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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也不仅想弄清一点：这位杰出的航海家选择在1460年10月13日这个日子立下遗嘱，这是否纯属偶然？因为，这个日期恰好就是法国逮捕圣殿骑士教徒的153周年纪念日（那场大逮捕发生在1307年10月13日）。

亨利在1460年立下遗嘱后不久就去世了。直到20世纪初，记载他生命最后十年的秘密档案才被公开。在这些档案里，人们发现了一则简要注释，上面写着：”亨利去世前八年，祭司王约翰的大使访问了里斯本”。

那位大使的使命是什么？亨利亲王和这位埃塞俄比亚人讨论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尽管如此，两年以后，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授权”基督圣教”管辖在埃塞俄比亚的宗教事务，由此可见那次会见绝非偶然。普莱斯塔奇教授承认：”对葡萄牙国王授予这个特权的动机，我们依然一无所知。”

”航海家”亨利亲王1460年去世后，葡萄牙南部的锡尼什海港诞生了一位合适的继承者。这位继承者也是”基督圣教”的成员，名叫瓦斯科·达·伽马（vascodagama，约14601524，葡萄牙著名航海家——译者注），此人将在1497年开辟从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线。

值得注意的是，达·伽马做这次著名的航海探险时，随身带了两样东西：一面白色的丝旗，上面绣着基督圣教的红十字；此外，还有写给祭司王约翰的几封荐书。不仅如此，这位葡萄牙船队队长的目的地虽然的确是印度，但他还是用了很多时间去非洲探险。

据说他的船队到达莫桑比克时，他听说祭司王约翰就住在北边很远的内陆，不禁高兴万分。他从同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这位埃塞俄比亚皇帝”占据着沿岸的许多城市”。这个说法虽然并不正确，但达·你马后来还是让船队在马林迪、蒙巴萨、布拉瓦（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灯塔，至今还在）和摩加迪沙做了停泊。他这么做，部分地是因为他始终渴望见到祭司王约翰。

与此同时，在1487年（达·伽马动身航海前10年），”基督圣教”还组织了另外一次去埃塞俄比亚的尝试。那一年，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当时为该教的大师）派他信任的助手毕洛·德·科维汉做了一次充满危险的旅行，经地中海、埃及和红海，到祭司王约翰的宫廷去。

科维汉化装成商人，经过亚历山大和开罗，来到萨瓦金（苏丹东北部临红海的港市——译者注）。1488年，他在萨瓦金登上了一条阿拉伯人的三桅船，去亚丁湾的耶梅尼港。此后，他遇到了种种险阻，大大延误了行程，直到1493年才终于进入了阿比西尼亚。

他一到那里，就马上去了皇宫。他先是受到了欢迎，但后来却被舒舒服服地软禁了起来。至于他遭到软禁的原因，我们只能做出猜测了。不过，据说科维汉是个出名的间谍（他以前曾在西班牙做过特务），因此我很难不做出这样一种推测：”基督圣教”可能是派他去搜集约柜下落的情报。他也许由于四处打听那件圣物的消息而引起了怀疑，也许不是如此。无论出于哪种原因，他都是被拘禁在了埃塞俄比亚，一直到死。

1520年，葡萄牙派往祭司王约翰宫廷的第一个官方使团到达马萨瓦港（埃塞俄比亚北部今厄立特里亚临红海的港市——译者注）时，科维汉还活着。这个使团上岸后，就去见1508年即位的所罗门世系皇帝莱布纳·邓格尔。使团的成员之一，就是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兹神甫。读者可能还记得，正是这位阿尔瓦雷兹听到了当地祭司们讲的那个古老传说，即拉利贝拉的独石教堂是”白人建造的”。

现在，我又开始研读阿尔瓦雷兹那部长篇记述的英译本，那部书是他1526年离开埃塞俄比亚以后写的。重新有关拉利贝拉的章节，我惊异地看到了他对圣乔治教堂的描述。他说，在这座宏伟的独石建筑上，刻着”一个双十字，即一个十字里套着另一个十字，其状就像基督圣教的十字”。

我已经知道，拉利贝拉的那些教堂当然建于圣殿骑士时代，即远远早于步其后尘的”基督圣教”建立的年代。不过，似乎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假定：”基督圣教”的十字来自于一种图案，那种图案曾对圣殿骑士教很有意义。因此，我了解到这个十字被用在了圣乔治教堂上，便感到很有兴趣了。

