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神啊，求你起来，

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

耶和华神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

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

——《旧约·历代志下》第6章

第八章　埃塞俄比亚探险

当我拜访俄尔金伯爵在苏格兰的宅邸时，他证实了我对詹姆斯·布鲁斯的怀疑是正确的：这位探险家的确是共济会员（爱丁堡城共济会本宗契尔文宁第二分会会员）。

俄尔金还告诉我，布鲁斯曾广泛参与共济会的”思辨性”活动。换句话说，他可能对共济会的神秘及预测传统深感兴趣，其中包括”圣殿骑士教的理想”，而现代的共济会员对它或者一无所知，或者不屑一顾。

对此，我还应当补充一句：我从来就不认为所有的共济会员都知道圣殿骑士教的这份遗产，恰恰相反，我有理由假定，从古至今只有极少数会员才能了解它。

不过，布鲁斯却似乎就是这些有特权的极少数会员之一。他对《圣经》具有渊博的知识，对《以诺书》这样的神秘经卷怀有学者般的关注，并热衷于共济会思想体系中”思辨性”的侧面，因此，他显然会去深入考察圣殿骑士教有关约柜最后下落的那些传说。

所以，拜访了俄尔金伯爵以后，我就更有把握地认清了一点：诱使这位苏格兰探险家在1768年去埃塞俄比亚的始终就是约柜，而不是尼罗河。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撒谎，这似乎自相矛盾（因为他通常都十分诚实），现在我却弄清了他这么做的意义，他闪烁其辞和秘而不宣的做法也得到了解释。至于他在阿比西尼亚高原上度过的那么多年间究竟发现了什么奥秘，我现在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可能弄清了他的动机。

我最初想弄清布鲁斯是不是共济会员，那是在1989年夏天，但直到1990年8月我才和俄尔金伯爵探讨了此事。同时，正像我在本书前一章里讲述过的那样，我还追踪考察了”葡萄牙人的牵连”，其代表就是基督圣教的成员，他们曾在15世纪和16世纪去过埃塞俄比亚。

我找到的所有证据都表明，一直有人在寻找约柜——这种秘密的探险曾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众多旅行家吸引到了这个高尚而持久的目标上。不仅如此，如果以往几个世纪里的情况果真如此，那么，今天难道就不会依然如此吗？难道不会还有人像我这样，也正在埃塞俄比亚寻找约柜吗？

在后来的考察中，我一边随时准备应付这种情况，一边不断寻找詹姆斯·布鲁斯和克利斯托弗·达·伽马这样的人，把他们列入调查档案。不过，即使没有反证的刺激，我在1989年夏天的发现也已经足以使我坚信：已经到了去埃塞俄比亚的最佳时刻，以便做详细的实地探险和调查，为我目前的考察增添材料，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的考察大多还只是一种思维上的运作。

艰难时世

早在1989年6月我就决定去埃塞俄比亚了，但我最终成行却是在几个月以后。原因何在呢？

因为在1989年5月19日，亚的斯亚贝巴发生了一次武装政变，使整个埃塞俄比亚陷入了动乱。

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总统的政府虽然幸免于政变，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政变被平定以后，有176名参与叛乱的军官被捕，包括至少24名将军，其中有陆军总司令兼总执行官。武装部队首脑和空军司令因不愿被捕受审而自杀，还有11名将领在战斗中阵亡，国防部长被叛军击毙。

这次丑恶的血腥政变的阴影，长期笼罩着门格斯图及其政府——军官团几乎不复存在，军事决断能力几乎降到了零。这种局势很快演变为战局的逆转。

实际上，在政变后的几个月里，埃塞俄比亚政府军遭到了一系列粉碎性的失败，完全被赶出了提格雷省（该省被”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宣布为”解放区”），也被赶出了厄立特里亚省的大部分地区（”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已经开始实施该省独立的步骤）。战斗还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地区，包括东北部的沃洛省，1989年9月，该省的古城拉利贝拉被反政府军攻陷，而首府贡德尔城被围困。

至少从我自私的角度看，最大的不利就是政府已经不再能够控制阿克苏姆城。其实，正像我在本书第三章里提到的那样，1988年底，即那场政变爆发前的几个月，”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plf）已经包围了这座圣城。起初我还希望这种局面只是暂时的，但是，1989年下半年的局势急剧恶化，使我不得不想到一种可能，即反政府游击队可能会永久占据阿克苏姆城。

这当然使我想到去接触plf在伦敦的组织，以赢得他们的合作，让他们允许我进入他们现在控制的地区考察。不过，我并没有立即实行这个想法。

我曾和埃塞俄比亚政府长期合作，而这意味着”解放阵线”会以强烈的怀疑去分析我的所有意图。实际上，我如果不能巧妙周旋，他们便可能断然拒绝我去阿克苏姆考察的要求。

但坦率地说，如果他们真的同意把我带进阿克苏姆城，我倒是更担心我自己是否安全，因为人们都知道我是那个可恨的门格斯图政府的朋友。在我去提格雷省漫长的危险旅途中，当地的反政府游击队军官们难道不会把我当成密探而枪毙吗？即使plf的伦敦办公室已经澄清了我此行的意图，那些游击队司令官们难道不会不予理睬，照样把我当作密探处决吗？

在政变以后的环境当中，你根本无法预料埃塞俄比亚会发生什么事情。任何计划都无法得到确保，你更无法预测下个星期会发生什么事情。从理论上说，任何戏剧性的变化都是可能的——门格斯图甚至可能倒台，”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的联合部队也许会大获全胜。因此，我决定暂时集中精力去研究其他一些方面的事情，等埃塞俄比亚的局势明朗后再说。

就这样，一直到了1989年11月，我才去了埃塞俄比亚。

是秘密的隐藏地吗？

促使我重返埃塞俄比亚的消息，是里恰·伯哈纳特·所罗门·加布雷·塞拉西长老告诉我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极长的人，是在1989年6月12日的伦敦。见面时，我看见他的灰白胡须也很长。他的皮肤是深棕色的，目光烁烁，身穿一袭华丽的仪礼长袍，脖子上挂着一个精雕的木十字架。

他是埃塞俄比亚东正教锡安山圣玛利大教堂的大主教，其实是驻英国的宗教特使。几年前，他被亚的斯亚贝巴长老会派到英国，以传播有关东正教的消息。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地说服了一些皈依者，其中大多是从西印度群岛来伦敦的年轻人。我们见面时，他还带了几个这样的青年。我安排那次会面，是为了向他打听有关约柜的消息。

