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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寻宝秘图

1989年夏天我《帕西法尔》时，注意到了一种令人惊异的可能性：这个虚构的”圣杯”，可能被作者用作了约柜的一个隐晦象征。

这又使我做出了另一个假设：在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那位”上天命定的”圣杯英雄背后，可能还有另一个人物，而我们一旦知道他是谁，就能知道通向约柜之谜核心的途径。正因为如此，这位诗人才把此人的真实身份隐藏在了一重重神秘的、有时甚至是故意误导的细节后面。

我想，这个人物除了门涅利克以外不可能是别人。他是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的儿子，根据阿比西尼亚的传说，门涅利克把约柜带到了埃塞俄比亚。

如果这个推测里多少有些情况符合真实，那么，我就有希望从《帕西法尔》里找到进一步的线索。这些线索具有密码的性质，可能被频繁的假线索弄得模糊不清，可能分散在彼此迥异的诸多章节里，可能被作者故意弄得晦涩含混。尽管如此，如果这些线索被集中起来，如果理解了它们的真正含义，那么，它们依然可能强调出约柜与埃塞俄比亚的牵连。

紫檀与象牙

在《帕西法尔》的一章里，我发现了此类线索中的第一条线索。那一章谈到了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度，名叫”扎扎曼科”，那里居民的皮肤都”像夜一样黑”。一位流浪的欧洲贵族来到了这个国家，此人名叫”加姆列特·安如”。他在那里爱上了一位地位相当于女王的女人，即”美丽忠贞的贝拉坎妮”。

”贝拉坎妮”使我不禁想到它仿佛是”玛克姐”（makeda）的回声，后者是示巴女王的埃塞俄比亚名字，那是我1983年访问阿克苏姆时听说的。我还知道，在穆斯林的传说中，这同一位君主被称作”比尔吉斯”（bilquis）。

我现在已经知道沃尔夫拉姆喜欢创造新词，喜欢以拼合旧词的办法，创造出一些有趣的新名称，因此在我看来，排除一种可能性便显得过分草率了。那种可能性就是，”贝拉坎妮”（becane）这个名字就是”比尔吉斯”和”玛克姐”综合而成的。而因为诗人把她描述为”一位黑肤女王”，就认为她不是示巴女王，这就更是加倍地草率了。

《帕西法尔》第一章详细地讲述了贝拉坎妮和加姆列特的爱情故事，通过更仔细的研读，我发现其中还有一些情节十分类似《国王的光荣》里讲的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故事，而埃塞俄比亚人的其他许多传说也都提到了这个故事，只是说法略有出入。

这样的联系使我感到，沃尔夫拉姆用大量篇幅，明确谈到加姆列特像所罗门一样是个白皮肤的人，而贝拉坎妮像玛克妲一样是个黑种女子，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例如，这位法国安如省的”白皮肤”骑士来到扎扎曼科以后，贝拉坎妮曾对她的侍女说：”他的肤色与我们不同。但愿这不是他的缺点。”这当然不是缺点，因为此后几星期内，贝拉坎妮和加姆列特就陷入了狂热的恋情，展开了一个接一个的浪漫故事，最终两人来到了贝拉坎妮寝宫的卧房里：

女王用自己黑肤的双手征服了他。卧房里有一张华美的床，铺着黑貂皮色床单，那上面正有一个私下的新荣誉在等待着他。房里只有他们两个，年轻侍女们已经离开，并关上了卧房的门。女王将甜蜜高贵的爱给予她的心上人加姆列特，尽管两人的肤色几乎毫不相配。

这对恋人结婚了。然而，贝拉坎妮是个未受洗的异教徒，因此，基督徒加姆列特，这位做过许多侠义壮举的骑士，在妻子”有了12星期身孕”时却从扎扎曼科逃走，给她留下了这样一封信：