毫无疑问，圣乔治教堂是拉利贝拉建造的第一座教堂。我回想自己在1983年参观那里的情景，却不记得曾看到过那位双十字图案。不过，我还是满怀兴趣地查看了我那次参观拍摄的照片。那些照片表明，阿尔瓦雷兹当年对圣乔治教堂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照片上有那个双十字。

16世纪30年代中期，当那位葡萄牙大使还在莱布纳·邓格尔的皇宫里时，埃塞俄比亚不久即将遭到穆斯林军队的进攻，这个局势已经很明显了。当时，穆斯林军队正集结在非洲之角东部的哈拉尔酋长国。这些军队的首领是个能力非凡的可怕军阀，名叫阿赫迈德·伊本·伊卜拉辛·埃尔·哈兹，绰号”格拉金”（意思是”左撇子”）。

经过几年精心准备，格拉金终于在1528年宣布发动圣战，率领大批索马里军队（在阿拉伯雇佣军和土耳其火枪队的支援下）闯进了这个信仰基督教的高原国家。这场战争并不是速战速决，而成了一场年复一年的持久战，其间毫无缓和。在埃塞俄比亚全国，城镇和村庄被烧毁，教堂被破坏，无价的珍宝被掠夺，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戮。

对待那些葡萄牙人，莱布纳·邓格尔一直多少有几分冷淡。葡萄牙使团在埃塞俄比亚的六年间（1520152年），他经常强调自己能自力更生，说尽管面临穆斯林军队的威胁（到1526年，这种威胁已经十分昭然），他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和外国势力结盟。我认为，他这种奇怪的漠然态度大概是出于对这些欧洲来访者真正动机的担心，尤其是对约柜安全的担心。

然而，无论这位皇帝害怕的是什么，他还是逐渐地领悟了一点：格拉金的威胁比那些白人要大得多。格拉金不仅威胁着约柜的安全，而且威胁着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存在。

1535年，穆斯林军队攻占了阿克苏姆城，把古代最神圣的的锡安山圣玛利教堂夷为平地（在本章后面我将讲到：祭司们已经把约柜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以保平安）。也是在1535年，并且并非出于巧合，莱布纳·邓格尔终于克服了对和外国结盟的反感，派了一位使臣去见葡萄牙国王，向他请求紧急军事援助。

这一时期，埃塞俄比亚和欧洲之间的交通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了，因为土耳其人控制了非洲之角的大部分沿岸地区，也占领了红海的许多港口。这位皇帝的求救特使用了很长时间才到达葡萄牙。

结果，直到1541年，一个由450名葡萄牙人组成的火枪营才在马萨瓦登陆，去援助阿比西尼亚军队。那时，阿比西尼亚的军队已经完全被击溃了，几乎不复存在。莱布纳·邓格尔皇帝经过几年的战争，已经死于衰竭，其王位由他儿子克劳迪乌斯继承，当时才十几岁。

葡萄牙人的部队装备着火枪、短枪和几门重炮，因此，人们的大部分希望就维系在了他们的干预上。埃塞俄比亚1541年的皇家年表上说到葡萄牙人满怀信心地从海岸向高原地区进军时，赞扬他们”勇猛无畏，像狼一般渴望战斗，像雄狮一般渴望杀戮”。

对这支葡萄牙部队的素质，这个赞誉也毫不过分——他们人数虽少，作战却十分英勇，并取得了一些决定性的胜利。后来，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只用了九个英文单词就概括了他们取得的成就：”ehiopiawassavedbyfourhundredandfifyporuguese（450个葡萄牙人拯救了埃塞俄比亚）。”

我认为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这支救援部队的司令官不是别人，而正是著名的瓦斯科·达·伽马的儿子——堂·克利斯托弗·达·伽马。像父亲一样，堂·克利斯托弗也是”基督圣教”成员。詹姆斯·布鲁斯对这个年轻冒险家的性格分外感兴趣，对他做了以下的描述：

他的勇敢几乎发展成了一种缺点。他做事卤莽，性情激烈。他非常渴望取得他认为的那些战功，顽固坚持自己的决断……（然而，）他虽然具有许许多多明显的优点，却毫不具备耐心这种长处，而作为军事长官，这种长处是不可或缺的。

