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四年夏季，我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暑期学校里，得到北平燕大一女同学的信，说“本年本校有一位同学，沈骊英女士，转学威尔斯利大学，请你照应一下。”

我得着信很欢喜，因为那年威大没有中国学生，有了国内的同学来加入，我更可以不虞寂寞。

暑假满后，我回到威大，一放下行装，便打听了她住的宿舍，发现她住的地方，和我很近，我即刻去找她，敲了屋门，一声请进，灯影下我看见了一个清癯而略带羞涩的脸。说不到几句话，我们便一见如故了。我同她虽没有在燕大同时，但是我们谈到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校园，谈话就非常亲切。当天晚上，我就邀她到我的宿舍里，我从电话里要了鱼米菜蔬，我们两个在书桌上用小刀割鱼切菜，在电炉上煮了饭。我们用小花盒当碗，边吃边谈，直留连到夜深——我觉得我欢喜我这位新朋友。

那一年我们大家都很忙，她是本科一年生，后修功课相当烦重，我正在研究院写毕业论文，也常常不得闲暇，但我们见面的时候还相当的多。那时我已知道她是专攻科学的。但她对于文学的兴趣，十分浓厚。有时她来看我，看我在忙，就自己翻阅我书架上的中国诗词，低声吟诵，半天才走。

威大的风景，是全美有名的。我们常常忙中偷闲，在湖上泛舟野餐纵谈。年青时代，总喜欢谈抱负，我们自己觉得谈得太夸大一点，好在没有第三人听见！她常常说到她一定要在科学界替女子争一席地位，用功业来表现女子的能力。她又说希望职业和婚姻能并行不悖，她愿意有个快乐的家庭，也有个称心的职业。如今回想，她所希望的她都做到了。只可惜她自己先逝去了！

十五年夏，我毕业回国，此后十九年中便不曾再见面，只从通讯里，从朋友的报告中，知道她结了婚，对方是她的同行沈宗瀚先生，两个人都在农业机关做事，我知道骊英正在步步踏上她理想的乐园，真是为她庆幸。

去年这时候，我刚从昆明到了重庆，得了重伤风。在床上的时候，骊英忽然带了一个孩子来看我。十余年的分别，她的容颜态度都没有改变多少，谈起别后生活，谈起抗战后的流离，大家对于工作，还都有很大的热诚。那时妇指会的文化事业组的各种刊物，正需要稿子，我便向她要文章，她笑说，“我不会写文章，也不会谈妇女问题，我说出来的都是一套陈腐的东西。”我说，“我不要你谈妇女问题了，我只要你报告你自己的工作，你自身的问题，就是妇女问题了。”她答应了我，暮色已深，才珍重的握别，此后她果然陆续的寄几篇文章来，分发在《妇女新运》季刊和周刊上，都谈的是小麦育种的工作，其中最重要，最能表现她的人格的，便是那篇《十年改良小麦之一得》。

今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她又带了一个孩子来看我，据她说沈宗瀚先生就在我们住处附近开会，会后也会来谈论。

那天天气很好，大有春意，我们天东地西，谈到傍晚，沈先生还不见来，她就告辞去了，那是我们末次的相见！

本年十月里在报纸上，忽然看到了骊英逝世的消息，觉得心头冰冷，像她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死去呢！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骊英都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女子。我所谓之不平常，也许就是她自己所谓的“陈腐的一套”。女科学家中国还有，但像她那样肯以“助夫之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之成功为第三”的，我还没有听见过。这正是骊英伟大之处，假如她不能助夫，不能教养子女，她就不能说这种话，假如她自己没有成功的事业，也就不必说这种话了。

在《十年改良小麦之一得》一文里，最能表现骊英工作的精神，她相信我们妇女的地位，不是能用空空的抗议去争来，而是要用工作成绩来获取的。骊英和我谈到种种妇女问题，她常常表示，“妇女问题，已过了宣传时期，而进入工作时期”。她主张“女界同志一本自强不息精神，抓住社会埋头苦干”，她主张“自问已劳尽力为国家服务，而不必斤斤于收获之多少”。这种“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和“多做事，少说话”的态度，也是骊英最不平常之处。

骊英对于她工作的成就，处处归功于国家之爱护与友人之协助，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平常。抗战期间，普通是困苦的环境多于顺利的环境，而有的人很颓丧，有的人很乐观，这都在乎个人的心理态度。骊英是一个“已婚女子”，以“生育为天职”，同时又是一个“公务员”，“亲理试验乃分内事”，在双重的重负之下，她并不躲避，并不怨望，她对于下属和工友，并不责望躁急，并不吹毛求疵，她处处表示“钦慰”，表示“这工友不可多得”，她处处感谢，处处高兴，这是她平日精神修养的独到处，使她能够以“自信心与奋斗力与环境合作，渡过种种的难关”。

最后她积劳成疾，“卧床两月，不能转动，心至烦躁不耐”，这是我对她最表同情的地方。我年来多病，动辄卧床休息，抑郁烦躁，不能自解。而骊英却能“看得淡，看得开”，以“卧病实与我为有益”。因为她以生病为读书修养之机会，这也是常人所不及之处。她的结论是“我等当保养体力争取长时间之胜利，不必斤斤于一日之劳逸而贻终身之痛苦”。这是句千古名言。我要常常记住的！

今天是重庆妇女界追悼骊英的日子，骊英是最值得妇女界追悼的一个人，我愿意今日的妇女青年都以骊英的言行为法。我自己又是因病不到会，但是在床上写完了这一篇追悼的文章，心里稍稍觉得温暖。我万分同情于沈宗瀚先生和他们的子女，我相信在实验室里，在家庭中，在她许许多多朋友的心上，她的地位是不能填满的！然而骊英并没有死，她的工作永存，她未竟的事业，还有沈宗瀚先生来继续，她对于妇女界的希望，我们要努力来奔赴，骊英有知，应当可以瞑目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歌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