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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白色的骑土，黑色的大陆

爱玛·荣格是一位学者和讲师，也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妻子。她曾经指出，12世纪末形成圣杯传说这种文学样式，其方式既突如其来，又令人惊诧。

爱玛写过一本研究圣杯传说的权威著作（这是为荣格基金会而写作的），其中提出，这个传说突然戏剧般地衍生出大量的文学作品，其背后必定存在某种意义重大的事情。其实，她甚至还提出，克雷蒂昂·德·特罗耶的《圣杯故事》和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的《帕西法尔》——这个样式中最早的两部作品，”几乎就像突然喷涌出来的地下水水脉一样。”这个”地下水水脉”究竟是什么呢？

我想，答案就在开始流传”圣杯传奇”的那个历史时期内。那毕竟是个十字军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欧洲人第一次密切接触到了阿拉伯人和犹太文化；在那个时代，基督教的军队占领耶路撒冷达80年之久（从公元1099年到1187年萨拉丁收复这座圣城）。就在1182年，即基督教军队占领耶路撒冷83年之后，克雷蒂昂写出了他自己的圣杯故事。耶路撒冷陷落后不久，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便开始了《帕西法尔》的写作。

因此，我发现很难否定这样一个结论：这些对圣杯传奇的早期修订，必定基于当时已经发生的某个事件，或者必定基于当时被发现的某种资料，而那个时期，耶路撒冷完全被控制在欧洲人手里。

我非常仔细地了《帕西法尔》的内容，想看看其中是否存在能支持我这个推测的证据，结果发现：沃尔夫拉姆在其中有几次提到了一位神秘的信息提供者，名叫”克尤特”（kyo）——据沃尔夫拉姆说，他在极大程度上依靠此人提供的信息，而此人幸好是一位受洗的基督教徒——不然，这个故事仍会无人知晓。没有任何一种不信教的艺术能向我们揭示圣杯的本质，揭示了解其奥秘的方法。

这无疑是《帕西法尔》里惟一的一个地方，其中这位德国诗人暗示了《帕西法尔》可能另有奥妙。这”另有奥妙”完全可能就是这部作品美丽的虚构象征后面的一个真正主题，即”约柜”。对此，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研究书中那些分散提及”克尤特”的地方时，我偶然想到，这个若隐若现的人物（其身份始终没有交代清楚），可能还向沃尔夫拉姆介绍过约柜在埃塞俄比亚的隐藏处的秘密。书里有一处把他写成”克尤特，为我们送来真实故事者”，因此，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但他到底是谁呢？

《帕西法尔》这部书本身就包含着几个明显的线索。有的地方”克尤特”被说成一位”大师”，另一处则说他的母语是法语。不过，书里除了这些暗示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说法。于是我便去请教学者，发现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把”克尤特”相当明确地认定为12世纪的一位法国诗人。此人名叫古尤特·德·普罗万，阿拉伯人收复耶路撒冷前不久，他曾到那里朝圣；他还可能曾一度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的宫廷有过联系。

我之所以注意到了这后一件事实，是因为我知道弗雷德里克一世（frederickbarbarossa）像沃尔夫拉姆一样，也是个德国人（在1152年被选定为皇帝之前，他一直是德国西南部斯维比亚公国大公）。我还知道（见本书前一章），”祭司王约翰”1165年的那封书信是写给各个基督教国王的，其中特别提到了两位收信人，而其中之一正是这位弗雷德里克一世。

经过进一步调查，我还了解到了另外一个情况——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个情况的意义至关重要：克尤特l古尤特和骑士圣殿教有密切关系，而爱玛·荣格在她的研究著作中说，人们把骑士圣殿教徒看作”所罗门圣殿的卫士”。我还知道，在《旧约》时代，约柜正是从所罗门圣殿神秘地失踪的。后来，我激动地发现了一点：在《帕西法尔》中，沃尔夫拉姆把圣杯的卫士描述为”圣殿骑士”，并对他们大加赞誉：

一个高尚的兄弟会……他们以武力保护着各国的人们，结果，圣杯只在那些奉了召唤到蒙萨瓦什加入圣杯兄弟会的人面前出现。

沃尔夫拉姆所描写的这些”圣殿骑士”，是否就是那个著名的同名武装教派呢？

我发现：这个被译成英语为”emprs”的词，在《帕西法尔》使用的中古高地德语里是”emplei”。一些学者对这个字的意义虽有争议，但还是一致认为，这个字”显然是emprius、emlpier以及英语的empr这些正规词形的变体之一”；而沃尔夫拉姆所说的”全心侍奉圣杯的骑士兄弟会”，因此就可能”和圣殿骑士教派是同一个组织”。

后来我想到，我参观沙特尔大教堂时用过的一本旅游手册里有这样一句话：”据说，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就是一个圣殿骑士，但我们对此尚无证据。”

经过进一步调查，我已经能够证明一直都不断有关于这个说法的传闻。我还了解到，一些很有声望的学者曾经提出，这位德国诗人写作肿白西法尔》期间可能亲自访问过那块圣地耶路撒冷。

他们在挖掘隐秘宝藏吗？

我对爱玛·荣格提出的一个论断产生了很大兴趣：沃尔夫拉姆时代的圣殿骑士教”被看作所罗门圣殿的守护者”。

我当时还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不过，当我开始研究这个教派的时候，便发现，这个教派的全名（即”基督暨所罗门圣殿的穷苦骑士”）来自于一个事实：它在耶路撒冷的本部就设在莫义亚山的山顶上——而所罗门圣殿就建在那里，一直到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他人摧毁。那座圣殿是公元前10世纪建造的，其明确的（其实是惟一的）目的就是像《圣经》里说的那样，作为”主的约柜的安放之所”。

所以说，在我看来，这些骑士把自己与所罗门圣殿联系在一起，这就显示了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而他们在其中也把自己和约柜联系在了一起。我着手调查这个教派的不凡历史时，我的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我了解到，圣殿骑士教是由九位法国贵族创建的，他们曾在公元1119年到过圣地耶路撒冷，当时，欧洲的军队已经攻占了耶路撒冷20年。12世纪的历史学家——泰尔的威廉大主教曾记载说：这九人当中”最重要、最有名的人”是”德高望重的休伊·德·贝扬和葛德福雷·德·圣奥梅尔”。

我又做了进一步核查，结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实际上，休伊·德·贝扬是圣殿骑士教的第一位”大师”（grandmaser）。他出生在一个名叫”贝扬”的村庄，离法国旧时香帕涅郡的特罗耶城八英里。不仅如此，据说这九位创始人还全都来自那同一个地区。这当中有几个巧合：

——在12世纪和13世纪，沙特尔城（那里有那座大教堂）一直属于香槟郡。

——这些创始人之一，阿纳雷·德·蒙特巴（他后来成了第五位”大师”）是克莱沃的圣·伯纳德的叔叔，而他本人也是香帕涅郡人。这个影响巨大的圈子对哥特式建筑和圣杯传奇都怀有特殊兴趣。