我乘船走了，像个窃贼。为了使我们少流些眼泪，我不得不悄悄溜走。夫人，我不能不对你说：你的信仰若和我一致，我会与你相守终生。即使现在，我对你的爱依然在给我无穷无尽的折磨！我们的孩子若是男的，我发誓他将会十分勇敢。

加姆列特离开后很久，依然饱受自责之苦，因为”那黑肤色的女子比他的生命还要宝贵”。后来他说：

现在，许多无知的家伙都会以为，我是因为她的黑皮肤才离开她的。但在我眼里，她却像太阳一样明亮！一想到她无与伦比的女性气质，我便痛苦万分，因为倘若贵族是一块盾牌，那她就是盾心。

以上就是贝拉坎妮与加姆列特的爱情故事。他们的孩子后来怎样了呢？

她怀胎足月，生下一子。他的皮肤是黑白混合色的。这使上帝很高兴，要使他成为一个奇迹，因为他既黑且白。女王俯下身子，一遍遍地亲吻儿子身上的白皮肤处。她为自己的小孩取名”安如的法莱菲兹”。他长大后成了勇士，代光过整片森林，折断过无数长矛，戳穿过无数盾牌。他的头发和全身皮肤的颜色相互映衬，如同喜鹊一般。

沃尔夫拉姆以最生动具体的方式，强调了法莱菲兹是个混血儿，是一位黑种女子和一位白种男子结合的产物。不仅如此，这个混血的法莱菲兹还将在《帕西法尔》的故事里扮演一个关键角色。他的父亲，即那位多情的加姆列特，抛弃了贝拉坎妮以后回到欧洲，又娶了一位名叫”赫兹罗德”的女王，并很快使她怀了孕。后来，加姆列特又抛弃了她，在各地多次冒险，在一系列战斗中赢得了荣誉，最后被杀。

沃尔夫拉姆讲道：”加姆列将死后两星期，赫兹罗德生下一个体型很大的男婴，这使她几乎丧命。”那个男孩就是帕西法尔，即与沃尔夫拉姆故事同名的主人公；此外，由于他父亲是加姆列特，帕西法尔还是法莱菲兹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发现，在《国王的光荣》和其他一些埃塞俄比亚的传说里也有许多人物，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也近似于加姆列特、贝拉坎妮、法莱菲兹和帕西法尔等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相似性虽说是间接的，但我仍然希望能从沃尔夫拉姆的作品里找到此类引人入胜的暗示。于是，我越来越自信地认为，他已经为我们埋设了一条线索，它穿过陷阱和迷宫，最后将把我引向埃塞俄比亚。

黑种的贝拉坎妮和白种的加姆列特，这两者之间的反复对比是《帕西法尔》开始几部分使人无法回避的特点。在《国王的光荣》里，这对恋人是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像加姆列特和贝拉坎妮一样，他们也在寝宫***。像加姆列特和贝拉坎妮一样，他们当中的一个（这次是玛克妲，即示巴女王）也抛弃了另一个，踏上了漫长旅途。像加姆列特和贝拉坎妮一样，他们结合的产物也是个混血儿，这次是门涅利克。还是像加姆列特和贝拉坎妮一样，在有关段落中，作者也反复强调两人肤色的不同，这次是在《国王的光荣》里面。其中一个典型场景是，犹太国王所罗门因门涅利克盗走约柜而受到谴责，这段话讲得非常清楚：

汝子盗走约柜。汝生之子，亦生自一异邦人，而上帝并未吩咐你娶她。换言之，彼为一埃塞俄比亚妇人，与汝肤色不同，与汝不属一国，且为黑种。

此外，门涅利克和法莱菲兹之间还有些共同点，而那已经不只是在同为混血儿这一点上相同了。例如，”法莱菲兹”（feirefiz）这个名字本身就存在着奇特之处。它属于什么语言？有什么含义？

经过查阅，我发现文学评论家们对这个问题有着颇有把握的看法。其中多数人把这个发音古怪的名字看作沃尔夫拉姆创造的一个典型的新词，其基础是法语的”vairfils”，字意为”有黑白斑的儿子”。不过，另外一派却认为它来自法语的”vraifils”（即”亲生的儿子”），这听上去也不无道理。