我相信，身为基督圣教骑士的堂·克利斯托弗在埃塞俄比亚的活动，很可能出自一个隐秘的目的：他首先是要击溃穆斯林，然后是要寻找约柜。然而，他的卤莽和缺乏耐心，将使他在没有达到这两个目的以前就付出生命的代价。

尽管以寡敌众，他还是多次与阿赫迈德·格拉金的军队交战（有时候，葡萄牙部队被阿比西尼亚人抛弃，他们不得不面对敌方的10000名长矛手，并且打垮了敌人）。这种靠蛮勇而获得的战绩当中充满了危险。1542年，堂·克利斯托弗被俘人狱。一个目击者曾描述说，堂·克利斯托弗被俘前不久，”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右膝，他还在用左臂挥剑作战，因为他的右臂已经被另一颗子弹打断了。”

这位葡萄牙司令官先是受到严刑拷打，后来，根据布鲁斯对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记述说：

他被带到摩尔人的统帅格拉金面前。格拉金大骂堂·克利斯托弗，堂·克利斯托弗也回以痛骂。这摩尔人大怒，抽出宝剑，亲手砍下了堂·克利斯托弗的头。

但是，不到一年以后，这位穆斯林首领也被杀死了。1543年2月10日，在塔纳湖畔的一次战斗中，格拉金被一个名叫彼得·列昂的人击杀：

此人出身低微，但作战积极而勇敢，是堂·克利斯托弗的侍从……摩尔人军队一失去司令官，便立即陷入大乱，溃不成军。葡萄牙人和阿比西尼亚人乘胜追击，痛杀摩尔人，直到傍晚。

就是这样，经过15年的空前破坏和暴力，穆斯林征服基督教帝国埃塞俄比亚的企图被粉碎了。葡萄牙援军损失惨重：像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堂·克利斯托弗一样，火枪营的450名葡萄牙士兵中，有半数以上牺牲在了战场上。阿比西尼亚人的损失当然要更惨重得多（有数万人死于战斗）。文化方面的损失也是如此：被烧毁的手稿、雕像和油画，被夷为平地的教堂，被掠夺的珍宝，在此后数百年中在这块高原上的文明上投下了阴影。

不过，珍宝中的珍宝——约柜却幸免于战祸。1535年阿克苏姆城被焚毁前几天，约柜被祭司们送到了塔纳湖上的一个岛上修道院里。它在那里藏了很长一段时期，直到格拉金死去。后来到了17世纪中期，法悉里达斯皇帝（布鲁斯把他描述为”阿比西尼亚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在原教堂的废墟上建造了一座新的锡安山圣玛利大教堂。经过一个庄严的仪式，神圣的约柜又被重新放回了教堂，恢复了昔日的荣耀。

法悉里达斯还做了一件事情。尽管他的国家本应当十分感激葡萄牙人（抗击格拉金的战争结束后，他们在埃塞俄比亚的人数一直在不断增长），他却还是致力于把所有葡萄牙人都赶出自己的国家。看来，他确实在怀疑葡萄牙人的意图，以至于和马萨瓦的土耳其人做了一笔交易：所有到达那个港口并企图进入埃塞俄比亚的葡萄牙人，都将被立即逮捕并砍头，法悉里达斯将为每颗人头支付数量可观的金子。

奥秘的源头

堂·克利斯托弗·达·伽马死后，”基督圣教”对埃塞俄比亚的那种强烈而集中的兴趣便似乎终止了。法悉里达斯王朝时期以后，任何葡萄牙人也都不再有机会去满足这种兴趣了。

然而，正像我已经提到的那样，”基督圣教”并不是使圣殿骑士教传统永存的惟一载体。苏格兰的共济会也继承了所罗门圣殿的部分神秘传说。这个传说的核心角色就是约柜。我认为，很有必要对访问过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最大胆而坚毅的外国人的活动进行更严密的考察，此人就是”金纳德的詹姆斯·布鲁斯”（即前文中的詹姆斯·布鲁斯——译者注），因为他和苏格兰有关，因为他自称是14世纪为逃亡的圣殿骑士提供庇护的那位苏格兰王的后裔。

布鲁斯身高至少6英尺4英寸（约195米——译者注），体格魁伟，堪称巨人——他同时代的一个人说他是”你不花钱就能见到的最高的人”。他也非常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布鲁斯1730年生于苏格兰低地的金纳德家族宅邸，12岁时被送到哈罗公学（英国著名的男童学校，建于1571年——译者注）上学。他几门古代语言的学习成绩被老师评为优秀。后来，他在爱丁堡大学完成了学业。