——特罗耶城离第一位圣殿骑士教大师休伊·德·贝扬的出生地很近，而它也是圣杯故事的”发明者”克雷蒂昂·德·特罗耶的故里。

——休伊·德·贝扬是香帕涅伯爵的表亲，而在1125年，香帕涅伯爵加入了圣殿骑士教。

——克雷蒂昂·德·特罗耶在将近12世纪末叶声誉鹊起时，他的主要保护人是香帕涅伯爵夫人。

这一系列巧合没有什么引人兴趣之处，我便继续考察圣殿骑士教的早期历史。

还有不少奇特的情况，但其中之最，或许就是1119年耶路撒冷国王巴尔德一世接见这九位最初骑士的方式了。当时，他们一到圣城便告诉这位国王，他们想在圣殿山建立自己的本部。但是，国王最近才把圣殿山上的埃尔一阿克萨清真寺变成自己的王宫。颇为奇怪的是，国王立即答应了骑士们的要求，把以前那座清真寺的一大部分专门拨给他们使用，而那块地方的外围建筑就紧靠着著名的”岩石圆殿”，即所罗门圣殿的原址。

后世的一次重要考古发掘表明，这些骑士从此就在这个无比珍贵的地点上居住、进餐、睡觉和工作。实际上，他们来到那个地方之后，有将近七年时间都一直几乎没有离开过，并且坚决拒绝任何外人进入那里。在公开场合里，他们宣称自己在圣地的使命是”使从海边到耶路撒冷的公路兔于匪患”。不过，我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在那里的头七年中，曾为完成这项使命采取过什么措施。相反，正如一位权威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时期里，”这个新教派似乎并没有什么活动”。何况，根据简单的逻辑推理就能知道：在一条将近50英里的公路上，这区区九个人几乎无法保护任何人。而直到1125年香帕涅伯爵加入，他们的人数才有所增加。不仅如此，圣殿骑士们来到耶路撒冷时，当时一个成立更早、规模大得多的武力教派——”圣约翰骑士教”，已经担负了保护朝圣者的任务。

所以，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休伊·德·贝扬和他的同伴们必定还另有一个秘而不宣的目的。前面已经提到，在寄居耶路撒冷的头七年时间里，他们把自己的大部分活动都限制在圣殿山一带——这使人非常强烈地感到，他们的真正动机必定和那个特定的地点有关。

他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是秘密的，因此我发现，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他们在那里做了什么。不过，看来他们至少可能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我后来解到，他们的确利用自己居住在圣殿山的那段时期，进行了范围颇广的挖掘活动。这更加深了我的上述怀疑。

当今的圣殿山上有伊斯兰教第三和第四的神圣遗址，即岩石圆殿和埃尔一阿克萨清真寺，因此，从不允许现代考古学家在那里工作。不过，最近几年，就在圣殿山南面，以色列的考古人员却已经可以自由活动。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条隧道的出口，并认为它是圣殿骑士们在12世纪时挖掘的。这些考古学家在他们的正式报告书里说：

这条隧道从南墙向内延伸大约30米，然后被一些石头和废弃物阻挡。尽管我们知道它还继续延伸，但我们事前曾经决定：没有得到穆斯林有关当局的批准，绝不在圣殿山范围内进行挖掘，因为那里目前是穆斯林控制区。穆斯林当局只允许我们测量和拍摄该隧道已经暴露的部分，而不允许我们进行任何形式的挖掘。这项工作结束时……我们用石头封闭了该隧道的出口。

关于圣殿骑士隧道，目前只知道这些，或者说，目前所能说的，只有这些。考古学家只能证实，那隧道还延伸了一段，但他们无法跟踪下去。然而我领悟到，那隧道从南墙向内延伸，很可能通向这块神圣地区的中心，很可能就从岩石圆殿的地底下经过，通向北面大约100米以外的埃尔一阿克萨清真寺。

我发现，”岩石圆殿”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它里面有一块巨石，被犹太人称为”sheiyyah”（字面意思是”基石”）。公元前10世纪中期，所罗门圣殿就建在这个地点上，而约柜就曾安放在这块”基石”上，那基石就是内殿的地面。公元前587年，圣殿被巴比伦人摧毁，大部分耶路撒冷人都被驱逐流放。然而，没有证据表明那些占领者当时拿走了约柜。相反，约柜似乎化成了空气，销声匿迹了。

后来一个传说便散布开来，为约柜的失踪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大部分犹太人都接受了那种解释。这个传说谈到，就在巴比伦洗劫者闯进内殿前片刻，这件圣物被藏进了那块”基石”下面一个封闭起来的秘密地窖里。

这个传说被记载在各种犹太及希伯来经卷里，记载在一部广为人知的启示录里。那部启示录被称为”巴鲁奇的幻觉”。公元12世纪，这些东西依然在耶路撒冷流传。

我忽然想到，圣殿骑士们可能很容易了解到这个诱人传说的细节。不仅如此，经过一点深入研究以后，我还证明了一点：1119年（他们正式到达耶路撒冷的那一年）之前，他们已经了解到了这个传说的细节。1104年，在香帕涅伯爵陪同下，这个教派的创始人休伊·德·贝扬曾经到耶路撒冷朝圣。当时，这两人从圣城回到了法国，据说1113年时两人还在一起。三年以后，休伊独自去了耶路撒冷，又回到法国，这次是与1119年和他同去圣城的另外八位骑士汇合，由此形成了圣殿骑士教的核心。

越思量这些事件的前前后后，我就越觉得有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1104年休伊和香帕涅伯爵在朝圣期间，的确听说了一种惊人的可能性，即约柜可能就被藏在圣殿山内部的某个地方。据我推测，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们当时拟订一个计划，去寻找那件圣物，这不是同样可能的吗？这难道不能解释1119年九位骑士住在圣殿山时的果断态度吗？这难道不能解释该教派早期活动的奇特之处吗？

在爱玛·莱格研究”圣杯传说”的权威性著作里，我找到了支持以上推断的间接证据。在该书的一段附录里，这位心理分析学家指出：12世纪欧洲人对耶路撒冷的占领，是由于（至少是部分地）受到了一种信念的启发，即认为那座城的地下藏着古迹，它们威力巨大、无比神圣、无比珍贵。她说：

”隐匿的宝藏”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作为口实，有助于号召人们去解放圣墓。它激起了频频回荡的反响，为十字军提供了一种煽动性的动力——如果不说它的确造就了这种动力的话。

没有什么比失踪的约柜更珍贵、更神圣的了——在一个经常迷恋重新发现宗教遗迹的世纪当中，这很可能被当成最高的奖赏。因此我认为，休伊·德·贝扬和他的支持者香帕涅伯爵当年的动机的确就是寻找约柜，他们为此创建了圣殿骑士教，控制了圣殿山。这不仅可能，而且极为可能。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却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有位专家指出，在12世纪，”对一件著名珍宝的估价是异常惊人的”。何况，一件像约柜那样独具意义的古物，还会赋予其拥有者无比巨大的力量和特权。由此可见，如果圣殿骑士已经找到了约柜，那么，他们必定要把它成功地带回欧洲。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并没有找到约柜。

不过仍有传言说，在对圣殿山的七年大范围挖掘期间，他们确实找到了某种东西。这些传言虽然都没有得到任何学术上的支持，但其中一些的确引人入胜。一部神秘的著作试图解释圣殿骑士11191126年期间在耶路撒冷的真正活动，其中说：

九位骑士的真正任务是在该地区进行考察，以获得些真正的古物及手稿，它们包含着犹太教及古埃及那些秘密传说的精华，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摩西时代……毫无疑问，他们完成了这项特殊使命，他们从其发现中获得的那些知识，被以口头方式传授给了圣殿骑士教的……秘密圈子。