在我眼里，所罗门大主教完全就像《旧约》里的族长。令人肃然起敬的长髯，睿智而略带狡黠的举止，真正谦逊所造就的非凡的人格魅力，以及对一种深刻信仰的绝对虔诚，这些都使我不能不产生这样的印象。

交谈时，我很快就看清了一点：他怀着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即相信约柜就在埃塞俄比亚。他很有智慧，显然受过高等的教育，能很有把握地引述《圣经》经文，这种自信源于他对《圣经》的毕生钻研。他以此表达他这个信念，而根本不肯承认它可能有误。

他加重语气，重申了这个观点：在西奈山麓做出的那个约柜，为的是装载写有”十诫”的两块石头诫板，而这个真真正正的约柜现在就在阿克苏姆城。我把他这番话详细地记在了我面前的一张纸上。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说它依然”具有威力，这完全归于上帝的恩惠”。他还说，”全体提格雷人民都在捍卫着它”。他最后说：”今天，约柜仍然平安地保存在教堂和基督教会众的手中，在教堂四周时常可以见到这些会众。”

大主教离开之前，我在纸上写下了我想请他详细回答的15个问题。不过，一直到6月中旬，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答复才送到了我家，而那时我已经去了埃及。过了几个星期，我回到家里后，马上就开始浏览他寄来的十页答复，那些纸上的文字既有手写的，也有打字的。当时我正忙于分析整理收集到的有关埃塞俄比亚的材料，连给大主教写张便条致谢的时间都没有。

11月初我才有了暂时的空闲，于是便开始研读大主教的答复。三个多月以前，我把这份文件放进了办公桌上”待处理文件”的文件筐里。我看到，这份答复逐一回答了我提出的全部问题。不仅如此，其中一些答复还非常引人入胜，富于启迪。

例如，我的一个问题是：埃塞俄比亚的国君们可曾借助约柜的所谓”超自然神力”赢得战争的胜利？《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在古代以色列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因此，如果约柜真在埃塞俄比亚，难道不能合理地认为这种传统仍在被维持吗？

所罗门大主教的答复是：”在我们教会的教义里，上帝是宇宙间惟一的力量。他创造了一切现存的生命，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生命。上帝本身是永恒之光，不是被创造的，那永恒之光给我们光明。力量和恩惠。不过，我们却能从一个能被感知的维度，去理解上帝与约柜之间的关系，因为约柜里装着十诫的词句，那是上帝写的，所以，其中装载的上帝之神力不会被减少。因此，直到今天，上帝的恩惠依然留在约柜里。所以，以上帝之名的约柜是无比神圣的，具有重大而非凡的意义。”

大主教在答复里继续说，埃塞俄比亚以前的君主们懂得这一点。他们的首要职责，就是捍卫自己的东正教信仰。在以往几个世纪里的许多次战争中，他们时常借助约柜，把它看作”抗击侵略的精神力量之源……国王召集民众去参加战斗，祭司们也来到战场上，就像昔日约书亚抬着约柜绕耶利哥城那样。同样，我们的祭司也抬着约柜，高唱圣歌，投入战斗，去宏扬上帝的荣耀。”

所罗门大主教说，把约柜座作为战争护佑神，这种做法并不仅仅发生在遥远的古代。相反，”近在1896年，王中之王门涅利克二世在提格雷省的阿杜瓦战役中抗击意大利侵略军时，祭司们也曾把约柜抬到战场上去对付入侵者。结果，门涅利克二世取得了很大胜利，满载荣誉地回到了亚的斯亚贝巴。”

我满怀兴趣地重读了这段话，因为我知道，门涅利克二世的确在1896年取得了”很大胜利”。那一年，巴拉提耶里将军指挥的17700名意大利士兵，装备着重炮和最新式的武器，从厄立特里亚沿海地峡向阿比西尼亚高原进军，企图占领整个国家。门涅利克的军队仓促应战，且装备不良。但3月1日清晨在与意大利侵略军的阿杜瓦遭遇战中，他们只用了不到六个小时，便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那次胜利后来被誉为”汉尼拔（公元前246公元前182年，古代迦太基将军，曾在公元前216年击败罗马人——译者注）时代以后，非洲人打败欧洲人的一次最著名的胜利”。1896年，伦敦《观察家报》也用同样的口吻评论说：”意大利人遭到了重创……他们遭到的是白人在非洲前所未有的惨败。”

阿杜瓦战役中曾使用过约柜，这个情况使我兴趣倍增，我甚至做出了一个半是认真的假设：今天依然有人在使用约柜——使用者也许就是”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他们现在已经控制了阿克苏姆城，他们也像门涅利克二世那样，的确在最近数月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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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所罗门大主教的书面答复里却没有提到这一点。我问他，目前，政府与叛军正在激战，藏在阿克苏姆圣堂礼拜堂的的柜是否安全？他的答复却完全和以前不同。

6月份我和他谈话时，当时他还似乎充满信心，说约柜还在它通常的安放地，”全体提格雷人民都在捍卫着它”。而现在，他的答复中就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了。

他写道：”在发生剧烈冲突的大动荡时期，曾有极少几次，那位终生日夜护卫约柜的僧人不得不将约柜裹起来，送出阿克苏姆城，以保安全。例如，我们知道，16世纪时，提格雷省曾遭到阿赫迈德·格拉金的穆斯林军队的侵略，阿克苏姆城大部被毁，约柜就被送出了城。护卫僧将它送到了达伽·斯台方诺岛修道院去了，那个岛在塔纳湖上。约柜被藏在了岛上一个秘密的地方。”

这位大主教的结论，使我坐直了身子，分外关注。他说，考虑到目前的战局和提格雷省的混乱，那位护卫僧很可能把约柜再度送出了阿克苏姆城。

两个湖，两个岛

1989年11月14日，星期二，我飞回了亚的斯亚贝巴，于11月15日星期三上午到达。

埃塞俄比亚北部几乎所有地区都一直有战斗，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很清楚我此行的目的。我想，如果所罗门大主教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被看作约柜的那件圣物，难道此刻不就在达伽·斯台方诺岛修道院，就在16世纪时隐藏它的同一个”秘密的地方”吗？

何况，那里也并非隐藏它的惟一地点。我还清楚地记得，一次我和贝莱·戈代博士通长途电话时，他曾给我讲了一个更早的传说，即10世纪时约柜幸免于古迪特女王起义的经过。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学家解释说，当时，约柜被送到了塔纳湖的一个岛上。

