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大意。

我们已经知道，经济学家必须贪求事实，而事实本身并不说明问题。历史是叙述继续发生和同时发生的事件；但只有推理才能解释这些事件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如此多种多样，以致有很多工作必须用专门的常识来研究，这种常识是每个实际问题的最后仲裁者。经济学不过是常识的运用，并助以有组织的分析和一般推理的方法，这种方法使得收集和整理特殊事实以及从中得出结论的工作易于进行。经济学的范围虽然总是有限制的，它的工作如果没有常识的帮助虽是徒然的，但它却使常识能被用来进一步说明困难问题，否则，就不能这样。

经济规律是关于在一定条件下人类活动的倾向的叙述。

经济规律之为假设的，正与自然科学的规律之为假设的意义一样：因为自然科学的规律也包括或暗含种种条件的。可是，要弄清楚这些条件，在经济学中比在物理学中，困难较大，而且，如果不弄清楚的话，危险也较大。人类活动的规律，的确不像引力律那样简单、明确或者能被清楚地探知；但其中有许多规律可以与那些研究复杂主题的自然科学的规律并列。

经济学之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主要是研究人类活动中最为可衡量的动机所支配的那一部分；因而这一部分的活动就比其他部分较能接受有系统的推理和分析。我们诚然不能衡量任何种类动机的本身，不论是高尚的还是低下的动机：我们所能衡量的只是动机的动力。货币从来不是衡量这种动力的完美的尺度，除非我们仔细考虑动力发生作用时的一般情况，尤其是他们的活动正在研究中的那些人的贫富情况，否则，货币甚至不是一种相当好的尺度。但是，如果谨慎小心的话，货币便可成为形成人类生活的大部分动机的动力之相当好的尺度。

理论的研究必须与事实的研究同时进行：对于大多数近代问题的研究，近代的事实是最有用处的。因为，古代的经济记载在有些方面是无关重要和不可靠的；古代的经济情况，与近代的自由企业、普通教育、真正的民主、蒸汽和廉价的印刷物及电报的经济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节　科学的研究不是按照它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来排列，而是按照它所研究的课题的性质来排列的。

因此，经济学的目的，第一是为求知识而求知识，第二是解释实际问题。我们在进行任何研究之前，虽然必须仔细考虑这种研究的种种用途，但我们却不应当直接根据这些用途来计划我们的工作。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一当某种思想与我们当时心目中的特殊目的没有直接关系时，我们就会打断这种思想：直接追求实际目的，会使我们将各种知识的点滴集合在一起，这些知识除为了当时研究的目的集合在一起外，彼此并无关系；它们也很少说明相互间的关系。我们的心力就消耗于从一种知识到另一种知识上面，没有彻底想出什么东西来，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进步。

所以，为了科学的目的，最好的分类法就是把一切性质上相类似的事实和推论收集在一起的方法：这样，研究一种东西就可以明了与它有关的东西。对于某一类问题长期地这样研究，我们就逐渐了解被称为自然规律的那些基本统一性：

我们首先探索这些规律单独发生的作用，然后探索它们合在一起发生的作用；这样，我们就慢慢地但确实地获得进步了。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研究的实际用途，绝不应当不加注意，但是他的特殊工作是研究和解释种种事实，以及找出不同的原因单独地和合在一起地发生作用时的结果怎样。

第三节　经济研究的主要课题。

列举一些经济学家自己所说的主要问题，可以说明这一点。他问道：

是什么原因，尤其是在近代，影响了财富的消费和生产、分配和交换；工业和贸易的组织，金融市场，批发和零售商业，对外贸易，以及雇主和雇工的关系？这一切行动如何互相影响和互相反应？它们最终的倾向与目前的倾向有何不同？

任何东西的价格作为要得到这样东西的愿望的尺度，受到哪些限制？社会上任何一类人所有的财富如有一定的增加，表面上会造成福利的增加到怎样程度？任何一类人的收入不足，它的产业效率所受到的损害到怎样程度？任何一类人的收入的增加，如果一旦实现的话，因为提高他们的效率和赚钱能力的结果，这种增加会保持到怎样程度？

在任何地方、对社会上任何一等人、或是在任何特殊的工业部门，经济自由的影响实际上达到如何程度（或在某一时其它已达到如何程度）？此外，还有哪些影响最为有力；这一切影响合在一起的作用如何？尤其是，经济自由因它自己的作用，趋于建成联合和垄断的组织到如何程度，这种组织的结果怎样？社会上各种的人受到经济自由的作用的影响到底会怎样？当经济自由的最终结果正在实现时，它的中间的结果将是怎样？如果考虑这些结果将蔓延的时间，最终的和中间的这两种结果的相对重要性是什么？各种制度的赋税将归谁负担？赋税制度加于社会大众的负担怎样，以及它将为国家提供多少收入？

第四节　鼓励现在的英国经济学家进行研究的实际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不是完全属于经济学的范围。

以上所述是经济学必须直接研究的主要问题，经济学的主要工作——收集事实、分析事实和加以推论——应当根据上述主要问题来安排。实际问题虽然大部分是在经济学的范围之外，但对经济学家的工作却暗中提供一种主要的推动力。