在《国王的光荣》里，我找不到任何能直接反映这两种辞源的比较（尽管在第36章，所罗门第一次见到门涅利克时说：”汝看，此乃吾儿。”）。不过，这个传说还有另一个埃塞俄比亚版本，虽然情节稍有出入，但也是个古代的版本，1904年由普林斯顿大学的厄诺·里特曼教授译成英文。它也描述了所罗门初见门涅利克的情景，其中有以下这段话：

门涅利克立即走到他面前，伸手向他致意，所罗门言道：”汝为吾之亲子。”

换句话说，这就是法文的”vraifils”（亲生的儿子——译者注）啊！

迂回的机制

这样的巧合使我越来越难抵御一个想法：沃尔夫拉姆的确把他笔下的法莱菲兹与门涅利克联系在了一起。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他受到了《国王的光荣》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的学者海伦·阿道夫就这样认为），而是因为他当时已经知道了约柜的最后下落是在埃塞俄比亚，因为他已经用密码的方式，把这个信息编制在了《帕西法尔》里。因此，《帕西法尔》就是一幅文学的”寻宝秘图”，它把圣杯作为约柜的一个秘密代码。

沃尔夫拉姆一直沉迷发明巧计，热衷于创造一些文字戏法，既让人困惑难解，又令人兴味盎然。不过，我觉得自己已经看穿了他制造的大多数假象，也看破了他经常使用的那些骗术，其目的是诱使读者远离隐藏在故事核心的那个秘密。因此，看到书中以下的描述，我并不感到困惑——寻找圣杯的人并不是法莱菲兹本人，他最后也没有获得找到这件珍贵古物的荣誉。因为这个结局会显得太过直接，分明是个指示箭头。何况，沃尔夫拉姆也不能容忍一点：一位黑种女王的一个异教混血儿，成了一个浪漫传奇里的英雄，而这个传奇原本是为了愉悦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徒的。

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这位聪明的德国诗人会完全满足于一个结局：让纯粹白种、品格高洁的帕西法尔去赢得那只虚构的圣杯，而这正是他的大部分读者惟一感兴趣的事情。同时，在为数不多的有识者看来，指示通往约柜之路的人，却应当是那个”亲子”法莱菲兹。

不过我也懂得，要支持这个假设，我还需要更扎实的证据，而不能仅仅凭借一系列巧合——无论这些巧合显得如何意味深长，如何引人入胜，都是如此。于是，我展开了一项耗费脑力的工作，再次仔细研读《帕西法尔》。

我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根据我前几次，我记得法莱菲兹最后娶了勒庞斯·德·索娅。她就是携带圣杯的那位完美纯洁的女子，她仿佛笼罩着圣洁和力量的光环，她始终在故事中时隐时现。

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它虽小，却意义重大，被隐藏在一条我以前没有发现的线索里：在沃尔夫拉姆提供的大团圆结局里，法莱菲兹和勒庞斯·德·索姬有了一个儿子，名叫”祭司王约翰”（preserjohn）。

当时，在彼时彼地，我要是能证明那块”圣杯之地”（ersesalvaesche）其实就是”祭司王约翰”统治的那块国土，那就太好了。这样一种直接联系，至少能有力地支持我提出的那个理论，即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就是一张”寻宝秘图”。但遗憾的是，《帕西法尔》里连半点能证实这个见解的东西都没有：书中提到那块”圣杯之地”时，只使用了最虚幻、最朦胧的语言，根本无法表明它的国王就是”祭司王约翰”。

我几乎都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了。我满心乐观，大步走进了一条令人极度失望的死胡同，却突然发现了另一部中世纪德国史诗，而其中的祭司王约翰确实成了圣杯的守护人。