因此，我去埃塞俄比亚的目的，就是考察塔纳湖和济瓦伊湖——前者位于战乱的北方，但目前仍处于政府的控制区以内；后者所在的位置更安全一些，从亚的斯亚贝巴向南开车两个小时，便可到达。

刚到埃塞俄比亚首都的头几天，我一直怀着强烈的紧迫感。读过所罗门大主教给我的书面答复以后不到一星期，我就离开了英国。

我如此急迫，其原因很简单：济瓦伊湖虽然很安全（至少目前时如此），但绝对不能保证政府还能控制塔纳湖多长时间。我知道，反政府军已经包围了要塞城市贡德尔，它就在广阔的塔纳湖以北30英里左右。同时，塔纳湖南岸的巴赫达尔码头也正受到零星游击队的不断袭扰。要去达伽·斯台方诺岛，巴赫达尔码头是必经之路，因此我必须抓紧时机。

通过正常的官僚渠道弄一张国内通行证，这不会有什么困难。我的老友理查德·潘克赫斯特为了帮我，特地从埃塞俄比亚研究所请了几天假。因此，在他的陪伴下，我去见了我所认识的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施麦利斯·马赞加，掌权的埃塞俄比亚工人党政治局资深委员兼意识形态首脑。

施麦利斯身材颀长，40多岁，英语讲得很流利，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政治局委员当中最有知识、最有文化的一个，他在政府中的权力很大。我还知道，他对自己国家的古代历史怀有真正的热忱。因此，我希望能说服他运用自己的影响，支持我去进行考察——事实表明，他没有让我失望。

我简要地向他介绍了我的考察计划，他表示赞成我去考察塔纳湖和兹怀湖，但惟一的条件是：我必须尽量缩短在塔纳湖逗留的时间。

他问我说：”您有具体的日程安排吗？”

我拿出日志翻了一下，决定在20日星期一动身去塔纳湖：”我想先到巴赫达尔码头，向军方租一艘汽艇去达伽·斯台方诺岛，然后在……22日星期三返回亚的斯亚贝巴。那段时间已经足够了……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准备在23日星期四开车去兹怀湖。”

施麦利斯转身问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教授，您也一起去吗？”

”哦，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很乐意去。”

”这当然没有问题。”

于是，施麦利斯便给亚的斯亚贝巴的国家安全总部打电话，用阿姆哈拉语对负责人很快地说了几句话。他挂上电话，对我们说，当天下午我们就可以拿到通行证了。

他说：”你们从塔纳湖和济瓦伊湖回来以后，下个星期五来见我。你们可以和我的秘书约定一个时间。”

我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工人党总部大楼。出门时，我对理查德说：”真没想到这么容易。”

第九章　圣湖

早班飞机从亚的斯亚贝巴到塔纳湖南岸的巴赫达尔镇，用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尽管报告说这个地区有战斗，飞机着陆时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飞机先在青尼罗河上缓缓地做了低空盘旋，然后降落到了颠簸的砾石跑道上。理查德·潘克赫斯特和我坐上一辆出租车，沿着公路向几公里以外的镇上开去，公路两旁栽着蓝花楹和凤凰木。

塔纳湖畔的”塔纳饭店”有100间空客房，我们租下了两间，然后去了军管会码头，那里有我们想租的摩托艇。

我们和有关的官员进行了长时间的洽谈，他们终于同意了我们租用汽艇，但要等到第二天早晨，即1月21日星期二。此外，我们还要支付每小时50美元的高昂租金。

我别无选择，只好抱怨地接受了这个勒索性的价码，并要求他们在次日清晨5点钟把汽艇准备好。

我们不得不消磨掉那天下午的时间，因此就开车出了巴赫达尔镇，到附近的提斯厄萨特小村去。我们的车在零散分布着农田的深褐色乡间穿行，最后来到了一座横跨在一个陡峭河谷上的大石桥前面。这座摇摇欲坠的石桥是门世纪初由葡萄牙人建造的，看上去岌岌可危，但理查德却让我放心，说桥还能用。

我们过了桥，爬上了一个山坡。山顶的灌木丛里突然冒出来两个民兵。他们搜查了我们，检查了我们的护照（像通常一样，我的护照被仔细地查看了一番），然后挥手示意我们可以过去。

我们用了15分钟，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向前走，小道两边长满了茂密的热带灌木和黄色的雏菊。我们开始感到脚下有一种伴随着低沉轰鸣的震动。我们走过去时，感到空气越来越潮湿了。片刻以后，我们便看见了我们要来看的景象——壮观的玄武岩峭壁，它下面就是雷霆万钧、奔腾咆哮的青尼罗河。河水在峭壁下盘旋，然后奔向阿比西尼亚高原，踏上它史诗般的旅程。

青尼罗河瀑布，以及到那里必须经过的那个小村，它们的本地名称都叫”提斯厄萨特”，意思是”冒烟的水”。我痴迷地站在瀑布旁边，凝望着沸腾的瀑布把美丽的泡沫和水雾抛到高空，彩虹在其间嬉戏，顿时明白了它为什么叫做”冒烟的水”。

我还记得苏格兰探险家詹姆斯·布鲁斯在1770年参观瀑布后所做的描述，并对描述的精确感到吃惊：

这条大河……像一道水帘直泻而下，宽约半英里，没有丝毫间断，其力量和巨响的确可怕，使我震撼，使我头晕目眩了好一会儿。瀑布上笼罩着浓烟，或叫水雾，弥漫在水帘上下。尽管我看不到水流，那水雾却标出了它的流踪。这派最为壮丽的景象使我终生难忘。无论时光多么漫长，都无法毁损或泯灭这幅美景。它几乎使我昏厥，使我震惊，使我全然忘却了自己身在何处，忘却了世上的其他一切挂虑。

我沉思着：在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时间的确能够静止不前。在我面前的这幅美景中，没有任何迹象能使我想到——从布鲁斯当年参观这个瀑布到现在，其间已经过了两个多世纪。对这位苏格兰旅行家，我再次产生了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我碰巧也有他家族的姓氏（来自我母亲一方，我的外祖母也姓布鲁斯；布鲁斯也是我的中间名）。