没有任何文献能支持这个迷人的论断。不过，同一本书中还有一处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一个名字，我开始研究之前就曾好几次听说过它——克莱沃的圣·伯纳德。这本书中说（同样没有任何证据），是他派这九位骑士到耶路撒冷去的。

我已经知道，伯纳德是圣殿骑士教九位创始骑士之一的侄子。我还知道，他于1112年加入了西妥教团（cisercianorder）；1115年他当了修道院长；到了1119年，他在法国宗教界的地位已经颇为显赫，而那年，第一批圣殿骑士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因此我认为，他有可能在确定圣殿骑士那项使命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而轻易否定这一点恐怕是极不明智的。我着手调查圣殿骑士那奇特的最初七年之后的活动时，这个疑问更大大增加了。

是一项交易吗？

公元1126年末，休伊·德·贝扬突然离开耶路撒冷，回到欧洲。和他同行的只有安德列·德·蒙巴德，即圣·伯纳德的叔叔。两位圣殿骑士于1127年到达法国，1128年1月，他们参加了圣殿骑士教早期历史上一次意义最重大的会议，即该教的”特罗耶大会”，它明确提出了一个目标：努力获取教会对圣殿骑士教的官方支持。

这次重要的会议有三点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第一，它的召开地点是那位几年后创造了圣杯故事的诗人的故乡；第二，它的主持人是圣·伯纳德，因为他当时是秘书长；第三，特罗耶大会期间，正是伯纳德亲自起草了圣殿骑士教的正式章程，它此后将指导该教派的演变和发展。

所以说，如果我的怀疑是正确的，那么，那九位最初骑士便可能早就打算对耶路撒冷的圣殿山进行挖掘了。不过，无论他们当时在那里发现了其他的什么东西，到1126年，他们都已经很清楚一点：他们不会发现其考察的首要目标，即约柜。领悟到这一点以后，他们必定要考虑自己的未来，尤其是这个结果使他们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们是不再作为一个教派而继续存在，还是继续稳步前进呢？

历史表明，在1126年，他们的确经历过一次认同危机。结果，他们战胜了危机，决心继续稳步发展，而在他们的事业里，圣·伯纳德成了有力的支持者。

在特罗耶大会期间，伯纳德拟定了圣殿骑士教的规则，并为该教派的发展争取到了教会的充分支持。从那以后，在一系列布道和热烈的赞颂（例如《新军人赞》）当中，伯纳德都满腔热情地推动着这个年轻的教派，因而运用自己的特权及影响保卫了该教派的成就。

其结果十分壮观。新会员从法国各地纷纷涌来，后来又从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加入。富有的保护人纷纷向该教捐赠土地和金钱，而教派的政治力量也随后到来了。到12世纪末，圣殿骑士教已经极为富有，经营着一个十分复杂的国际银行系统，在全世界都拥有不动产。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圣·伯纳德在1128年的参与，还要归功于他在那以后的年代里不断的有力支持。他为圣殿骑士教这么做，是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吗？圣殿骑士教是否回报给了他什么，以作交换呢？

在12世纪30年代，哥特式建筑突然在法国神秘地涌现出来。伯纳德曾经是哥特建筑规范的最大推广者，并且一直有一种传言说，圣殿骑士已经在耶路撒冷获得了某种深奥的古代知识的资料。考虑到这几点，我不禁想弄清这到底是不是一项交易。

确切地说，那些骑士并没有找到约柜。不过，如果他们当年挖掘圣殿山时，真的出土了一些和所罗门圣殿本身有关的经卷。手稿、设计图或蓝图，那又会如何呢？如果这些发现里包含着一些消失已久的建筑秘密，即古代金字塔及其他伟大纪念碑的建造者们通晓的有关几何学、比例、平衡及和谐的知识，那又会如何呢？如果圣殿骑士们为回报圣·伯纳德对该教派的热情支持，把这些秘密告诉给了他，那又会如何呢？

这些推测并非毫无根据。相反，圣殿骑士的奇特之处之一，就是他们都曾是高明的建筑师。1139年，教皇英诺森二世（他竞选教皇时也碰巧得到过圣·伯纳德的热情支持）赋予了圣殿骑士教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即建造他们自己的教堂。他们后来充分行使了这个特权——他们建造了一些美丽的教堂，它们常被设计为圆形，像伦敦的圣殿教堂那样，这些教堂成了圣殿骑士教活动的典型证明。

这些骑士还精通军事建筑，他们在巴勒斯坦建造的城堡设计得格外精心，坚不可催。这些宏伟要塞中的佼佼者是阿特利特要塞（又称贝雷兰堡或香客城堡）。我发现，这座要塞是1218年由圣殿骑士教第14位大师——沙特尔的威廉建造的，而他的名字里已经透露了他与那座伟大的哥特式大教堂之间的关联。

阿特利特要塞位于海法（以色列西北部的港口城市——译者注）以南一块狭长的土地上，三面环海。在其鼎盛时代，它拥有大量果树、充足的淡水以及菜园，甚至还有自己的船坞和泊位，连同一条长达200英尺的防波堤。虽然它常被古代阿拉伯人包围，却从未失陷过，能为4000人提供庇护。它巨大的围墙建在格外深的地基上，墙高90多英尺，厚16英尺——并且建筑精良，大部分围墙至今仍完好无损。

1932年，考古学家c·n·约翰斯曾对这个遗迹进行过彻底的发掘。他得出的结论是：按照中世纪的标准衡量，这些圣殿骑士建筑师及泥瓦匠的技能具有惊人的先进水平，即使以现代标准衡量，也的确是个”特例”。

圣殿骑士们还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些圣殿。他们一直在圣殿山上设有总部，直到1187年穆斯林将领萨拉丁收复内殿为止。我了解到，有位名叫泰奥德里克的德国修士曾在1174年到耶路撒冷朝圣。据他记载，当时，岩石圆殿范围内的所有建筑全都仍被控制在圣殿骑士教士兵手里”。他还说：

他们守卫着所有属于他们的建筑……他们的脚下是一些当年所罗门王竖立起来的石碑……他们脚下还有穹顶、拱门以及各式各样的屋顶……根据我们的估计，他们拥有10000匹马及其驭手。

其实，那些”石碑”并不是所罗门工竖立的，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希罗底王朝（约在基督降生的时代）。不过，那些穹顶、拱门和屋顶却是圣殿骑士们自己建造的，因为当时他们对这些地下大厅做了大规模扩建，并且是在其中养马的第一批、也是惟一的一批人。

泰奥德里克1174年对圣殿山的目击纪实继续说：

在这座宫殿（即埃尔一阿克萨清真寺）的另一侧，圣殿骑士们建造了一座新屋，它的高度、长度和宽度，它的所有天花板和休息室、楼梯及屋顶，全都大大超出了该地的传统。它的屋顶确实很高，以致如果我要说出其真实的高度。

我的听众便几乎不会相信我的话。

遗憾的是，泰奥德里克在1174年提到的那座”新屋”，在20世纪50年代被拆除了。当时，穆斯林当局对圣殿山进行了一翻更新改造。不过，这位德国修士的证据本身仍然自有价值。而我发现，其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他那种清晰准确的语气。他显然把圣殿骑士的建筑技能看作近乎超自然的先进，而他们建造的那些高耸的屋顶和拱门，则给他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