那部史诗名叫《小提留莱尔》（derjungereriurel），其风格非常近似《帕西法尔》，以致许多学者曾长期把沃尔夫拉姆看作它的作者（从13世纪起就有这样的看法）。不过，在比较晚近的时期，人们发现它的真正作者是位比沃尔夫拉姆稍晚一些的作家。据说，这位作者名叫阿尔布莱希特·冯·莎芬伯格，他在1270年1275年期间（即沃尔夫拉姆死后15年左右）编纂了《小提图莱尔》，其依据是沃尔夫拉姆以前没有发表过的作品片断。的确，阿尔布莱希特的作品和他老师的实在太像了，以致他本人曾被当成了沃尔夫拉姆，”不仅采用了他的名字和题材，而且采用了他作为叙事者的写作风格，甚至承袭了他笔下的人物经历的细节。”

我知道，中世纪文学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做法，那就是：后代作家往往喜欢续写和完成其前代作家的作品。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本身就来自克雷蒂昂·德·特罗耶写的圣杯故事。现在看来，为这个故事提供一个结局，一个在圣杯最后安放地找到圣杯的结局，这个任务被留给了第三位诗人阿尔布莱希特。

《小提图莱尔》里明确宣告，这个最后安放地就是祭司王约翰统治的那个王国。我认为，在有关圣杯的文献中，这样的宣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不仅如此，这个消息还是沃尔夫拉姆的一个追随者提供的，此人似乎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去得到沃尔夫拉姆本人的笔记和札记。我认为，这恰恰就是某种迂回机制，它是那位”大师”建立的，其目的在于：既不必在《帕西法尔》里过分直露地写出他的埃塞俄比亚秘密，又能确保把那个秘密传递给未来的一代代人。

这个结论也许是合理的，也许是不合理的。然而，它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它具有学术上的优势，不如说在于一个事实：它鼓励我去认真对待沃尔夫拉姆关于”祭司王约翰”的简要叙述，因而把我的调查继续坚持下去。而以后的事实将证明，这项调查虽然耗费精力，最终却得到了可观的成果。

这项调查的目的，是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沃尔夫拉姆提到”祭司王约翰”的时候，他头脑里想到的到底是不是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国王呢？

最初的迹象表明，他并没有这样想。其实，他明确地宣布说，”祭司王约翰”出生在”印度”——书里说，法莱菲兹显然是这个国家的国王，而经历了《帕西法尔》里描述的那些冒险之后，法莱菲兹和勒庞斯·德·索妮便回到了这个国家。为了使这幅图画更加复杂，同一段里又接着说道，”印度”（india）也被称为”特里巴立包特”（ribalibo，意思是：我们这里叫它”印度”，这里就是”特里巴立包特”）。

我查阅了前面的一些章节，发现其中有些段落把法莱菲兹称为”特里巴立包特之王”。这个叫法是一贯如此的，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他的儿子”祭司王约翰”最终继承了他的王位，成了特里巴立包特印度的国王。不过，我却几乎无法忘记，法莱菲兹本人就是”扎扎曼科”王国女王贝拉坎妮的儿子。因此，我知道沃尔夫拉姆把法莱菲兹称作”扎扎曼科之王”的时候，丝毫不感到奇怪。

根据这些五花八门的古怪称号，我能得出的惟一合理的结论是：”扎扎曼科”、”特里巴立包特”以及”印度”，其实都是同一个地方。不过，这个地方会不会就是埃塞俄比亚呢？假设沃尔夫拉姆写作时始终想着印度次大陆（因为他确实说出了”印度”这个名字），这不是更合情合理么？

我决定去追溯”祭司王约翰”的真正来历，看看能否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更多帮助。