埃塞俄比亚的宝石

次日清晨5点钟，我们到了军管会码头。那里一片寂静。

过了不到半小时，”mv达拉克号”摩托艇的船长就到了。同他一起的，还有个年轻人，胡子刮得于干净净，衣服也很合身。他自我介绍说叫温德姆，并且非常谦恭地告诉我们，他是辖区长官的第二副官：”昨天下午，我的上司接到了亚的斯亚贝巴的电话，是施麦利斯·马赞加同志打来的，要我们照顾你们。我马上就去你们住的饭店报到，可你们不在。接待处告诉我你们今天要去考察，所以我就来了。”他边说边憨笑着。

5点45分，我们在黎明的寒冷中战栗着，乘上汽艇，直接朝北方大约二十英里以外的达林·斯台方诸岛驶去。太阳已经升起在塔纳湖东岸那边的群山上方。微风清新，送来了鸟鸣和犬吠声。

没过一会儿，理查德和温德姆就到船舱里去喝茶聊天了。我留在甲板上，如醉如痴地观看眼前的景致，陶醉在高原的清爽空气中，陶醉于这次浪漫的旅行。我凝望着不断变换的湖光山色，下意识里却盘算着究竟要为这次短暂而愉快的乘船之旅花多少钱。船长已经说过，去达伽岛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我们至少要在岛上停留两个半小时，回来时还要花上两个半小时，因此，看来我这次一共要支付将近四百美元了。

我心里计算出来的这个数目让我感到几分沮丧，但这种心境却被一个惊人的景象打断了：我看见了两条大船，船身很长，高高的船头向上弯起，正从我们对面开过来。我看见，在清晨粉红色阳光的映衬下，每条船上都有五六个人蹲在船舱里划桨，动作整齐。船桨出入湖水，扬起又落下，扬起又落下。

我1983年访问时就知道，塔纳湖上经常能见到这样的船，它名叫”坦克瓦斯”。眼前的这两条船此刻正和我们的汽艇大致平行，但行驶的方向相反。它们比我以前见过的同类船只都大得多。尽管如此，它们的构造和外形还是和同类船只基本相同，也都是用绑在一起的纸草苇捆做的。

此前几个月，我曾用了相当的精力在埃及研究考古遗迹，因此，现在我就能亲眼证实一个情况了。一些历史学家已经提到过它，那就是：埃塞俄比亚的”坦克瓦斯”酷似埃及法老用的那种芦苇船，那些船被用来在尼罗河上运输和渔猎。在埃及”国王河谷”陵墓的装饰壁画上，我见到过这些高头船的图案，其外形和眼前的”坦克瓦斯”相近。在埃及凯尔奈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墙壁的浮雕上，我也见到了这样的船。

我再次想到了一个问题：古埃及人是否到过塔纳湖区呢？使我产生这个想法的，并不单单因为这两种船的相似表明其间有一种强大的文化影响，还因为塔纳湖是青尼罗河的首要水库，所以意义重大。

塔纳湖本身并没有被正式地看作青尼罗河之源。青尼罗河的源头被确定为该湖南面群山里的两股泉水，布鲁斯及其以前的一些旅行家都到过那里。这两股泉水汇合成了一条河，名叫”小阿巴伊河”，它汇入塔纳湖西缘（可以见到入湖的河水），然后流出来，被称为”大阿巴伊河”，而这就是青尼罗河在当地的名字。

无论怎样，现在的地理学家和工程师都一致认为，青尼罗河的真正源头就是塔纳湖。它的湖水不仅来自小阿巴伊河”，而且来自阿比西尼亚广大高原上的其他许多河流。塔纳湖这个内陆湖的表面积是3673平方公里，它提供了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总水量的617。最重要的是，从远古时代起，正是埃塞俄比亚的漫长雨季（它使塔纳湖洪水泛滥，沿青尼罗河下泻）造成了埃及三角洲每年一度的洪水，把肥沃的淤泥和丰产带给了埃及。相形之下，更长的白尼罗河对埃及丰收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因为它的一多半水量都丧失在了南部的苏丹沼泽地里。

因此，我坐在汽艇上观看这些纸草苇做的”坦克瓦斯”时，便想到了一点：凯尔奈克和卢克索神庙的祭司们崇拜尼罗河，既把它当作赋予生命的力量，也把它视为一位赐福的神明，在他们漫长的历史上，他们居然不曾去过埃塞俄比亚，这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历史记载能证实这一点，因此这只是我的一个预感。尽管如此，在11月那个神秘上午的晨曦中，我还是很有信心地认为，古埃及人必定曾在某个时候到过塔纳湖，并曾在那里表达他们的崇拜之情。

基督时代前后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rabo）精通关于埃及的学问，他当然知道青尼罗河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大湖（而后来的学者们却不知道），他把那个湖称为”塞比湖”（pseboe）。公元2世纪的埃及地理学家克劳迪乌斯·托勒密也表示过近似的观点，只是把塔纳湖称作了”科勒湖”（coloe）。

我还想到，雅典戏剧家埃斯库罗斯在公元前5世纪写过一段迷人的描述，而他的灵感很可能不仅仅是诗意的玄想。那段话是：”一个略带黄铜色的湖泊……它是埃塞俄比亚的宝石。在那里，普照一切的太阳将不朽的光轮日复一日地浸入湖中，使一天行程的劳顿得到安歇，而那湖水的温柔涟漪则宛若温情的爱抚。”（转引自让·杜莱塞在《埃塞俄比亚的古代城池及神庙》中引用的埃斯库罗斯语录第67则，1959年伦敦版——作者原注）

我知道，除了以上的材料，还有另外一些资料也提到了神秘的塔纳湖水与古希腊、埃及和中东文化之间的联系。

我坐在”mv达拉克号”的甲板上，正向达伽·斯台方诺岛驶去。我又想起了一点：阿比西尼亚人自己就坚信青尼罗河不是别的，而正是《创世记》第2章第13节里说的”第二道河”、”环绕埃塞俄比亚全地的”那条河——基训河（gihon）。何况，这个传说还非常古老，几乎可以肯定是基督教产生前的传说，因而相当有力地证实了一个说法：塔纳湖及其河流与岛屿，的确很可能和约柜有着某种真正的关联。

因此，我便感到了片刻的乐观。我朝前方望去，几英里以外就是达伽岛的碧绿斜坡，它从闪烁着阳光的湖面上升起来，犹如一座半浸在湖水的高山的山峰。

踏上达伽·斯台方诺岛

我们的汽艇在达伽岛靠岸时，大约是8点30分。太阳现在已经高挂在了天空上。虽然海拔很高（塔纳湖海拔六千多英尺），这里的上午却依然是炎热潮湿，令人窒息。

木头防波堤上有一些僧侣，身上的长袍脏得出奇。他们显然一直在看着我们靠岸，但见到我们后却没有显露出半点愉快神色。温德姆和对他们说了几句话，他们终于很不情愿地领着我们穿过一小片香蕉种植园，沿着一条陡峭的蜿蜒小道，朝岛的最高处走去。