他这些见解时，我想到，这些高耸的屋顶和拱门也是哥特式建筑法式的突出特征，而沙特尔大教堂和12世纪法国其他一些大教堂（我知道，它们曾被一些参观者看作”就科学方面而言……远在当时的知识所允许的程度之上”）就体现了这个法式，这也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这又使我想到了克莱沃的圣·伯纳德。我对他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更彻底的研究，于是确证了我先前的那个印象，即他对那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圣像雕刻产生过巨大的、然而是间接的影响。这是因为，那些雕刻的大部分组合形式以及大教堂的染色玻璃窗，都曾受到过他的布道文和著作的影响（尤其是在他去世以后）。的确，他生前经常反对教堂里那些不必要的形象浮雕，曾说：”其中绝不要什么装饰，而只有比例。”

我知道，这种在建筑上强调比例、和谐与平衡的主张，是哥特式建筑奇特魔力的关键所在。而当我更熟悉了圣·伯纳德的思想以后，便领会到了一点：正是在这个方面，他对沙特尔大教堂以及其他大教堂设计的影响达到了最为深刻的程度。在那些宏伟的建筑上，使用了一些值得赞美的新技术，例如肋状穹顶、尖顶拱门和高耸的扶壁等等。这使建筑师们能够利用几何学的完美，去表达复杂的宗教意念。

的确，从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12世纪的哥特教堂把建筑与信仰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综合体。当圣·伯纳德问”上帝是什么？”，并且以一句令人惊异的话回答自己这个修辞学提问时，他便总结出了这种综合体。他的回答是：”上帝就是长度、宽度、高度和深度。”

我已经知道，在公元1134年沙特尔大教堂北塔楼动工时，哥特式建筑便在那座大教堂诞生了。现在我了解到，这绝不是巧合。1134年前的几年，圣·伯纳德已经和沙特尔大主教杰弗里建立了特别亲密的友谊，不但以”非凡的热忱”启发后者接受了哥特建筑法式的规则，而且”几乎每天都和那些建筑师一起洽谈”。

这个情况本身虽然就很有趣，但这个信息对我研究的重大意义却在于：”1134年前的几年”，同样也是”特罗耶会议”召开之后的几年。在那次会议上，圣·伯纳德为”基督暨所罗门圣殿的穷苦骑士”教派争取到了教会的官方支持。历史学家从来不能充分地阐明12世纪30年代哥特式建筑究竟是如何在法国突然兴起的。而我先前那个推论（即其中可能有圣殿骑士教的作用），现在却显得更可信了。

浏览了我目前收集到的所有证据，我满意地感到：圣殿骑士们的确有可能在圣殿山挖掘出土了古代知识的某种藏品，它们涉及建筑学；圣殿骑士们还的确可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给了圣·伯纳德，以报答他的支持。

不仅如此，圣殿骑士对约柜的兴趣，以及他们与沃尔夫拉姆及沙特尔的关联，也完全与两幅密码式的”地图”联系在一起。而我认为自己已经确定了这两幅”地图”：一幅被雕刻在沙特尔大教堂北走廊的石头上，另一幅则被编制在《帕西法尔》的情节里。

这些”地图”的出现表明，埃塞俄比亚就是约柜的最后安放地。因此，我现在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圣殿骑士们说，这件圣物（他们用了七年在耶路撒冷挖掘它，却没有找到）真的被带到了埃塞俄比亚，这个结论究竟是如何得出的呢？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想的呢？

我发现，一种可能合理的答案就在耶路撒冷本身——有一位流亡的埃塞俄比亚王子曾在那里寄居了至少25年，后来才重返故乡，在1185年宣布成立他的王国。此后不到ic年，沃尔夫拉姆就开始写作他的《帕西法尔》，而沙特尔大教堂北塔楼也开始动工。

耶路撒冷的埃塞俄比亚王子

这位在耶路撒冷流亡了这么长时期的王子就是拉利贝拉。

我之所以对他产生了兴趣，是因为本书前一章提到的”祭司王约翰书信”里曾提起过他。那封信写于1165年，而我知道，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给”祭司王约翰”写过一封亲笔信，答复后者通过其使臣提出的一项特别申请，即在耶路撒冷圣墓教堂里建造祭坛和礼拜堂。《不列颠百科全书》上说：”这封教皇回信的惟一真正的收信人，只能是埃塞俄比亚国王。”因此，我自然想弄清1177年埃塞俄比亚的在位国王究竟是谁。

研究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发现了一点：那位国王是一个名叫哈贝的人，而教皇的特许并不是颁布给他的，而是颁布给他的继承者拉利贝拉的。

无论是哈贝还是拉利贝拉，都不属于传说中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通过门涅利克一世传下来的后裔。相反，这两人都属于一个篡位王朝。那个王朝叫扎格维王朝，大约在公元1030年到1270年间统治埃塞俄比亚，而所罗门王的后裔则在1270年最终夺回了王位。

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的那段时期鲜为人知，不过我仍然能确认，公元980年前后，所罗门王朝曾被中断，而那次政变是一个名叫古迪特的部落女酋长发动的。她一贯坚持犹太教的信仰。据说，她发动政变的主要动机，就是强烈渴望除掉那个基督教王朝。她不惜一切代价，进攻了阿克苏姆城，夷平了这座古城的大部分建筑，还成功地杀死了那里的所罗门世系的皇帝。有两位王子也遭到杀戮，但第三位却死里逃生，逃到了南部很远的绍阿省，在那里娶妻生子，为旧王朝留下了根，但他们的处境已经大不如前了。

古迪特是一个大型部落联邦的首领，那个联邦叫”阿皋”——法拉沙人，即埃塞俄比亚真正的黑种犹太人，也属于它。历史学家虽说根本无法弄清她是否留下了直系继承者，但都认为她死后不到50年，埃塞俄比亚的大多数北方人就联合在了扎格维王朝的君主之下，而这些君主也和古迪特一样，属于阿皋联邦的精英人物。

像古迪特王朝一样，扎格维王朝初期也是犹太教的王朝。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情况没有得到证明），那么，在拉利贝拉王子出生之前很久，这个王朝就皈依基督教了。而拉利贝拉王子1140年前后出生于古代山区小镇罗哈，在今天的沃洛省。

拉利贝拉是哈贝国王同父异母的弟弟。从他母亲看见一大群蜜蜂围绕着他的小床时起，他似乎就注定日后要成为大人物了。根据传说，她母亲当时想起一个古老信仰说，蜜蜂能预示大人物的未来，便被那个预言精灵所控制，情不自禁地叫出了一声”拉利贝拉”——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就是”蜜蜂看出了他是君主”。

这位王子因此而得名。哈贝害怕那个预言会危及自己的王位，便企图把拉利贝拉杀死在摇篮里。第一次谋杀失败后，哈贝便在几年当中一次次加害拉利贝拉，最终竟然用致命的毒药使年轻王子全身瘫痪，沉睡不醒。

埃塞俄比亚人传说，拉利贝拉沉睡了三天，其间，他被天使送到了第一、第二和第三重天堂。在天堂，全能的上帝当面告诉他不必担心自己的性命和未来的王位。上帝为他指明了目标，他因此得到了上帝的赐福。

拉利贝拉从幻觉中醒来后，便设法逃出埃塞俄比亚，到耶路撒冷避难。不过，他毕竟得到了平安，等时机一到，他将以国王的身份重返自己的出生地罗哈。不仅如此，他还注定要在那里建造一些壮观的教堂，世人还没有见过与之相似的教堂。于是，上帝给拉利贝拉详细的指导，告诉他建造教堂的步骤、每座教堂的样式及位置，甚至还有教堂的内外装修。