布鲁斯后来生了病。病好以后，他去了伦敦，打算应聘为东印度公司工作。可是，他一到伦敦就热恋上了一位名叫阿德莱妮·艾伦的美女，和她在1753年结了婚。不久以后，他成了岳父葡萄酒生意的合伙人。

悲剧随后而来。1754年，阿德莱妮突然死于去法国的旅行中。布鲁斯虽然不久以后就再婚，并有了几个孩子，但他似乎用了很长时间才从失去第一个妻子的悲痛中恢复过来。他感到不安和绝望，便开始了几乎接连不断的旅行，每到一地都以非凡的才能去学习新的语言。

他先游历了欧洲，曾在比利时和人决斗，曾泛舟莱茵河，曾在意大利瞻仰古罗马遗迹，也曾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研究阿拉伯文古代手稿。后来，英国政府承认了他的语言才能以后，他就被派到了英国驻阿尔及尔的领事馆做外交工作。

后来，他从阿尔及尔沿着北非海岸做了广泛的旅行，参观了迎太基遗迹后，去了圣地耶路撒冷，在那里探察了另外几处古迹。他还抽时间回苏格兰去料理家族财产。现在他成了地主，因为父亲已经在1758年去世了。

在这个时期，这位苏格兰青年成了一个类似天文学家的人物，并弄到了两架望远镜，后来带着它们到世界各地旅行。他还掌握了测量和航海的技能，这对他的几次阿比西尼亚之旅都价值无比。

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想做最后一次埃塞俄比亚探险的，这不得而知，但有证据表明，他这个打算已经由来已久。例如，据说早在1759年，他就开始学习埃塞俄比亚古代语言——杰泽语了。1768年，布鲁斯到达开罗、开始他那次划时代的旅行时，他为探险做的准备（包括仔细所有到过埃塞俄比亚的旅行家的著作），已经使他积累了关于该国的大量知识。

激励布鲁斯去埃塞俄比亚的，到底是什么呢？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到了自己的动机：他冒着”无数的危险和困苦，若没有上帝一贯的仁慈和护佑，其中最小的危险与困苦也会把我压倒”，这全是为了去寻找尼罗河的源头。

布鲁斯后来写了一部长篇著作，名叫（1768年、1769年、1770年、1771年、1772年和1773年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他刻意地用这个长长的书名概括了他这个抱负，以免有人怀疑他的真实动机并不在此。

然而，这里面却有个奥秘，不止一位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了（但没有找到任何答案）。那奥秘就是：在动身去埃塞俄比亚以前很久，詹姆斯·布鲁斯就已经知道，曾有两个欧洲人探访并彻底考察过青尼罗河的源头。那两个人是彼得罗·帕耶兹和杰罗尼莫·洛波，他们都是葡萄牙神甫，门世纪法悉里达斯皇帝上台前，他们都曾住在埃塞俄比亚。

1989年，在我考察约柜下落的过程中，布鲁斯埃塞俄比亚之行目的的奥秘越来越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那五卷厚厚的著作《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已经成了我的基本参考书，因为它们描绘了埃塞俄比亚文化的一幅独一无二的画卷。那时的埃塞俄比亚文化还没有与其古代源头分离得太远。

不仅如此，我还了解到，这位苏格兰探险家还是一位值得重视的学者。他观察的缜密和准确，他对历史事件的判断和见解所包含的总体价值，从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认为他是个诚实的人，并不总是喜欢夸张和曲解。

我不得不问自己：从他的许多自述看，他显然仔细过帕耶兹和洛波的著作。尽管如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却只字未提这两个人的成就，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完全赞成历史后来做出的裁决（即”布鲁斯绝非写传奇故事的人，而是一位可靠的向导”），因此，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明显的不诚实态度便越来越使我困惑了。这种不诚实的表现是，他公然强调”没有一个葡萄牙人……曾经见到过（甚至自称见到过）尼罗河的源头”。

我不久便发现，布鲁斯不止在这一个问题撒了谎。他对约柜这个问题的描述更是闪烁其辞，频频扯谎。描述对圣城阿克苏姆的访问时，他先叙述了阿赫迈德·格拉金焚毁第一座锡安山圣玛利教堂的经过，然后如实地说，在教堂原址上现在建起了一座新的教堂：