一位真正的国王

我发现，12世纪之前还没有”祭司王约翰”这个名字。而12世纪时，欧洲十字军曾连续占领圣城耶路撒冷八十多年1187年他们被阿拉伯人赶走）。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上第一次提到”祭司王约翰”，大约是在这个时期的中期，即出现在1145年弗雷星根的奥托大主教撰写的《编年史》里。这位大主教说自己是从一位叙利亚教士那里得到有关消息的，在他的《编年史》里提到了某位”约翰，国王兼祭司（rexesacerdos）”——他是基督徒，住在”最遥远的东方”，统帅着众多军队，看来他是打算把这些军队交给耶路撒冷的保卫者支配。据说，这位”祭司王约翰——如此称呼更便于人们知道他的身份”富甲天下，连王杖部是纯翡翠做的。

后来到了1165年，欧洲广泛流传着一封书信，据说，那是祭司王约翰的亲笔，写给”各位基督徒国王，尤其是君士坦丁堡的曼努埃尔皇帝和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这封信里充满了最荒诞无稽、最超乎寻常的措辞，宣布祭司王约翰除了拥有这一切之外，其国土还”因有众多印度人”而被分成了4个部分。

公元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威尼斯）写了一封信给”最亲爱的基督教教子约翰，神话般的、尊贵的印度人之国王”。

这位教皇虽然知道自己是在回信给1165年那封书信的作者，但还是明确表示，他还从另外的来源了解了这位约翰的有关消息。例如，他提到了祭司王约翰的私人医生”菲利浦大夫”。据说，祭司王约翰的使臣在耶路撒冷见到了这位医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称作”君主王国的上层人士”的使臣表达了国王的一个意愿。甚至在1165年的那封书信里也没有提到那个意愿，那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里修建一座圣堂。教皇对此做出了以下答复：

汝之所为乃无比高尚慷慨之举，汝愈少自诩财富及权力，吾辈便愈愿将汝之心愿，即在耶路撒冷主之圣墓教堂建造（祭坛），视为汝之特殊奉献。

这些12世纪的文献里有许多疑团，但其中有一件事却很清楚：祭司王约翰在位的最初时期曾被明确地和”印度”联系在了一起。我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于是断定这是真实的，因为文献里反复提到祭司王约翰统治的国土是”印度”，或者更宽泛地说是几个叫”印度”的地方。

不过，这些中世纪的有关权威作者显然没有一个知道那个”印度”（或者那些被叫作”印度”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同样明显的是，它们提到”印度”时，很少是指印度次大陆，而大多指的是其他某地，或许在非洲，或许在别处——只是看来谁都不能确切地知道那个地方。

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渐渐弄懂了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的大致来源：在最早提到祭司王约翰时期的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一种由来已久的术语混乱了，那就是经常把”印度”和”埃塞俄比亚”混为一谈。其实，从公元1世纪开始（当时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就曾写过：在”印度”的尼罗河涨水），至少直到马可·波罗时代（当时印度洋沿岸所有国家都仍被叫作”印度”），”埃塞俄比亚”和”印度”这两个术语一直在互相换用。

这方面的一个古代实例，出自于公元4世纪拜占庭神学家鲁菲努斯的著作。他编辑过一本详细讲述埃塞俄比亚人皈依基督教经过的著作，我在1983年研读过那本书。这部重要论述里的细节包括阿克苏姆这样的地方，还包括一些公认的历史人物（像弗鲁门提乌斯和埃扎那国王等）。这些细节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一点：鲁菲努斯提到的那个国家其实就是埃塞俄比亚，尽管他始终把它称作”印度”。

一位历史学家解释说，这是因为”早期地理学家总是把埃塞俄比亚说成那个印度大帝国的西部疆土”。不仅如此，看来这同一个地理学错误，连同12世纪流传的那封奇特书信，已经使人们产生了一个印象，即”祭司王约翰”是位亚洲的国王，确切地说是位印度国王。

这个印象虽说是错的，却已经顽强地证实了一点：在”祭司王约翰”不再是个神话人物之后很久，在他的王国被确定在非洲之角之后很久，这个印象依然存在着。例如，公元13世纪末，马可·波罗曾写道：”阿比西尼亚是一片广大的国土，被称作中印度或第二印度，其国君是基督徒。”这句话就代表了他那个时代传统学说的认识。