我一边走，一边脱掉套头毛衣，伸开双臂，做了几次深呼吸。脚下的小道从一片茂密森林的中央穿过，森林的树木十分高大，盘根错节，树叶在我们头顶上搭成了天篷。空气中弥漫着刚翻过的土地的清香，还有热带花卉的芬芳。蜜蜂和其他一些大型昆虫在我们周围不倦地嗡嗡作响，远处传来一个传统石钟的单调响声。

来到离湖面大约三百英尺高的地方，我们终于看见了一些低矮的草屋顶圆形建筑，它们就是僧侣住的地方。接着，我们走过建在一道高大石墙上的一个拱门，来到了一块草坪上。草坪中央就是圣·斯台方诺教堂。这是一座狭长的矩形建筑，外墙墙角呈圆形，四周还有一圈回廊。

”看上去并不那么古老。”我对理查德说。

”你说对了，”他答道，”原来的教堂在100年以前因为野火被烧毁了。”

”我猜，16世纪的时候约柜就是被送进那座教堂的吧？”

”不错。实际上，这个岛上很可能还有座年代至少有1000年的教堂。甚至可能不止1000年。达伽岛被认为是塔纳湖上最神圣的地方之一。这是因为，有五具已故皇帝尸体的木乃伊被保存在这个岛上。”

温德姆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导游兼代言人，并一直在和几个僧人交谈。现在，他从僧侣中找出了一个，此人的衣服比其他僧侣略微干净一些。他拉着僧人的手，朝我们走来，然后骄傲地宣布：”这位是齐弗勒一马里亚姆·门吉斯特主教。他会回答你们的所有问题。”

然而，这位主教却分明是自有打算。他的脸上皱纹密布，色若梅脯，显露出一副复杂的神情，其中混合着敌意、憎恶和贪婪，十分奇妙。他默不作声，把理查德和我打量了一番，然后转身对温德姆用阿姆哈拉语小声说了几句什么。

”哦……”我们的导游叹了口气，”他恐怕是想要钱。为了去买蜡烛、焚香还有……其他的教堂用品。”

”要多少？”我问。”随便你，你认为合适就行。”

我说给他十个埃塞俄比亚比尔，大约柜当于五美元，但齐弗勒一马里亚姆指出这个数目不够。他说，我给的这张钞票现在不值什么钱，因此他都不屑于从我手里接过去。

温德姆在我耳边悄声说：”我看你应当再多付一些。”

”我当然乐意多给，”我说，”不过我想知道他拿什么回报。”

”他会跟你们交谈。不然的话，他说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做。”

经过进一步讨价还价，我们以30个比尔成交了。这些钱很快就被送了起来，揣进了主教长袍上某个臭烘烘的暗褶或者口袋里去了。接着，我们慢慢走进教堂的回廊，坐在茅草廊顶下的阴凉里。有几个僧侣跟着我们，藏在我们周围，佯装凝神瞑思，而不是在偷听我们的谈话。

齐弗勒一马里亚姆·门吉斯特先告诉我们说，他来这个岛已经18年，对这座寺院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开始没完没了地讲起那些人所共知的历史，喋喋不休。

温德姆为我大致翻译了他这番令人厌烦的演说，我便打断了话头说：”不错，我的确需要了解历史概况。不过，我首先想请这位主教回答一个具体的问题，那就是：我听说16世纪阿赫迈德·格拉金的军队进攻阿克苏姆的时候，约柜曾被送到了这个岛上。他知道这个故事吗？这故事是真的吗？”

于是，温德姆和那位主教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进行了15分钟或20分钟的争论。最后，温德姆宣布说，主教对这个故事全然不知。不仅如此，由于他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他当然无法告诉我们它是真是假了。

我又换了一种提问的方式：”他们这里也有自己的塔波特吗？这座教堂里有吗？”我指着身后过道那边的内殿人口，在幽暗的教堂里，它刚刚能被看见。

又经过一阵阿姆哈拉语的问答，温德姆说：”不错。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塔波特。”

”好极了。我们总算弄清了这一点，这使我很高兴。现在请你问他：他是否认为他们的塔波特是复制品，是阿克苏姆那个真正的塔波特的复制品？”

”也许是吧。”这个回答令人捉摸不透。

”我知道了。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问他是否知道些有关约柜的事情，例如约柜是怎么到了阿克苏姆城的，是谁把它带去的，等等。让他用自己的话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主教很快就对我这个要求做出了有效反应。温德姆颇为悲哀地翻译说：”他说他不知道那个故事，他说自己不是这类事情的权威。”

我气恼地问：”谁是这方面的权威呢？”

”谁都不是。齐弗勒一马里亚姆·门吉斯特就是岛上资格最老的神甫。如果连他都不知道，那就不可能有任何其他人知道了。”

我看着理查德说：”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埃塞俄比亚神甫不知道《国王的光荣》里的约柜传说，从来没见过。”

这位历史学家耸了耸肩膀：”我也从来没见过。这实在是太特别了。也许，你还应该再给他……一点儿钱，作为诱导吧。”

我不禁暗自叫苦。最后总是要归结到金钱上，不是吗？不过，假如再给几个比尔，就能让这个守口如瓶的老杂种开口，那最好是越快越好。我从伦敦到这里来，毕竟就是为了考察达伽·斯台方诺岛——就连此时此刻，”mv达拉克号”汽艇还停在码头l，掐着秒表，按每分钟大约1美元的价格计算着租金呢。

于是，我只好很不情愿地做出让步，把一小迭揉皱的钞票交给了主教。

然而，我这最后一次慷慨之举却没给我带来任何好处。对我感兴趣的所有话题，那主教已经说不出任何东西了。我用了好一会儿才领悟到这一点。于是，我靠在一根支撑屋顶的柱子上，盯着自己的手指，思量下一步怎么办。

我想，对齐弗勒一马里亚姆·门吉斯特这种明显的无知，大概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此人真的愚蠢，这是一种最不可能的解释；第二种解释到目前为止最有可能，那就是他在撒谎。