在一件有文字记载的事情上，传说和历史出现了巧合：拉利贝拉的确曾在耶路撒冷长期流亡，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哈贝却继续占据着埃塞俄比亚的王位。我了解到，这段流亡生活开始于1160年前后（拉利贝拉当时想必是20岁左右），结束于1185年——那年，拉利贝拉成功地回到了家乡，废黜了哈贝，宣布自己是国王。

从此，拉利贝拉王朝便有了可靠的编年记载，一直持续到公元1211年。他建都于罗哈，那是他的出生地，现在被按照他的名字命名为”拉利贝拉”。也许是为了让自己幼年那个幻觉完全变成现实，他一登基就马上动工兴建了11座壮观的独体教堂——所谓独体教堂，就是由一整块火成岩雕凿出来的教堂（我在1983年到阿克苏姆旅行的几个星期后参观过那些教堂，发现它们依然是现存信仰的圣地）。

拉利贝拉也没有忘记自己在圣城耶路撒冷的25年寄居生活——他试图在罗哈一拉利贝拉再现那座圣城的许多特征。例如，穿过罗哈的那条河被改名为”约旦河”；那11座教堂之一，”贝塔·高尔戈萨”也是特别为了象征耶路撒冷圣墓教堂而设计的；它附近的一座小山被称为”德布拉·蔡特”（意为”橄榄山”），以象征基督被捕的地方。

这位埃塞俄比亚国王并不满足于将国都建成一个”新耶路撒冷”，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他还都一直竭力保持着与耶路撒冷之间的联系。我发现，这并不是新举措。从公元4世纪晚期开始，埃塞俄比亚的东正教僧侣就在圣城永久扎下了根基。

正是为了增加并巩固这种存在，哈贝才向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提出了要求，请他思准在圣墓教堂里建造一个祭坛和礼拜堂。他的请求没有什么结果，只是教皇在1177年写了一封颇具伸缩性的书信，对哈贝的提议作出了答复。但10年以后，这件事却出现了两项重大的进展：一是1185年拉利贝拉夺取了埃塞俄比亚王位；二是1187年萨拉丁把十字军赶出了圣城，并迫使耶路撒冷的埃塞俄比亚居民，连同其他的东方基督教徒，逃往塞浦路斯。

皇家史书上说，这个事变使拉利贝拉深感不安。1189年，他的使臣设法说服了萨拉丁，同意让埃塞俄比亚人返回圣城，并且第一次同意赐给他们自己的一个主要活动场所——创造十字礼拜堂，它就在圣墓教堂里。后来在相对晚近的时期，这些特权再次失去了。

我了解到，其结果就是：阿比西尼亚的朝圣者不得不在这座礼拜堂的屋顶上做礼拜，他们在那里建了一个修道院。他们在耶路撒冷还拥有另外两座教堂，在旧城的中心还拥有一处主教官邸，从那里只需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圣墓教堂。

无论是在外交内政的策略方面，还是在建筑表现及精神发展方面，拉利贝拉王朝都代表了扎格维王朝权力和业绩的最高峰。

拉利贝拉死后，这个王朝便急剧衰落了。公元1270年，他的孙子纳库托·拉布终于被迫向耶库诺·阿姆拉克交出了王位，而后者自称是所罗门的后裔。从此一直到海尔·塞拉西于1974年被革命推翻，除了一位以外，埃塞俄比亚的历代君主都属于一个皇家谱系，它可以通过门涅利克一世追溯到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同王。

巧合的模式

回顾我所了解到的拉利贝拉那个昙花一现的王朝，我理解到了一点：它完全符合我已经辨认出来的那个诱人的巧合模式，即与十字军、圣殿骑士和12世纪相关的巧合：

——12世纪最初一年（更准确地说是11世纪最后一年，即1099年），耶路撒冷被十字军攻陷。

——1119年，圣殿骑士教的九位创始骑士（他们都是法国贵族）到达耶路撒冷，并在所罗门圣殿原址住了下来。

——1128年，克莱沃的圣·伯纳德在特罗耶会议上为圣殿骑士教争取到了教会的官方支持。

——1134年，沙特尔大教堂北塔楼动工，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哥特式建筑的先例。

——1160年，拉利贝拉王子，未来的埃塞俄比亚国王，为逃避其同父异母的哥哥（他当时在位）的迫害，来到耶路撒冷过政治流亡生活。

——1165年，出现了一封据称是”祭司王约翰”写的书信，其中宣布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消息，例如他军队的数量、他的财富和权力等等。这封写给”诸位基督教国王”的书信开始在欧洲流传。

——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上述书信作了答复，但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飞他在回信中提到自己后来还收到了另外一封信——那是”祭司王约翰”的申请信，要求教皇恩准在耶路撒冷圣墓教堂里建造一个祭坛。看来，这封信是这位”祭司王”的使者们呈交给教皇的。在教皇的私人医生菲利浦访问巴勒斯坦期间，这些使臣曾经和他谈过话。这位提出申请的”祭司王约翰”，只能是拉利贝拉同父异母的哥哥哈贝，此人1177年依然在位。

——1182年，圣杯故事首次出现在文献中（因而也是首次出现在历史上），即出现在克雷蒂昂·德·特罗耶的一部未完成的叙事诗里。

——1185年，拉利贝拉王子离开耶路撒冷，回到埃塞俄比亚，成功地废黜了哈贝，夺取了王位。他登基后，几乎立即就开始在国都罗哈建造了一批壮观的独体岩石教堂。罗哈后来按照他的名字改名为拉利贝拉。

——1187年，耶路撒冷被穆斯林苏丹萨拉丁的大军攻陷，十字军被赶走，而圣城的埃塞俄比亚居民被迫暂时去塞浦路斯避难（其实，耶路撒冷陷落后，一些圣殿骑士也去了塞浦路斯，他们买下了这个岛，并曾一度在那里建立总部）。

——1189年，拉利贝拉国王派去见萨拉丁的密使们设法说服了这位穆斯林将领，让埃塞俄比亚人返回耶路撒冷，并赐予他们一种从未有过的特权（1177年哈贝国王向教皇申请的，就是这种特权）——在圣墓教堂里建造一个礼拜堂和祭坛。

——11951200年期间，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开始写作《帕西法尔》。他延续了克雷蒂昂·德·特罗耶的工作，并在书中把圣杯变形为石头，还把许多埃塞俄比亚的因素结合在了故事里，不但特别提到了”祭司王约翰”，而且特别提到了圣殿骑士。

——就在同一个时期，沙特尔大教堂北走廊动工，其中的雕刻塑造了埃塞俄比亚的示巴女王、圣杯（其中装着石头）以及约柜的形象。

可见，圣殿骑士、哥特式建筑、圣杯以及一种观念，即世界上某个地方有一位非欧洲的基督教国王，名叫”祭司王约翰”，这些全都是12世纪的产物。还是在12世纪，就在《帕西法尔》成书和沙特尔大教堂北走廊建成以前，埃塞俄比亚一位未来的基督教国王拉利贝拉返回祖国，在耶路撒冷寄居了25年后登上了王位。