与此相似，在公元14世纪，佛罗伦萨旅行家西蒙尼·希格里仍然把”祭司国王乔万尼”说成一位住在印度的君主，而那个”印度”其实是位于埃及苏丹管辖的边界上，其国王曾被描述为”尼罗河之主”，据说，他能够控制流入埃及的尼罗河。

在相当晚近的16世纪，葡萄牙向埃塞俄比亚派遣了第一个官方使团，其成员依然认为自己将要见到”印度的祭司国王约翰”。后来，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兹神甫对这个使团做过权威性的记载。他于1520年4月在红海的玛撒瓦港上岸，其后用了6年时间在埃塞俄比亚各地旅行。那次耗费体力的艰辛旅行虽然无疑是在非洲大陆之内，他那本书的书名却依然反映了那个古老的地理学错误：《印度祭司王约翰的国家之实况》。

在这部学术价值很高的翔实著作中，阿尔瓦雷兹始终把埃塞俄比亚皇帝称作”祭司国王”或者”祭司王约翰”。

我还能证明，在比这早得多的时代（即1352年），罗马教皇驻亚洲的大使弗朗西斯坎·德·乔万尼就在他的《编年史》里说过：”埃塞俄比亚居住着黑种人，该国被称为祭司王约翰的国家。”同样，公元1328年有位名叫约丹努司·”卡塔拉尼”的神甫也曾把埃塞俄比亚的国王称为”祭司王约翰”。更晚些的1459年，弗拉·马罗绘制了一幅当时已知世界的地图，受到广泛重视，其中把今天属于埃塞俄比亚版图的一座城市标上了红颜色的说明：”此为祭司王约翰之国都。”

浏览面前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我的确困惑不已：有的说法似乎毫不含糊地把祭司王约翰说成在埃塞俄比亚；在另一些说法里，他虽然被看作在埃塞俄比亚，却被说成几个名叫”印度”的地方的国王；还有一些说法认为他就在印度本土——或者是在远东一个别的国家。

但是，这一切混乱背后似乎有一点确定无疑的东西：真正的祭司王约翰，这一切神话之源，终究必定就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位国君——该国是中世纪时期世界上曾存在过的、欧洲以外惟一的基督教王国。因此，沃尔夫拉姆提到”印度”被”祭司王约翰”所统治，而此人是法莱菲兹与勒庞斯·德·索妮的儿子，信基督教——他这里说的”印度”只能是埃塞俄比亚。

我翻阅《不列颠百科全书》，想找到一个希望是明确的最后说法。结果，我看到了如下的解释：

并非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从很早的时代起，”祭司王约翰”这个称谓就被赋予了阿比西尼亚的国王，尽管这种关联曾一度被”祭司王约翰是亚洲人”这个流行传说所掩盖。将此人说成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这个说法的来由其实是混淆了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维吉尔，甚至可能更早。

《不列颠百科全书》里的这个词条用以下的一段话结束，这对我的调查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提到了教皇和祭司王约翰之间的书信往来，正如前文所说，那是发生在门世纪后半期的事情：

公元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威尼斯致函那位君主，无论教皇当时如何想象那国王的国家的地理位置，他真正的收信人只能是当时的阿比西尼亚国王。请注意一点：菲利浦大夫在东方见到的”君主王国的上层人士”，也必定就是某位真正握有王权的君主的使臣，而不是一个幻影的代表。表明自己愿意完成在耶路撒冷建造一个祭坛的使命者……必定是一位真正的国王。不仅如此，我们还知道，在圣墓教堂内，埃塞俄比亚教会也的确曾长期拥有一个礼拜堂和祭坛。

