒的重压之下”，而是”在山区拥有自己的城镇和城堡”。他谈到，在基督教徒和法拉沙人的战争中，获胜的通常是法拉沙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得”土地和战利品”，因为”没有人能够战胜他们”。

后来，到了公元11世纪，犹太旅行家”斐拉拉的伊里亚”也讲到，他在耶路撒冷见到一个法拉沙青年，并从他那里得知，法拉沙人”仍在一个山区保持着自身的独立，他们从那里不断发动战争，反抗埃塞俄比亚那些信基督教的皇帝”。

100年以后，奥维耶多（西班牙西北部城市——译者注）的耶稣会主教还指出，法拉沙人躲在”难以进入的大山里”。他们夺取了基督教徒的许多土地，以前他们是那些土地的主人。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们无法镇压他们，因为国王的军队很少，攻人法拉沙人的石头要塞”非常困难”。

但是，这位主教却说错了。他的这段话是1557年说的，到了那个时期，法拉沙人已经远远不能”夺取”任何人的土地了。实际上，他们不断遭到基督教军队的围剿，并且显然已经濒于种族灭绝了。15631594年在位的所罗门世系皇帝萨撒·邓格尔对法拉沙人发动了长达七年的战争，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把那场战争说成是”由宗教狂热激发的一场真正的宗教讨伐”。

在那场战争里，驻守在希缅山区西部和塔喀则湖南部要塞的法拉沙人遭到了残酷的屠杀。这些守卫者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就连阿谀萨撒·邓格尔的史官也禁不住要赞美一群法拉沙妇女的勇气：她们高喊着”adomai（上帝）救我”，纷纷纵身跳下悬崖，宁死不当俘虏，不愿受到皇帝军队士兵的侮辱。

后来，法拉沙人的国王拉代被捕人狱。他只要向圣母玛利亚乞求宽恕就可以活命，不然就将被处死。据记载说，拉代国王说道：”不是禁止提到玛利亚这个名字吗？快点处死我吧！我宁愿离开这个充满了谎言的世界，到正义的世界去。我宁愿从黑暗到光明里去。杀了我吧，快一点。”

皇帝军队的统帅扬纳尔回答道：”你若想死，那就勇敢地死吧，把你的头低下来。”

拉代国王低下了头，扬纳尔便用一把大宝剑朝他砍去。利剑一下就砍掉了法拉沙国王的头，并劈到了他的膝盖，最后插进了地里。据记载，目睹这个恐怖场面的人都称赞”这位面临死亡的犹太人的勇气，他公开宣告现世是邪恶的，而天堂是美好的”。

那场战争即将结束时，法拉沙人在希缅高山上的最后两个要塞遭到了猛攻。法拉沙人虽然英勇抵抗，但要塞还是失守了。两个要塞的法拉沙将士全都宁愿自杀，也绝不做俘虏。

但是，这并没有结束对法拉沙人的迫害。相反，1607年苏斯涅尤斯皇帝继位后，对法拉沙人的暴行更变本加厉了。他制定了一个计划，要消灭依然生活在广大高原地区和塔纳湖与希缅山区之间的所有法拉沙人。在以后的20年当中，他对法拉沙人进行了”格杀勿论”的围剿。数千名法拉沙人在残酷战斗中被杀，他们的孩子也被卖为奴。据苏格兰旅行家詹姆斯·布鲁斯的记载：

少数幸存的法拉沙人被强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接受洗礼，否则处死。他们别无选择，只得同意了……因此，其中许多人接受了洗礼，还被迫在安息日耕作。

这种持续不断的残酷压迫，使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永远失去了曾一度享有的自治权，加速了他们迅速走向灭绝。我回顾了手头那些极为简略的历史文献，发现法拉沙人的这种逐渐减少甚至可以用数字表示出来。

例如：17世纪初，法拉沙人的数量据说有大约”10万有效劳力”。假定每5个家庭成员中有一名”有效劳力”，那么，那一时期法拉沙人的人口总数就大约是50万。将近300年之后，即在19世纪末期，据犹太学者约瑟夫·哈莱维的估计，法拉沙人的数量是大约15万人。20世纪前25年末期，这个数字陡然下降到了只有5万——这是另一位犹太考察者雅各·菲特洛维奇的估计，他无疑拥有大量的资料作为佐证。此后的60年之后，到饥荒的1984年时，据可靠估计，埃塞俄比亚的法拉沙人的总数为28000名。

我的资料使我坚信：法拉沙人口的急剧下降，发生在门世纪初苏斯涅尤斯皇帝围剿时期，他的军队显然摧毁了法拉沙人的抵抗。在那场围剿以前，法拉沙人曾是个人口众多、势力强大的民族，拥有自己的国王和王国。那场围剿以后，他们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迅速衰落，其人口数量无可挽回地减少了。

因此，历史记载就极为有效地解决了那个困扰着我的矛盾：如果犹太教真是被门涅利克这样血统高贵的人带入埃塞俄比亚的（他还把古代世界最珍贵、最著名的圣物——约柜带到了埃塞俄比亚），那又如何解释法拉沙人日后遭到迫害乃至濒临灭绝呢？