据说它将安放约柜……埃塞俄比亚人的那个离奇传说里说，门涅利克回埃塞俄比亚时，从他父王所罗门那里偷来了约柜……我确信这座教堂里曾藏有《旧约》的一个古代版本……但无论这座教堂里藏的是什么，它反正是被格拉金毁掉了，只是佯装教堂里还保存着它罢了。我是从国王本人那里听到这个说法的。

总之，布鲁斯似乎想说，约柜从未被带到阿克苏姆城（因为他认为门涅利克和所罗门的故事只不过是个”离奇传说”）。因此，那件曾一度被藏在这座教堂里的圣物，其实只是”《旧约》的一个古代版本”，并且连它也已不复存在，因为它已经”被格拉金毁掉了”。他还强调，提出这个说法的是”国王本人”，以此作为依据。

如果没有他最后这个说法，我本来可能会满意地相信：布鲁斯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约柜如何在与穆斯林的战争中幸免于难，以及重建锡安山圣玛利教堂后它如何重返阿克苏姆城。然而，说”国王本人”证实圣物被毁，这却分明是谎言。

1690年，格拉金战争已经结束很久，又是布鲁斯亲自访问埃塞俄比亚的80年前，曾有一位埃塞俄比亚君主进入过新的圣玛利教堂内殿，并且确实见到了约柜（由此证实了它的存在）。这里所说的那位君主就是伊亚苏大帝，他既是国王，又是祭司。正因为如此，他不仅被允许看到这件圣物，还被允许打开它看里面的东西。布鲁斯时代的那位埃塞俄比亚国王居然没听说过这个史无前例的著名事件，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位苏格兰旅行家再一次地”缩减了事实真相”。

我了解到，与以上引用的布鲁斯本人的说法相反，他其实并没有把埃塞俄比亚人关于门涅利克、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故事看作”离奇传说”。这就更加深了我这个信念：恰恰相反，他极度看重那个传说。

在布鲁斯《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的第一卷里，在他叙述访问阿克苏姆城的几千页以前，他以很长的篇幅叙述了《旧约》时代早期，埃塞俄比亚与耶路撒冷之间密切的文化及商业联系。他叙述了许多方面的联系，其中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一个见解：示巴女王在历史上真有其人，而不是神话传说里的人物；她的确访问过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王的宫廷（”她无疑进行过那次探险”）；最重要的是，她来自埃塞俄比亚，而不是来自任何其他国家。”（有些人）可能以为这位女王是阿拉伯人，”他做出结论说，”但是，有许多理由使我坚信她是埃塞俄比亚人。”

接着他又说，《国王的光荣》里描述的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的恋情，以及后来门涅利克的诞生，这个故事”绝非不可能”。按照相同的思路，他复述了门涅利克亲访耶路撒冷，最后”带着一群犹太人回到埃塞俄比亚，其中有不少摩西律法的博士”。布鲁斯得出结论说，这些事件导致了”埃塞俄比亚君主制度的建立，使犹太部族的王权延续至今……最初是犹太人做国王，后来……他们又皈依了基督教”。

这段话不多不少，恰恰是对《国王的光荣》一段内容直截了当的摘要。而那段文字则使这段话具有了重大的分量和历史真实性。然而，奇怪的是，布鲁斯虽然谈到了这个问题的每一个重要细节，却只字未提约柜。这个忽略只能是有意而为，因为在《国王的光荣》这部埃塞俄比亚民族史诗里，约柜这件圣物发挥着核心的、压倒一切的作用。

因此，我不得不再次得出结论说：在约柜问题上，这位苏格兰旅行家是在存心误导读者。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的动机又何在呢？

我产生了好奇，于是仔细研读他对阿克苏姆城的描述。我偶然发现了一个以前被我完全忽略的细节——他访问阿克苏姆城的日期是1770年1月18日和19日两天。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日期安排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在这两天，他才能目睹主显节的庆祝活动，那是埃塞俄比亚东正教最重要的节日。正像我在1983年和那位护卫僧交谈时证实的那样：只有在这个节日上，而不是在其他任何时间，约柜才会遵照传统惯例被包在华美的锦缎里（为”使外人免受它的伤害”），抬出内殿，被用在仪式上。因此，布鲁斯选择了一年当中的这个时机去阿克苏姆。作为会众，届时他将很可能有合理的机会从近处观看那件圣物。