，但他为什么要撒谎呢？我想这也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最不可能，即他要隐瞒某个重要的情况；第二种解释到目前为止最有可能，那就是他想从我这里索要更多的钱，而我手里的埃塞俄比亚现钞正在急剧减少。

我站起身来，对温德姆说：”再问他一个问题。问他16世纪时约柜是不是曾经从阿克苏姆被送到这个岛上……还有，约柜现在是不是就在这里。告诉他，如果他给我看约柜，我会有所酬谢。”

我们的导游不解地扬起了眉毛。我方才的要求很不合时宜。但我还是催他说：”去问吧。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温德姆又和主教用阿姆哈拉语谈了几句，然后告诉我说：”他的说法和刚才一样。他不知道约柜的事情。他还说，很长时期以来，从没有任何东西被从外面送到达伽·斯台方诺岛上来。”

那几个僧人此时散开了，他们一直围成半圈，偷听我和齐弗勒一马里亚姆·门吉斯特谈话。不过，我们沿着那条陡峭小道回码头去的时候，其中一个僧人却跟了过来。他赤着脚，牙都掉光了，衣衫褴褛，破烂不堪，以致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任何一条街上，他都会被当作是个乞丐。我们正要登上甲板，他把温德姆拽到一旁，对他耳语了几句。

”怎么回事？”我厉声说，以为此人还想要钱。

可是，这一次却并不是和钱有关的事情。温德姆皱着眉头说：”他说咱们应该去塔纳·奇克斯去看看。看样子，咱们能在那里了解到约柜的一些情况……了解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塔纳·奇克斯？”

”是另一个岛……在这个岛的东边。很远。”

”让他详细说说。他说的很重要的事情指的是什么？”

温德姆向僧人提出了这个问题，然后把他的回答翻译给我：”他说约柜就在塔纳·奇克斯岛上。他就知道这么多。”

对于这个惊人的消息，我最初的反应是两眼望天，心烦意乱地挠着头发，用脚踢着船帮。这时，那个僧人已经离开码头，消失在香蕉林里了，而我本想从他那里知道更多的信息。

我看了看手表，已经将近正午了。我们离开巴赫达尔镇已经有6个小时，或者说，我已经花掉300美元了。

”我们回去的时候，路过塔纳·奇克斯岛吗？”我问温德姆。

”不，”他答道，”我从来没去过那儿。谁都没去过。可我知道它在咱们的正东，而巴赫达尔镇在南边。”

”我明白了。你知道去那个岛需要多长时间吗？”

”不知道。我得去问船长。”

温德姆问了船长。去那个岛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

”从那里回巴哈达尔镇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三个多小时。”

我心里飞快地计算了一下。如果在塔纳·奇克斯岛上逗留两个小时，加上去那里需要的一个半小时，再加上回巴赫达尔镇需要的三个小时……这一共是65个小时。就算7个小时，再加上我们已经花掉的6个小时。这样一来，就一共是13个小时。13个令人心疼的钟点！按每小时50美元计算，我至少要支付650美元。天啊！

我心里暗暗骂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决心去一趟。此刻，我感到心头沉甸甸的，而钱包却轻飘飘起来。

约柜当然不可能在塔纳·奇克斯岛上。我知道这一点。其实，我们到了岛上，很可能又被领着到处看看，就像在达伽·斯台方诺岛上一样。我的钱会被一点一点地榨走，直到我表示不再付任何钱为止。然后，还会再有人提出个诱人的小建议，说出另一个岛的名字。而我还会去那个岛，准备好钞票，去喂肥另外一群穷困不堪的隐士。

我记得，詹姆斯·布鲁斯18世纪曾到过塔纳湖。他曾写道：”湖上有45个有人居住的岛，你若相信阿比西尼亚人的话，那就是如此，而他们都是非常出色的骗子……”

塔纳·奇克斯岛

我们到达塔纳·奇克斯岛时，它和我们想象的大不相同。不过，我站在”mv达拉克号”的船头，怒视着前方的岛屿时，还是不得不承认这是个美丽而不同寻常的地方。它被完全遮蔽在茂密的绿色灌木、花树和高大的仙人掌丛中，兀然地从湖面高高耸起。站在岛的最高处，我只能隐约看见一个环形居所的茅草屋顶。蜂鸟、翠鸟和浅蓝色的八哥纷纷在空中穿梭而过。湖岸边的一小片沙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码头上站着一群僧人，微笑着。

我们抛锚下艇。温德姆像以前那样做了一番介绍和解释。我们握了手，然后是冗长的寒暄。终于，僧人们带我们走上了一条狭窄的小道，它是沿着一座灰白色峭壁开出来的，两边长满了杂草。我们穿过峭壁顶上的一个拱门（它也是在光秃秃的岩石上开凿出来的），走进了一块草坪，上面有三、四座破败的屋子，还有十几个鹑衣百结的僧人。

我们站的这片草坪四周都是天然的石墙，封闭得很严密，寂静而幽暗。惟有一些光线从树木和灌木伸展出的枝叶间透进来，仿佛被滤掉了声音，并带着绿色。

和我的清醒判断相反，我开始以为这里真的有某种值得一看的东西了。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个想法，但我还是感到塔纳·奇克斯岛值得一看，因为它使我产生了一种”就是这里”的感觉，而达伽·斯台方诺岛就没有使我产生这样的感觉。

来了一位高级僧人，通过温德姆，向我们自我介绍说叫梅米尔·菲塞哈。他瘦骨嶙峋，浑身散发着焚香的气味。他没向我们要钱，却问我们有没有安全检查证。

我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因为提问的人是位身穿僧侣长袍的传统人物。

我一边说”我们有安全证”，一边掏出了许可证，那是我们在亚的斯亚贝巴保安警察局领到的。我把证明书递给了温德姆，他又交给了梅米尔·菲塞哈。这个老僧人（埃塞俄比亚的僧人是否全都这么老呢？）只是大致地打量了一下证明书，就把它还给了我。看样子，他已经满意了。

温德姆告诉他说，我想提些有关塔纳·奇克斯岛和约柜的问题，问他是否可以。

”可以。”老僧人回答说，我听他的语气颇为悲哀。他带着我们来到一间屋子的门口，那屋子像是个厨房，因为里面摆着熏黑了的罐子和平底锅。他坐在了门口的一个小凳上，并示意我们也坐下来。

我开始问：”你相信约柜是门涅利克皇帝从耶路撒冷带到埃塞俄比亚的吗？”