在我看来，根据我了解到的全部情况，这一切事情之间必定被某种共同因素引人入胜地联系在了一起，只是这种因素被隐藏在了历史中，或许是因为它被故意掩盖了起来。

圣殿骑士寻找约柜，先在耶路撒冷，后在埃塞俄比亚。支持这个推测的证据将会为我们揭示那种隐秘的共同因素——它就是一根复杂链条上被遗失的环节，那根链条就是我已经辨认出来的那些相互关联的事件、思想和人物。

我知道，我至少在目前已经把调查推进到了与耶路撒冷有关的部分。然而，对埃塞俄比亚的调查又如何呢？那里是否真的存在一些证据表明，圣殿骑士们当年曾到那里去寻找过约柜呢？他们后来是否会把追寻的结果通过沃尔夫拉姆，用密码的方式编制成了他那个神秘的象征，即”被称为圣杯的石头”呢？

”背叛的圣殿骑士……”

第一个突破，发生在我收到一个英译本的时候。它就是那封据说出自祭司王约翰之手的书信的全文译本，该信是他于1165年写给诸位基督教国王的。

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1177年给祭司王约翰写了回信（我现在已经知道，那是一份真实的文件，其实是写给拉利贝拉同父异母的哥哥哈贝的）。与这封信不同，学者们对祭司王约翰1165年写的这封信的真实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它的日期虽说是真的，但学者们认为它最不可能出自任何一位真正的”祭司王约翰”之手——所以，这封信便被看作了一个蓄意的骗局。

当我这封信时，便明白了个中原因。

如果此信作者的话可信，那么，他的”国土”上除了拥有其他一些物产以外，还有”像绵羊一样大的野兔”、”被称为格立芬（古希腊神话中鹰头狮身的有翅膀怪兽——译者注）的大鸟，能将一头牛或一匹马轻易地抓到巢穴里”、”头上长角的人，他前面只有一只眼睛，而背后有三、四只眼睛”、”其他的人则长着像马那样的蹄子”、”弓奇手上半身是男人，下半身是马”；此外，还有青春之泉以及一片”含沙的海”，而”来自它的每一块残片……都会变成宝石”；还有”生命之树”和”长着七个头的怪龙”，等等。在这位祭司王约翰的国土上，几乎所有能梦想出来的神话怪兽和神奇宝物，都似乎应有尽有。不过，信中却只字未提那方土地究竟在哪里，只是泛泛地提到了”许多被叫作印度的地方”。

在本书前一章里，我已经引用过那些说法了（而我现在知道，它们所指的地方，与其说是印度次大陆，不如说很可能就是埃塞俄比亚）。不仅如此，这些分散在各地的奇禽异兽还似乎属于这个真实的世界：例如”大象”和”单峰骆驼”；此外，那”前面生着一只角的”独角兽，则听上去很像犀牛——常常听说犀牛有时能”杀死雄狮”，这就似乎更能使它成为神话般的野兽了。

这类细节使我想弄清，此信作者除了欺骗之外还知道什么——其实，他很可能直接地了解埃塞俄比亚，因为那里当然都能见到骆驼、大象、狮子和犀牛。我注意到，信中的一段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国王”和”高戈与玛高戈”相提并论，这就更加深了我上面的那种怀疑。因为我记得，埃塞俄比亚的一部非常古老的手稿里说到亚历山大、高戈与玛高戈时，也使用了一模一样的说法。那部手稿名叫《正义集革》（lefafasedek），据说，它直到19世纪才传到了阿比西尼亚国外。

另一个引起我兴趣的问题是：这位”祭司王约翰”在信中宣称，他的基督教王国里有大量的犹太人——看来这些犹太人处于半自治状态，经常与国王交战。这个说法同样具有某种埃塞俄比亚色彩：公元10世纪以后，古迪特领导的犹太人起义曾一度推翻了所罗门世系的王朝；而当时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其实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

所以，信中所说这一切尽管有不少出自幻想、并显然是杜撰的成分，我还是不能把它们看作彻头彻尾的欺骗。何况在我看来，这封信的首要目的大概是恫吓作为收信方的欧洲军队，使他们望而却步。在这方面，我尤其注意到了信中反复提到”祭司王约翰”军队的人数。例如：

我们拥有……42座城堡，皆为世上最坚固、最美丽的城堡，有许多人在保卫它们。我们还有10000名骑士，6000名空手，15000名弓箭手，以及40000名步兵……无论何时投入战争……我们皆知前方有40000名修士以及数量相同的骑士在前进。其后是20万步兵，其中还不包括辎重马车及运送武器军火的大象和骆驼队。

这分明是在炫耀武力，不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此信与另一件事情的密切关联，即它充满敌意地特别提到了圣殿骑士。在一段显然是写给”法国国王”的话里，这封信暗示说：

你们当中有些法国人，属于你的血统，亦是你的下属。他们很善于和阿拉伯人相处。你信任他们，认为他们愿意并将会帮助你，但他们皆为骗子与叛徒……你若是勇敢无畏，胆量无匹，那就祷告吧，切莫忘记处死那些背叛的圣殿骑士。

读着这封奇异书信其他部分中的这些不祥暗示，我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1165年，”祭司王约翰”这个角色的真正当选人是否会有一种动机，即：其一，吹嘘自己战无不胜的军事力量，以恐吓欧洲军队的总体；其二，尤其要低毁圣殿骑士，要求把他们”处死”？

我的答案是：哈贝在1165年曾是埃塞俄比亚扎格维王朝的统治者，他肯定应当是教皇亚历山大三世1177年那封回信的收信人”祭司王约翰”。

我认定哈贝就是1165年那封被看作骗局的书信的真正作者，其理由之一是它的措辞及用语。随着考察的深入，我已经发现，扎格维王朝的所有君主都喜欢在其一连串的头衔里使用一个埃塞俄比亚的术语”jan”。这个字源于”jano”，指的是一种略带红色的紫色长袍，只有贵族才能穿。”jan”的意思是”国王”或者”陛下”，并很可能和”约翰”（john）的这个字相混。其实，完全有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以及由于扎格维王朝的几位统治者同时也是祭司），才首先造出了”祭司（国）王约翰”这个用语的。

不过，我之所以怀疑是哈贝，还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他在1165年毕竟正面临着一个已经萌发的政治难题。当时，哈贝同父异母的弟弟拉利贝拉（此人最终废黜了哈贝）被当作异己，已经在耶路撒冷流亡了五年。我认为，这五年的时间已经足以使拉利贝拉结识圣殿骑士，并和他们交上朋友了。他甚至可能请圣殿骑士们帮助他推翻哈贝，而后者也许听说了他们这个计划。

我想，这样的情况并非完全不可能产生。不久之后，哈贝就请求教皇恩准在圣墓教堂的特权（这是”祭司王约翰”王国的一些”上层人士”在巴勒斯坦向教皇提出的要求）。这个举动表明哈贝当时已经定期向耶路撒冷派遣使臣。因此，这些使臣就有可能搜集到那个情报，即1165年拉利贝拉和圣殿骑士正在酝酿一个阴谋。

如果历史果真如此，那就无疑可以最终找出那封信的一个说法的原因，即它暗藏杀机，暗示法国国王说：如果他处死”背叛的圣殿骑士”（当时，大部分圣殿骑士都是法国人），那将会是个上策。至少根据这个假定，”祭司王约翰的书信”就有可能是哈贝在耶路撒冷的间谍们炮制出来的，是一个精心策划出来的计策，其目的在于打破圣殿骑士和拉利贝拉王子之间的勾结。