现在，我真的开始想弄清一个问题了：吸引这位苏格兰旅行家去埃塞俄比亚的，是否始终就是约柜呢？他自称去那里为的是寻找尼罗河的源头，这根本经不起仔细推敲，带有一种混淆视听的浓厚色彩，意在掩盖他那次探寻的真正目的。不仅如此，惟有他对约柜怀有特殊兴趣，他谈到约柜时的闪烁其辞才具有特殊作用，因为他不想让人们知道他的这种兴趣。

不久，我又了解到了另外一些事情，更加深了我这个怀疑。例如，我发现布鲁斯精通占希伯来语。他没有理由去学习这种已经死去的语言，除非他打算深入研究《圣经》的一些早期版本。何况，他无疑做过这样的研究：他的《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几乎每一页都显示出他对《旧约》的了解。一位研究《圣经》的专家曾说，布鲁斯在这方面的知识堪称”出色”。

布鲁斯”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博学”，这并不仅有以上一个实例。我已经知道，对埃塞俄比亚的黑种犹太人的文化及历史，他还做过缜密而独创性的研究。他说过：”调查这个奇异民族的历史，和他们当中一些因最博学而受到尊敬的人一起友好相处，这并没有使我感到有多少困难。”

他的这些努力，使他在研究法拉沙人社会方面做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如同他的其他许多贡献一样，这个贡献并非与他对地理考察的专业热忱相符，却与对约柜的探寻完全一致。

我打电话给亚的斯亚贝巴的历史学家贝莱·戈代，问他对布鲁斯去埃塞俄比亚的动机有何见解。他的回答使我吃惊：”其实，我们埃塞俄比亚人都说，詹姆斯·布鲁斯先生当年到我国来并不是为了探察尼罗河源头。我们认为，他只是以此为幌子而已。我们说他另有目的。”

我说：”请详细地讲讲。如果他的目标并不是尼罗河，你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他到我国的真正原因是想盗窃我们的珍宝，”戈代忿忿地说，”我们的文化宝藏。他把许多珍贵手稿带回了欧洲。例如《以诺书》（以诺，enoch，《旧约》人物，亚当的第七代后裔——译者注）。他还从贡德尔的皇家收藏库里拿走了《国王的光荣》的一个古代抄本。”

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消息，但如果它是真的，那就非常令人激动。我做了进一步的调查，证明了戈代说的绝对正确。布鲁斯当年离开埃塞俄比亚时，确实带走了《国王的光荣》，但并不仅仅是皇家收藏库里的那部出色抄本，而是还有那个抄本的一个抄写本，那是他亲自抄写的（因为他对埃塞俄比亚古代语言杰泽语的知识”几近完美”）。很久以后，他把这两个抄本都交给了英国牛津的鲍德雷图书馆（1602年由托马斯·鲍德雷爵士建立的图书馆——译者注），它们一直被保存至今（编目为”布鲁斯93号”和”布鲁斯97号”）。

这还不是布鲁斯的全部贡献。18世纪以前的学者都认为《以诺书》已经遗失，不可复得——该书成书于基督诞生前很久，被看作犹太教经卷中最重要的篇章，只能从其他经卷的片断和引用中去了解它的内容。詹姆斯·布鲁斯提供了这部遗失著作的几个抄本，它们是他在埃塞俄比亚逗留期间抄写下来的，此举彻底改变了上述的局面。他的这些抄本，是欧洲人见到的《以诺书》的第一批完整版本。

发现布鲁斯曾把《国王的光荣》带回了欧洲，并且不畏艰辛、亲手抄写了这部浩繁巨著，我当然对此也很感兴趣。这样一来，他概括这部巨著时居然只字未提约柜，便使我产生了比最初更多的怀疑。不过，怀疑并不等于事实。因此，我只是在了解了《以诺书》的全部历史，了解了这位苏格兰探险家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以后，才最后确认了我的怀疑是正确的。

我了解到，共济会一直非常重视《以诺书》。在布鲁斯时代，共济会的一些仪式把先知以诺等同于埃塞俄比亚的智慧之神索斯（hoh）。接着，我还在《皇家共济会百科全书》里发现了一个长篇词条，其中记载了共济会的其他一些有关传说。例如，以诺发明了书面文字：”他教给人们建筑的艺术”；在大洪水以前，他”担心那些真正的秘密会遗失，便把《最高秘密》刻在了一块白色的原始斑岩上，并把它埋人了地下”。