”相信。”温德姆翻译说。

我松了一口气。这个收获的确比在达伽·斯台方诺岛的强多了。

我接着说：”我听到一个故事，说约柜现在就在这个塔纳·奇克斯岛上。这故事是真的吗？”

梅米尔·菲塞哈鞣皮般的脸上掠过一片痛苦的表情，他回答说：嘈经是真的。”

曾经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带着几分激动，朝温德姆大声说：”他说曾经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老僧人的回答既使我激动，又使我失望：”那故事曾经是真的。不过，约柜已经不在这里了。它被送到阿克苏姆去了。”

”被送回阿克苏姆去了！”我叫道，”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被送回去的？”

温德姆和老僧人又开始用阿姆哈拉语争论起来，其中的主要观点显然被澄清了多次。最后，温德姆翻译说：”约柜是在1600年以前被送到阿克苏姆去的，那是在艾扎那国王在位时期。不是送回阿克苏姆，只是送到那里，从此它一直在那里。”

我感到困惑不解，大失所望。我想了片刻，然后说：”让我来澄清一下。他并不是说约柜最近在这个岛上，又被送回了阿克苏姆，对吗？他是说，很久以前约柜曾在这个岛上。”

”完全正确。1600年以前。他就是这么说的。”

”好吧。下面请你问他，约柜最初是怎么到这个岛上的？它是被从阿克苏姆城送来，然后又被送回阿克苏姆城的吗？或者，约柜是先到了这个岛，后来才被送到阿克苏姆城的？我想他说的是后一种意思，不过我想把这一点弄得绝对清楚。”

老僧人吃力地讲述着，这个故事慢慢地呈现了出来。从老僧人嘴里追问出这个故事，就像从红肿的牙床上拔烂牙根一样困难。其间，我们不得不几次向其他僧人请教，还有一次，老僧人还翻阅了一部杰泽文写的羊皮面大部头古书，并且朗读了其中的一段。

概括地说，梅米尔·菲塞哈告诉我们的是：门涅利克及其同伴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偷出了约柜。他说，他们把约柜带出以色列，进入埃及。然后，他们就沿着尼罗河走（先是沿着尼罗河，然后沿着其支流特克泽河），最后到了埃塞俄比亚。

这些内容，当然和《国王的光荣》里记载的盗约柜传说完全一样。不过，此后的情节却是全新的。

老僧人继续说，门涅利克一行想找个安全而恰当的地方，安放这件珍贵的圣物，就去了塔纳湖。他说，当时，整个塔纳湖都是神圣的。上帝很珍视这个湖。它是个圣地。因此，他们就来到了塔纳湖的东岸，并且把这个现在被叫作”奇克斯”的岛选作了约柜的安放地。

”约柜在这里放了多长时间？”我问。

”放了800年，”老僧人回答道，”那800年间，它的存在赐福给我们。”

”当时岛上有建筑吗？约柜是不是被放在某种类似神庙的建筑里的呢？”

”没有建筑。约柜被放在一个帐篷里面。就在帐篷里，它被放在塔纳·奇克斯岛上，放了800年。我们当时还是犹太人。后来我们改信了基督教，艾扎那国王就把约柜送到阿克苏姆城去，放进了城里的那座大教堂里。”

”你是说，1600年以前，约柜被从这里送进了阿克苏姆城吗？

”是的。”

”这么说，约柜被送到阿克苏姆以前，在塔纳·奇克斯岛上放了800年。让我算一算……约柜到这个岛上的时间，必定是在2400年以前。我说的对吗？你是不是说，约柜是在基督诞生的大约400年以前到这个岛上的？”

”是的。”

”公元前400年在所罗门时代以后很久，你真的知道吗？而据说所罗门就是门涅利克的父亲。公元前400年的时候，所罗门其实已经死了大约5个世纪了。你怎么解释这一点呢？”

”我无法解释。我给你们讲的这个传说，和我们的经卷和记忆里记载的一模一样。”

这位老僧人刚才说的一句话曾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此刻我又接上了那个话头：”你告诉我，当时你们还是犹太人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当时的宗教是什么呢？”

”当时我们就是犹太人。我们实行燔祭……用羊羔燔祭。我们这个做法一直保持到约柜从我们这里拿走，被送到阿克苏姆城。后来，阿巴·撒拉玛就来了，他向我们传播基督教信仰，我们就在岛上建了一座教堂。”

我知道，”阿巴·撒拉玛”就是弗路门提乌斯的埃塞俄比亚名字，即那位叙利亚大主教，公元330年前后，他曾说服艾扎那国王和整个阿克苏姆王国皈依了基督教（参见本书第一章——译者注）。这就意味着，梅米尔·菲塞哈说的那个时期是可信的，至少他能自圆其说。惟一的矛盾是：公认的所罗门时期（公元前9世纪中期），与传说中约柜被送到塔纳·奇克斯岛的日期（从公元330年上溯800年，它应当是公元前470年），这两者之间还存在一大段间隔。

我继续追问：”阿巴·撒拉玛到这里向你们传播基督教信仰之前，岛上没有教堂吗？”

”没有教堂，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当时是犹太人。我们实行燔祭。”老僧人停了一下，又说，”燔祭的时候，从羊羔身上流出来的血被盛在一只碗里……那碗叫作gcmer。然后把血洒在几块石头上，洒在几块小石头上——它们至今还在。”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什么东西至今还在？”

”就是我们还是犹太人的时候在燔祭上用的石块。那些石块还在这里，在这个岛上。现在它们还在这里。”

”我们能看看吗？”我问。我感到一阵激动的颤栗。如果梅米尔·菲塞哈刚才说的话是真的，那么，他就提供了一个物证，这个真正的物证证实了他讲的那个故事，那故事虽然离奇，却极为可信。

”你们可以去看看。”老僧人回答说。他站起身来，”请跟我来，我带你们去看。”

洒血

老僧人带着我们走上了小岛最高处附近峭壁上的一块高地上，峭壁下面就是塔纳湖。这里有个隆起的底座，是一块天然的独体岩石。他让我们看3根聚在一起的短石柱。其中最高的一根大约有一米半的样子，是根方柱，顶部有个碗形的凹陷。其余两根是圆柱，都大约一米高，粗细如同人的大腿。它们的顶部也各有一个凹陷，深约10厘米。