我不久之后发现事实的确如此。公元1189年，那个礼拜堂和祭坛首次被授予了埃塞俄比亚人，但不是由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授予的（当时他已经无权授予这种恩惠了），而是由穆斯林的萨拉丁授予的，他于1187年从十字军手里夺取了耶路撒冷。最重要的是，圣墓教堂里的这些特权是埃塞俄比亚的东正教会直接向萨拉丁求得的。请求者不是别人，正是埃塞俄比亚国王本人。

这些事件发生10年之后，法国北部那些无名的石头建筑上就出现了一些圣杯和约柜的神秘图画，而法国沙特尔大教堂的北走廊里，也出现了一位埃塞俄比亚的示巴女王雕像。同样，这些事件发生10年之后，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就开始写作《帕西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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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这些都不大可能是纯然的巧合，相反，现在我感到这些背景环境已经非常有力地支持了我的那个假设，即沙特尔大教堂的雕刻和沃尔夫拉姆那部引人注目的叙事诗，其创作目的显然都是作为某种神秘的寻宝图。并且，尽管这些图上并没有标出藏宝的确切地点，我们看来还是几乎不必怀疑：这些地图上标出的那个藏宝地点只能是埃塞俄比亚——那里是祭司王约翰统治的王国，是那只虚构圣杯的最后所在，因而也是（如果我的理论没错的话）将会找到约柜的地方，而那只圣杯所象征的真正对象，就是约柜。

不过，现在又出现了另外几个问题：

——12世纪的时候，约柜可能在埃塞俄比亚这个消息是如何传到一位德国诗人和一群法国圣像雕刻家那里的？

——是什么将前者与后者联系起来的？这是因为，如果后者都创作出了艺术作品，而其中都用密码的方式编制了同样的信息，那他们就必定以某种方式与前者有关联。

——最后，为什么有人宁愿把约柜下落的秘密，用讲故事和雕刻的方式表现出来？我已经几乎要做出这样一个结论：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确保将这个秘密传给后世的各代人。不过，与此同时，这里使用的密码（尤其是沃尔夫拉姆使用的密码）一直格外难以破解。我自己手头有12世纪的全部研究资料，并且得到了目前的结果，这完全是由于我去过阿克苏姆城，因而有了先人之见，即约柜可能在埃塞俄比亚。但在12世纪和13世纪，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任何便利和优势。这就是说，隐藏在《帕西法尔》里的信息，根本不可能是在中世纪编制进去的——除非有些人能获得一种非常特殊的、惟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知识，创造一种无人能破解的密码。所以我认为，假设必定存在过这类人，这是符合逻辑的，但他们究竟能是谁呢？

我的确发现一些欧洲人完全符合以上条件。他们是占领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的一部分，12世纪时大量出现在耶路撒冷。1145年他们在耶路撒冷时，那里正初次流传着”祭司王约翰”的传说。1177年他们还在耶路撒冷，埃塞俄比亚国王的使臣们已经访问了那座圣城，去寻找圣墓教堂的一座祭坛。因此，这些埃塞俄比亚人完全有可能直接接触到那些欧洲人。

不仅如此，这些欧洲人还有个高度秘密的组织，并在远程国际通讯中经常使用密码。此外，这些人还参与了欧洲哥特式建筑的演进和传播（更具体地说，他们可能参与了沙特尔大教堂建筑及雕刻的工作）。

最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曾有几次提到过这些人的名字。我研究那只奇特的圣杯时就遇到过那个名字，沙特尔大教堂的雕刻家把那只圣杯放在了他们假想的祭司国王麦基洗德雕像的左手中（那雕像碰巧几乎是麦基洗德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的惟一雕像）。

这些人影响巨大，孔武有力，游历广泛，他们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组织的正式全称叫”基督暨所罗门圣殿的穷苦骑士”，但其成员都以”圣殿骑士”或者”骑士圣殿教徒”而闻名。从本质上说，这是个宗教组织，其成员都是武僧。在12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该组织都把总部设在耶路撒冷城所罗门圣殿的原址上，而在《旧约》时代，约柜就是从那里神秘失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