《百科全书》的这个词条总结说：”据说，《以诺书》自远古就存在，教会的神甫们不断地5！用它。布鲁斯从阿比西尼亚带回了该书的三个抄本。”

这个词条提到布鲁斯时非常简明，语气亲切。此外，布鲁斯带回欧洲的《以诺书》不是一个抄本，而竟然是三个，这一切都表明，布鲁斯本人就很可能是个共济会员。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闪烁其辞和掩人耳目的做法造成的困惑就有了解释。

我相信，他对约柜怀有特殊的兴趣，但他决心掩盖这种兴趣。现在我可以确切地知道他这种兴趣的来由，以及他为什么想隐瞒这种兴趣了。作为共济会员，并且是苏格兰的共济会员，他很可能完全了解圣殿骑士教有关”约柜在埃塞俄比亚”的那些传说。

不过，布鲁斯到底是不是共济会员呢？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绝非易事。在他长达3000多页的《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里面，没有任何线索能使我获得有关信息。布鲁斯的两本翔实的长篇传记（第一本发表于1836年，第二本发表于1962年），也没有提供任何启示。

一直到199o年8月，我终于去了苏格兰，去拜访布鲁斯家族的宅邸。我希望在那里获得一些决定性的信息。在拉博特市的法尔契克郊区外围，我找到了金纳德宅邸。它坐落在离大路很远的地方，占地广阔，相对封闭，是一座很壮观的灰色石头大厦。

宅邸现在的主人约翰·芬德莱·罗塞尔先生听说我的来意，起初有几分合理的踌躇，后来才请我进门，带我参观宅邸。不过，根据许多建筑细节判断，这座大厦却并不属于布鲁斯时代。

芬德莱·罗塞尔说：”这完全正确。1895年，金纳德宅邸就不再属于布鲁斯家族了。它的新主人罗伯特·奥尔博士拆掉了它。他在1897年建造了现在的这座大厦。”

我们来到一条宽敞的走廊里，走廊两边镶着墙板，正对着一段宽大的石头楼梯。芬德莱·罗塞尔指着楼梯，自豪地说：”它们是保留下来的原来宅邸的惟一部分。奥尔博士把它们留在了原处，并且围绕它们建造了自己的屋子。你知道，它们很有历史意义。”

”哦，真的吗？为什么呢？”

”因为詹姆斯·布鲁斯就死在这些台阶上啊。那是在1794年，他在楼上的房间里招待客人吃饭，然后陪他们下楼。他被绊倒了，磕破了头。他就这样死了，这实在是个悲剧。”

离开以前，我问芬德莱·罗塞尔：”布鲁斯是不是共济会员？”

他说：”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当然对他非常感兴趣，但我毕竟不是专家啊。”

我点了点头，感到失望。不过，我正要出门时，却又想到了一个问题：”你知道布鲁斯埋在哪里吗？”

”拉博特市的老教堂。不过，你必须仔细寻找他的墓地。原先那里有一座高大的铁方尖碑，但几年前被推倒了，因为它生了锈。这被认为可能危及公众的安全。”

我只用了十分钟就开车到了那座教堂。不过，找到苏格兰这位最伟大的探险家的墓地，我却花了更长的时间。

那个下午的天气很差，下着雨。我在一排排墓碑之间反复搜寻着，心中越来越感到失望。布鲁斯的为人无疑有许多缺点，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个强烈的感觉：这位神秘的勇敢者理应有个永久的纪念碑，但他竟然被遗弃在一块毫无标记的墓地上，这实在是个耻辱。

我搜遍了主要墓地，一无所获。后来，我发现了一片杂草丛生的小墓地，周围有一圈石头矮墙，墙上有个小门。我打开小门，踏上了一段只有三级的台阶，它通向……一个垃圾堆。一堆堆旧衣服、被丢弃的鞋子、罐头筒和零散的破家具，散落在长满刺人的蓖麻和荆棘的墓地上。几棵大树的树枝交织在我头上，树叶交错，形成了一个绿色的滴水凉棚，几乎透不进任何光线。

我一边诅咒着向我飞扑过来的大群蚊子和黄蜂，一边尽量朝植物丛的深处走去。我也曾四处环顾，但意识到最好还是在这里寻找。然而，当我几乎放弃了希望时，却突然看见墓地中央有几块坚实的石板，上面长满了青苔和野蓖麻。