这些石柱上长满了厚厚的绿苔，尽管如此，我还是能看出：它们都是独体石柱；它们各自独立；它们是从同一块灰色花岗岩上凿出来的；它们显得很古老。我问理查德有何见解。

他回答说：”当然，我不是考古学家。不过我还是要说，从它们的做工和风格上看，尤其是那根方柱……我认为它们的年代如果不是更早，至少也属于阿克苏姆时期。”

我问梅米尔·菲塞哈，石柱上的碗形凹陷是做什么用的。

他的回答是：”用来盛血。燔祭之后，把一些血洒在石头上，把另一些血洒在遮约柜的帐篷上。剩下的血就装在这些凹陷里。”

”你能给我演示一下怎么洒血吗？”

老僧人叫来另一个僧人，低声吩咐了几句。那僧人快步走开了，几分钟后回来时，他手里拿着一只碗。那碗的碗口很大，但碗却很浅，由于年代久远，它已经锈蚀，失去了光泽，我甚至猜不出它是用什么金属做的。老僧告诉我们，这就是”gcmer”，燔祭上的血先要被收集在它里面。

我问温德姆说：”gcmer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耸了耸肩膀：”我不知道。它既不是阿姆哈拉语里的字，也不是提格雷语里的字。听上去，它不属于任何埃塞俄比亚语言。”

我看着理查德，向他请教，但他也承认自己没听说过这个字。

梅米尔·菲塞哈只说那碗叫”gcmer”，并且一直被叫作”gcmer”，他只知道这些。接着，他站到石柱旁边，左手拿碗，右手食指在碗里蘸了蘸，又猛地把右手甩过头顶，然后一上一下地挥动着。他说：”就这样洒血，把血洒在石头上，洒在遮约柜的帐篷上。然后，像我告诉你们的那样，照这个样子把剩下的血倒进石柱顶上的小坑里。”说着，他用碗斜对着石柱顶部那些碗状的凹陷。

我问老僧人，放有约柜的帐篷究竟是在哪个岛上？他却只是回答说：”离这里不远……就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个地方。”

于是，我便设法澄清我们方才的讨论：”你告诉我说，约柜是在1600年以前从塔纳·奇克斯岛被送往阿克苏姆城的，对吗？”

温德姆翻译了我这个问题。梅米尔·菲塞哈肯定地点了点头。

”很好，”我继续说，”现在我想知道，约柜又被送回来过吗？在任何时间，出于任何理由，约柜又被送回这个岛上过吗？”

”没有，它被送到了阿克苏姆，一直被放在阿克苏姆。”

”据你所知，约柜今天还在阿克苏姆吗？”

”是的。”

看来我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信息了，不过我的收获已经使我十分满足了，尤其是这些信息不是用钱买来的。为了表示感激，我拿出一张100比尔的钞票，作为对寺院开销的捐献。然后，经过梅米尔·菲塞哈的允许，我给这些燔祭石柱拍摄了各种角度的照片。

我们回到巴哈达尔镇的时候，已经快到晚上8点了。我们的塔纳湖之行用了14个多小时，而”mv达拉克号”汽艇的总租金则达到了750美元。

无论以哪种标准衡量，这都是代价高昂的一天。不过，我已经不再抱怨自己的开销了。我在达伽·斯台方诺岛上的疑问曾使我感到困惑，而这个疑问却已经被塔纳·奇克斯岛驱散了。现在，我觉得自己可以怀着一种被刷新的责任感和乐观态度，去继续我的考察了。

回到亚的斯亚贝巴以后，我这种积极的心境又得到了加强。我计划在11月23日星期四去济瓦伊湖考察。此前我还有一些时间，去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核对一下《旧约》中有关犹太教使用燔祭石的经文。

我发现，与塔纳·奇克斯岛上的石柱近似的石柱，同犹太教的一些最早阶段有关，它们来自西奈和巴勒斯坦。那些石柱被称为”masseboh”，被竖立在高地上作为祭坛，用于拜祭和燔祭仪式。

我翻阅了《圣经》，看是否能找到对《旧约》时代正式燔祭具体细节的说明。我真的找到了这样的细节。我反复有关经文，认识到了一点：梅米尔·菲塞哈在岛上向我描述的那种洒血仪式，的确是一种真正的、非常古老的仪式。在代代相传下来的传统记忆中，这种仪式无疑是被搞乱了，被混淆了。不过，他谈到洒血仪式的时候，却惊人地贴近历史事实。

例如，在《旧约·利未记》第4章，我读到了这样一句经文：”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慢子弹血七次”（第6节）。同样，在第5章也说到：”也把些赎罪祭牲的血，弹在坛的旁边，剩下的血要流在坛的脚那里。”（第9节）

然而，直到我《米什纳书》（mishnah），才真正理解了梅米尔·菲塞哈的叙述是何等真实。《米什纳书》记录汇编了早期的口头犹太律法。在《米什纳书》的第h部分的一篇叫作”y。ma”的短文里，我找到了一段详细的描述，其中讲到：大祭司在所罗门圣殿里进行燔祭仪式，仪式在遮蔽约柜的一道帐慢前举行，那道帐慢是为了防止会众偷窥约柜。

那段描述说，祭牲（无论是绵羊、山羊还是小公牛）的血被收集到一个盆里，再指定一个人”去搅动……以防凝固”。然后，从圣所里走出一位祭司，”从他那里接过正被搅动的血，再回到圣所里，站到原来站的地方，向上弹血一次，向下弹血七次。”

这位祭司弹血时，究竟站在什么地方呢？《米什纳书》上说：他把血弹到了”约柜对面的帐慢外面，向上一次，向下七次，其意图似乎并非上下弹血，而像在挥鞭……然后，他又向祭坛的洁净表面上弹血七次，再将余血倒出”。

在我看来，梅米尔·菲塞哈很可能读过《米什纳书》。作为基督徒，他本来没有理由这样做，何况在那个偏远的岛上，他也不可能读到这部书；此外，他也不懂翻译《米什纳书》的那种语言。尽管如此，他向我演示洒血仪式时，他双手的动作却的确很像在挥动鞭子。他还很有把握地说，燔祭时祭牲的血不仅要洒在祭坛的石头上，而且要洒在”遮约柜的帐篷上”。

这些联系实在太密切了，根本无法忽略。我确实感到，在遥远过去当中的某个时刻，犹太人曾把一件具有重大宗教意义的东西带到了塔纳·奇克斯岛上。尽管那件东西到达该岛的推测日期与历史年代相左，但还是完全有理由假定：那件东西很可能就是约柜——梅米尔·菲塞哈对此显然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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