这显然是一种引人入胜的推理逻辑。不过，它又是一种容易出错的推测。如果不是在《帕西法尔》里看到了某些段落，它们似乎证实了圣殿骑士和拉利贝拉的确结成了此类联盟（哈贝所害怕的正是这样的联盟），我就绝不想沿着这条思路继续考察下去。

”在非洲深处……”

《帕西法尔》的写作时间，是在拉利贝拉把哈贝赶下埃塞俄比亚王位之后。这本书里有几处直接提到了圣殿骑士，他们被描写成了”寻找圣杯帮”的成员。

我发现，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个特别的暗示。沃尔夫拉姆在书中几次做出了这样的暗示，那就是：圣殿骑士有时被派往海外去完成某种使命——那种使命极为秘密，与赢得政治权力有关。例如：

圣杯上面写着文字，要求上帝赋予一个远方民族的任何一名圣殿骑士……绝不可问及他的姓名及世系，而必须帮助他们获得自己的权利。向他提出此类问题后，那里的人民便不再能够留住他。

类似的段落还有：

倘若一方国土失去其主人，其人民看到上帝愿意帮助其民众，而向圣杯帮要求一位新主人，他们的祷告使必会实现……上帝已秘密地派出了那些人。

这个段落虽然很有意思，但引起我注意的却是后面的另一页文字。那是”圣杯帮”一位成员的长篇独白，其中提到”在非洲深处……经过罗哈”骑马驰骋。

我发现，学者们曾尝试性地把”罗哈”确定为桑皋施蒂里亚的罗希斯特堡（奥地利南部一个州的地名——译者注）。但我认为，这种地点偏差完全是错误的：书里的上下文已经暗示出它在非洲，而我也很难赞同那种推断的理由。

不过，我知道一个情况，而德国和英国大学里研究沃尔夫拉姆的专家们却可能并不知道，那就是：”罗哈”（rohas）是埃塞俄比亚最遥远的高原上一个小镇的旧称。这小镇现在名叫”拉利贝拉”，为的是纪念这位出生在这里的伟大国王。公元1185年，他成功返回这小镇时，将它定为了国都。

这些研究中世纪德语文学的专家也不会有理由意识到：正是这同一位拉利贝拉，曾寄居耶路撒冷25年，与一个军事宗教教派的圣殿骑士们过从甚密，而该教派的总部就设在所罗门圣殿的原址上。这些骑士对任何一位打算夺取王位者都怀有特殊的兴趣，只要那个国家自称拥有那只失踪的约柜，而创建圣殿骑士教的本来宗旨就是保卫约柜。

因此，我现在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1185年拉利贝拉返回埃塞俄比亚、废黜哈贝时，是否有证据表明可能有一队圣殿骑士在伴随着他？

当时我想，我不会轻易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幸运的是，我在1983年为埃塞俄比亚政府编写那本书时，曾去过拉利贝拉镇，并且保留着当时的实地考察笔记。因此，我便仔细地研究这些笔记。我几乎立即就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这使我很吃惊。

我曾注意到，在由岩石凿成的贝塔·米里亚姆教堂（这是供奉圣母玛利亚的另一座教堂）的天顶上，”有一排已经褪色的红漆画的十字军式样的十字图案”。当时我做出的评论是：”它们看上去丝毫不像一般的埃塞俄比亚十字——回亚的斯亚贝巴后要考察一下它们的来源。”

当时我甚至为这些”十字军式的十字”之一（它向外伸展出三角形的架臂）画了一幅粗略的速写。尽管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曾经做过，但当时我显然还对此做了进一步思考。后来，我在那幅速写下面用不同颜色的钢笔注上了一个术语：”croixpaee（法语：交叉十字架——译者注）。”

1983年时，我还不知道，圣殿骑士教的标志就是红色的”croixpaee”，那是该教派于1128年在特罗耶会议上得到官方教会承认之后采用的。但到1989年，我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不仅如此，我还了解到圣殿骑士教在其全部历史上都参与了建造宏伟教堂的活动。

我心中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随之产生了一些更进一步的问题。经过相当长的一段被遗忘时期，拉利贝拉建造的这11座由整块岩石雕凿的教堂，现已成了埃塞俄比亚历史上最高级的建筑成就（这实际上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见解）。不仅如此，它们还笼罩着某种神秘的气氛。准确地说，埃塞俄比亚国内还有另外一些由整块岩石雕凿的教堂，但其中没有一座能和这些教堂相媲美。

其实，无论是从整体立意、工艺水平还是从审美表现上看，拉利贝拉的独石教堂都是绝无仅有的。没有任何一位专家能断定它们是如何雕凿出来的，并且一直有谣言说有些外国人参与过它们的建造。一些学者认为，拉利贝拉国王当年曾经雇用了印度人或者埃及的基督教徒做石匠。相反，埃塞俄比亚的传说却把这些工程说成是天使的作品！但我现在不得不自问：建造拉利贝拉教堂的真正工匠，是否就是那些圣殿骑士呢？

我在1983年的实地考察笔记当然描绘了一个梦幻般建筑群的图景：

这些教堂就像高耸的大厦。它们建成800年以来一直是现存信仰的圣地。不过，强调一点也很重要：它们根本不是以传统方式建造的，而是在它们矗立的红色火成岩上直接开凿出来的。它们因此而显得是非人力所为——这不仅指它们的规模，而且指它们的工艺和构思。

只有做了仔细的考察以后，才能领悟它们所代表的全部成就。这是因为，正如那些中世纪的奥秘一样，当时的人们曾竭力掩盖它们真正的性质——其中一些教堂几乎被完全掩埋在了深深的沟壑里，另一些则被隐藏在开凿出来的巨大山石四口中。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是一个山隧道和狭窄通道组成的、扑朔迷离的复杂迷宫，其中还有些旁支逸出的地窖、壁龛以及走廊——那是个凉爽的、布满青苔的地下世界，阴暗潮湿，一片寂静，只有僧侣和执事们从事他们无时限的供奉活动时的脚步，才会在其中发出模糊的回声。

其中有四座教堂完全独立，只有基座和周围的岩石相连。它们的尺寸和构造尽管迥然有别，但都采用了巨型山石的形式，雕刻十分精确，完全模仿通常的教堂建筑。在周围开凿出来的深陷场地上，它们完全是各自独立的，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贝塔·乔吉斯教堂（供奉圣乔治）。它兀然独立，

坐落在离其他教堂相当远的一个位置上。它矗立在一个深深的、几乎呈井形的深坑中央，高达40多英尺，其内部和外部都很像十字架。它内部的圣殿有个无可挑剔的圆顶，而教堂的全部做工也都是一流的。

以上我只简要抄录了我1983年的笔记。那份笔记最后提出了以下的问题，作为结论：

不考虑传说中的所谓”天使的帮助”，拉利贝拉的这些奇迹究竟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说实话，今天谁都不知道真正的答案，因为如此大规模、如此完美地开凿和雕刻山岩的技术，早就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了。

1989年夏天，我重新翻阅了六年前写下的那份笔记。我对其中所说的”迷雾”几乎没被澄清感到不满，对当时还有那么多问题在等待我去弄清也感到不满。我本能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圣殿骑士们可能参与了建造拉利贝拉这些复杂建筑的活动。但事实却是，没有什么证据支持我这个见解，只有我在圣玛利教堂（即贝塔·米里亚姆教堂）天顶上看到的那些红漆”十字军式十字”——圣玛利教堂是那四座独立的教堂之一。