我怀着尊崇（但也有几分恼怒），尽量清除了石板上的东西，然后俯身查看。石板上没有说它们就是布鲁斯的墓碑，但不知为什么我却确实感到它们就是。我的喉咙不觉有些硬咽。这里安息着一个人，一个伟大的人，他在我以前去过埃塞俄比亚。不仅如此，如果他果真像我推测的那样，是位共济会员，那就几乎毫无疑问：他到那个遥远国度就是为了寻找失踪的约柜。但现在看来，我也许永远无法证实这一点了。惟一能确定的是，布鲁斯使自己被遗忘了——被他出生的土地遗忘了。

我在那里呆了一会儿，心中十分郁闷。然后，我离开了那块墓地，但不是从进来的那个小门出去的，而是翻过围墙，来到了外面的一块空地上。我几乎立即就在那里看见了一件使我感兴趣的东西：离我站的地方不远的地面上，放着一座巨大的金属方尖碑。我走了过去，发现上面刻着詹姆斯·布鲁斯的名字，此外还有几行铭文：

他毕生从事有益的壮举，

他探索过许多遥远的地域，

他发现了尼罗河的源头。

他是位温情的丈夫，是位溺爱的父亲，

他是位热忱的爱国者，

人类异口同声，将他的英名列入

那些以天才、英勇与美德著称的人物。

这座方尖碑上最使我激动的一点是：它完好无损，既没有生锈，也没有破损，它上面还涂着新的红色底漆。显然，有个人还在对这位探险家感兴趣，这使他恢复了这座方尖碑的本来面貌，只是没有把它重新竖立在布鲁斯的墓旁。

那天傍晚，我采访了教堂的几位主管，了解到了这位神秘施主的身份。他们说，几年前，这座方尖碑曾被抬走修复，我到拉博特市的前一天才被送回来。组织并资助修复工作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苏格兰布鲁斯家族的名誉族长——俄尔金及金纳德伯爵，他本人就是共济会的大师。

这是个很有希望的线索。我沿着它，一直追踪到布鲁姆府，它是弗斯湾（苏格兰东部临北海的港湾——译者注）北部的一座宅邸，俄尔金伯爵就住在那里。我先往那里打了电话（布鲁姆府的电话号码就在电话簿上），约定8月4日星期六上午去见俄尔金伯爵。

伯爵事先在电话里说：”我只能给你15分钟。”

我回答说：”15分钟已经足够了。”

届时，我见到了俄尔金伯爵。他身材矮胖，已经上了年纪，并且一条腿分明有些破（那显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受到的伤害）。他没有做过分的寒暄，就我把领进了一个华丽的客厅，客厅里挂着一些家族成员的肖像。伯爵让我直陈来意。

到目前为止，他的举止一直有些生硬。然而，我们一谈到布鲁斯，他的态度便温和起来。从他对布鲁斯生平细节的广泛了解，我渐渐领悟到，他曾经仔细研究过这位苏格兰探险家的一生。

在一个楼层上，他把我带进了另一个房间，让我看几个书架。书架上都是用各种不同语言写成的珍贵古书。他解释说：”这些都是布鲁斯私人书房的藏书。他这个人的兴趣非常广泛……我这里还有他的望远镜、四分仪和罗盘呢……你想看的话，我就给你找出来。”

我们参观这一切时，伯爵原先答应给我的15分钟已经延长到了一个半小时。我虽然被俄尔金伯爵的热情所感染，但还是打算提出一个问题——驱使我拜访布鲁姆府的，正是这个问题。

此刻，他突然看了看手表，说道：”糟糕，已经到这个时候了。恐怕你得走了。我还有事……今天下午我要去高原地区。以后你还可以再来。”

”哦……好吧，我非常愿意再来拜访。”

听了我的话，伯爵优雅地微笑着，站起身来。我也站起来，和他握手。我觉得自己很蠢，但还是下了个决心——不满足我的好奇就绝不离开这里。

我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特别想请教您一件事情。它和我正在考虑的一个理论有关，涉及布鲁斯到埃塞俄比亚探险的动机。您是否碰巧知道……我是说，是否有一种可能，哪怕一丁点儿可能，布鲁斯曾是个共济会员？”

俄尔金伯爵似乎有些吃惊：”老弟，他当然是共济会员啦。那是他一生中最最重要的部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