现在，我懂得了这当中毫无矛盾。犹太人的宗教曾一度很有影响，这个情节其实只能表明，这大概就是后来法拉沙人遭到苏斯涅尤斯及其他基督教皇帝残酷迫害、屠杀和奴役的诱因。简单地说，这种迫害行为极为怪异，并且分明带有精神变态的色彩，使人产生了一种与迫害者的初衷截然相反的印象，使人认为基督教徒的确一直在担心犹太教可能会复兴。他们这种恐惧萌生于一个事实，即在埃塞俄比亚人的生活中，犹太教这个与基督教抗衡的单一神教，以前曾代表着一个极度强大而经久不衰的主题。

”真正心愿的满足……”

我得出的结论是：以上的一切都支持了一个观点，即犹太教先于基督教来到埃塞俄比亚。按照同样的思路，这还为门涅利克拐走约柜的传说做了注脚。

现在我做个小结。我现在已经知道：

——法拉沙人古老的燔祭传统（以及他们的一些宗教活动）对一种正统的学术观点提出了严重的质疑，那种观点认为埃塞俄比亚的犹太教是后来从阿拉伯南部传入的。恰恰相反，有相当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犹太教信仰必定是在第一圣殿时期传入埃塞俄比亚的，它后来也必定是被封闭在了该国。不仅如此，犹太教何以在那么早就在非洲的心脏地区生根，对这个问题，《国王的光荣》已经做出了最合理的解释。这部史诗的核心清节就是约柜被拐，因此，我们当然要认真看待”约柜在埃塞俄比亚”这个说法。

——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在埃塞俄比亚，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到来之前，犹太教信仰曾经是一种重要的力量。这个证据还表明，公元4世纪以后，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之间就开始了漫长的殊死对抗。这场斗争的胜利者是基督教徒，他们在斗争中赢得了约柜。从此以后，基督教徒逐渐把约柜结合进了自己非犹太教的仪式里。这是对一种畸形现象的惟一令人满意的解释，那种现象就是：《旧约》里一件圣物的复制品，在埃塞俄比亚教堂的一切圣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在基督教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不这样解释，这个现象就无法理解。

——这些复制品代表的是约柜里装的东西，即石头诫板，而不是约柜本身。这个情况最初使我感到不解，但我现在已经懂得，它只是一种”以部分指代整体”文化的实例。埃塞俄比亚有两万多座东正教教堂，每座教堂的内殿里都有”塔波特”，而放置一件神秘而威力无比的圣物，这就立即会使大众产生一种迷信的恐惧心理。现在看来，这件圣物的确可能就是那只约柜。

当然，还有几个尚待弄清的问题，其中包括示巴女王的种族这个重要问题：她真的是埃塞俄比亚人吗？

学者们提出了一个与此相关的合理怀疑，它也同等重要：在所罗门时代，埃塞俄比亚真的会有一种”高级”的文明，足以和古代以色列发生直接的文化接触吗？

最后，还有阿克苏姆的问题，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教授在1983年曾使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座圣城在所罗门时代还不存在，因此，约柜是不可能被送到那里去的。但这并不排除约柜最初被送到埃塞俄比亚的某个其他地方，日后又被送到了阿克苏姆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其他地方”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我没有听到过关于那个地方的传说呢？

我知道，我终将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当然，还有另外一些问题。

实际上，约柜也许天生就神秘莫测，因而总是在引发一系列问题、混淆、歧义和误解。它极为罕见，极为珍贵，充满了巨大的威力，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狂热崇拜，装载着上帝的无比能量。因此，几乎不可能希望它会轻易暴露自身的秘密，也不会向任何不可靠的探寻者轻易泄露秘密。

然而，我却感到，我搜集到的那些证据支持了”埃塞俄比亚是约柜的最后安放地”的说法，足以引起深入的思考，足以激励我去做进一步的考察。何况，如果把这些证据和我刚刚破译沃尔夫拉姆《帕西法尔》的结果结合起来考虑，就得到了一个很难反驳的结论：2加2的确等于4。

总之，我既然理解了现有证据的意义，那就难怪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了：我已经辨认出了这个秘密探寻约柜的传说，它的焦点应当是在阿比西尼亚高原。在一群骑士眼里，没有任何历史遗迹能像约柜那样适于作为他们行侠仗义的对象了。这些骑士的身份和神秘的所罗门圣殿紧密相关。按照同样的思路，只有在一个国家里，这种侠义行为才有真正获得成功的希望。那个国家存在着约柜崇拜的现实信仰，拥有所罗门王朝的历史传统，并且还有个可信的传说，即真正的约柜就在该国。

因此，我相信自己的假说是正确的，即12世纪末期圣殿骑士们曾在埃塞俄比亚寻找过约柜。我还相信他们找到了这件圣物，而沃尔夫拉姆则把他们的成功描述为”真正心愿的满足”。不过，正如我将在本书的下一章里叙述的那样，我也相信他们又失去了约柜。有人从圣殿骑士们那里夺走了约柜，迫使他们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埃塞俄比亚。

我为什么会相信呢？因为14世纪所罗门圣殿骑士教被彻底摧毁后很久，还有极少数的人到埃塞俄比亚去寻找约柜。不仅如此，这些后来的探险者尽管是在不同的时代去埃塞俄比亚的，并且生于不同国家，他们却全都和圣殿骑士有着直接的关联，并且继承了他们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