尽管如此，这些教堂的来源当时的确依然是个谜团。学者们无法解释它们是如何被雕凿出来的，无法解释谁是它们的建造者，这些都反映出了这个谜团。拉利贝拉镇的一些居民古怪地坚信天使参与了这些教堂的建造工作，这也曲折地反映出了这个谜团。现在，我研究1983年的实地考察笔记时发现，这个不解之谜当中还包含着另外一些内容。

我当时的笔记说，在圣玛利教堂内部，一位僧侣曾带着我来到了掩蔽的内殿门口，并让我看一根高高的立柱。以下就是我当时对这根立柱的描述：

它的直径大约和一个大型树桩相同，从岩石地面耸起，消失在幽暗的上方。它的外面螺旋式地完全裹着一条市带，那布带非常古老，已经辨不出颜色，只剩下一条条褪了色的染料的痕迹。那僧侣说，这根立柱是神圣的，那上面的铭文是拉利贝拉国王本人的手迹。这些铭文显然揭示了建造这些独石教堂的秘密。我问是否可以揭开裹在立柱外面的布，这样我就能读到这些秘密，但那位可怜的僧人却被吓坏了。他对我说：”那是渎神的行为啊。那块布从来没被揭开过。”

使我焦躁不安的是，我的笔记只写了这么多。当时我又针对那些”十字军式的十字”草草写了几句，就离开了圣玛利教堂，去了这个建筑群的下一座教堂。

1983年，这个破旧的随身笔记本曾和我一起到处旅行。我现在合上它的时候，只是对自己当年那么缺少好奇心感到事后的恼火。拉利贝拉镇有那么多的东西值得调查，可当时我却没有调查。我本来应当在那里提出许多问题，但我却没有提。大量的黄金机会当时曾经自动出现在我面前，却被我忽视了。

我相当灰心，便把注意力转到了一大堆第一手和第二手的参考资料上，那是我搜集的有关埃塞俄比亚的资料。我搜集的那些影印资料，虽然大部分都很有价值，却都是些互不相关的学术论文。然而，其中的一本书却似乎很可能为我提供些有用的东西。这本书的书名是《印度地方的祭司王约翰》，是15201526年间葡萄牙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原文著述的英文译本。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兹神甫，长达五百多页，于1540年在里斯本出版，1881年由英国阿尔德莱的第九代斯坦利男爵译成英文。

我面前这个英译本的版本比较新，是1961年由哈克吕特协会出版的。这本书的编者是伦敦大学的教授c·f·白金汉和g·w·哈廷福德。他们说，阿尔瓦雷兹”不是罕见的愚蠢就是个无法置信的……善心、老练而富于判断力的人……他完全不像一般旅行家那样说谎，而后者常常试图夸大自己的见闻”。这样一来，这本书就被学者普遍看作了一部”令人极感兴趣的著作……包含着无比丰富的细节，是关于埃塞俄比亚历史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资料”。

我脑子回想对这本书的这些热情洋溢的评价，打开了它第一卷的第205页。在这里，阿尔瓦雷兹写到了他亲身探访拉利贝拉镇的情况。他先用很长篇幅逐一描述了那些教堂，读到这些文字，我只能赞美作者观察的仔细和他简明的语言。最使我惊讶的是，阿尔瓦雷兹访问拉利贝拉镇和我1983年对那里的访问。两者虽然间隔了四个半世纪，但那里的变化却是那么微乎其微。书中甚至还提到了圣玛利教堂那根立柱外面的布条！对那座教堂的其他方面做了一番叙述以后，这位葡萄牙旅行家又写道：”此十字式教堂交叉处穹顶下有一立柱，其饰纹有如以蜡翻制而成。”

阿尔瓦雷兹谈到，所有这些教堂都”完全是在现有的岩石上精工开凿”的。他在书中的一处赞叹说：

我已倦于更多描写这些建筑了，因为我认为，我若再写下去，读者便不会相信。这又因为，读者我已写下的文字后，会责备我在撒谎。因此，我凭上帝起誓，因他赋予我力量：我所写的一切皆为真实，未做丝毫增添渲染，且我未记述的东西更多得多。我将舍去它们不写，如此它们便不会被当作谎言而使我受责。我想让世人知道这般壮观的景象，这愿望是何等强烈啊。

阿尔瓦雷兹无疑就像一个优秀记者，在他那次访问即将结束时，与几位年长资深的僧侣谈了话。值得一记的是，那次访问是在那座教堂建成仅仅三个半世纪之后进行的。这位葡萄牙旅行家对目睹的一切都感到惊异，便问那几位僧侣，是否知道开凿和雕刻些独体巨石教堂用了多少时间，这些工作是由谁完成的。他得到的回答（当时其中还没有充斥着后来的迷信说法），使我心跳加快，激动不已：

人们告诉我，完成这些教堂上的所有工作用了24年。这里有文字记载；它们是白白人建造的……人们说，拉利贝拉国王下令建造了这些教堂。

归纳我了解到的所有情况，我感到自己不能忽视这个纯粹的早期证据。说实话，我书架上的历史书籍里，根本没有提到过阿尔瓦雷兹时代之前曾有”白人到过埃塞俄比亚。但这并不等于说白人以前不曾到过那里。

我这里说的白人属于一个军事教派，他们素以跨国活动和秘密性著称。用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的话说，这些白人”永远不愿旁人打听他们的情况”。这些白人有时被派到”十分遥远的人群那里……去帮助他们获得自身的权利”。口世纪时，这些白人的总部就建在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的地基上。

那些僧侣奇特地谈到了当年曾来到拉利贝拉镇的那些”白人”，我认为这个情况至关重要。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说法使我更坚信了一点：在《帕西法尔》里，沃尔夫拉姆把圣殿骑士和他所说的圣杯以及埃塞俄比亚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绝不是仅仅出于纯粹的突发奇想。他从来就不是个仅凭突发奇想的作家，恰恰相反，他注重事实、聪慧机智，作品的主题深入而集中。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我对他产生的疑问是正确的，他当年确实进入了一些人组成的内部圈子，他们都知道一个无比巨大的秘密，即约柜的最后下落。也许是通过为他提供信息者（即圣殿骑士教的支持者古尤特·德·普罗万）的成功运作，也许是通过某种更为直接的接触，沃尔夫拉姆受到该派教的委托，去完成一项使命：用编密码的方式，把约柜最后下落的秘密编进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里，而人们世代都会讲述那个故事。

圣殿骑士们为什么要沃尔夫拉姆这么做呢？

我至少能找出一个可能合理的答案。如果把约柜下落的秘密写下来，并把写好的东西装进某种容器里（例如一只埋进地下的匣子），那个容器便很可能在不到100年内就被遗失或忘记。而那个容器只有被某个人挖出来，才能重见天日。然而，如果用密码把这个秘密编进一个众人熟知的载体里，例如《帕西法尔》（我发现，这部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几乎所有现代语言，仅在20世纪80年代，企鹅出版社古典文库里的该书英文版就印了5次），那么，约柜下落的秘密就完全有可能被永久保存在世界文化里。这样一来，经过了许多个世纪之后，那些有能力破译沃尔夫拉姆密码的人，依然能够了解这个秘密。总之，这个秘密可能完全被人们视而不见，被所有人当作一个”佳构故事”去欣赏，而只有少数人（即开悟者、知情者和坚毅的探寻者）才能真正地了解它的真正作用，把它用作寻宝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