实际问题随时间和地点而不同，甚至比作为经济学家的研究的材料之经济事实和经济情况的变化更大。下列问题现在在我们国家里似乎具有特别的紧要性：

我们应当如何行动，以增加经济自由在它的最终结果上在它进行的过程中的好的影响，并减少它的坏的影响？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好的，而中间的结果是坏的话，但那些受到害处的人却未得到好处，他们应为别人的利益而受苦，如果是正确的话，正确到如何程度？

姑且认为财富的较为平均的分配是适当的，那末，这一点就可证明改变财产制度或是限制自由企业是合理的，即使财富的总数因而会得减少也在所不顾，究竟合理到怎样程度？

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以增加穷人的收入和减少他们的工作为目的，即使这样会减少国家的物质财富也在所不顾，则达到这个目的究应到怎样程度？如果不会不公平，也不会松懈进步的领导者的努力，这样做究能达到怎样程度？赋税的负担应当如何分配于社会上不同阶级的人？

我们是否应当满足于现有的分工形式？大部分的人专门从事于没有升级机会的工作，是否必要？逐渐培养大多数工人从事较高级的工作的新能力，尤其是培养他们合作地担任他们自己被雇用的企业中管理工作的新能力，是否可能？

在像我们这样的文明阶段里，个人的和共同的活动间的适当关系怎样？应听任各种形式的自愿组织的团体——新的和旧的，为了共同活动具有特别利益起见，进行共同活动到怎样程度？哪些营业事务应由社会本身——通过它的中央或地方政府——来进行？例如，我们对空地、艺术品、教育和娱乐的手段、以及必须采取联合行动才能供给文明生活以物质必需品，如煤气、自来水和铁路等等，实行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的计划，是否已经达到我们应当做的程度？

当政府自己不直接参与的时候，政府应容许个人和团体随他们之意去办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到怎样程度？政府应当限制铁路以及其他有点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的经营到怎样程度？以及应当限制土地与其他在数量上人类不能增加的东西的经营到怎样程度？完全保留一切现行的财产权利，是否必要：或者是对于这种权利的原来的需要现在已经有点不存在了呢？

现在流行的使用财富的方法是否完全正当呢？在有些经济关系上，政府对个人活动的干涉如果严厉和猛烈，会害多于利，于是就由社会舆论的道德上的压力来约束和指导个人的活动，但这种压力的范围又如何呢？在哪一方面，一国在经济事务上对别国所负的责任，不同于一国之内人民相互之间所负的责任？

这样，经济学是指对于人类的政治、社会和私人生活的经济方面和经济情况的研究；但尤其着重的是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为求知识而求知识，并且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尤其是社会生活上的实际行为的指导。对这种指导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下一代的人也许会有比我们现在更多的空闲从事研究工作，以说明在抽象的思考中或往代历史中的模糊之点，但对于现在的困难却不能马上有所帮助。

但是，经济学虽是这样大大地受到实际需要的影响，但它却尽可能避免讨论党派组织的紧急问题，与对内对外的政治上的策略问题，这种策略问题是政治家必须考虑的，然后才能决定提出何种办法，使他最容易达到他要为他的国家所达到的目的。诚然，经济学目的在于帮助他决定，不但是应抱何种目的，而且是达到那个目的所采取的广泛政策的最好方法。但是，经济学却避免讨论有实际经验的人所不能忽视的许多政治问题：所以，它是一种纯粹的和实用的科学，而不是一种科学和方法。所以，用“经济学”这个有广泛意义的名词来说明它，比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意义较狭的名词更好。

第五节　经济学家必须训练他的知觉、想像、推理、同情和谨慎的能力。

经济学家需要有三种重大的智力：就是知觉、想像和推理：其中他最需要的是想像力，使他可以探索可见的事件之不显著即处于表面之下的那些原因，与可见的原因之不显著即处于表面之下的那些结果。

自然科学，尤其是其中的物理学，比一切研究人类活动的学问，作为一种锻炼，具有这种很大的优点：就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些结论能由以后的观察或实验来证实。他如果满足于表面上的那些原因和结果，或者他忽视自然的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在这种作用中，每一运动改变了它周围的一切因素，同时也为这一切因素所改变，那末，他的过失不久就会被发觉的。物理学的一丝不苟的学者也不是满足于仅仅是一般的分析；他不断地努力使这种分析成为定量的分析；并且对他的问题中的每一因素给予适当的比重。

在与人类有关的科学中，精确性是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获得的。阻力最少的途径有时是唯一的公开道路，这条道路总是具有引诱力的，虽然它也总是不可靠的，即在能以坚决的工作打出一条较为彻底的途径时，要走这条道路的引诱力还是很大的。科学的历史学者因不能进行实验而受到妨碍，并且因为缺少估计历史事件的相对重要性所依据的客观标准，甚至受到更大的妨碍。这种估计差不多在他的论断的每一阶段中都是存在的：他不能得出结论说，一个原因或一类原因，已为另一个或另一类原因所胜过，如果他对这些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没有作出某种暗示的估计的话。但是，只有通过巨大的努力，他才能了解他是怎样依赖他自己的主观印象。经济学家也受到这种困难的妨碍，不过在程度上比其他研究人类活动的学者较小而已；因为，给予物理学家的工作以准确性和客观性的那些优点，经济学家的确也享有一部分。至少，只要他是研究现行的和新近的事件，他的事实有许多就可归成不同的种类，关于这些种类能作出明确的叙述，这种叙述过去在数字上往往近于正确的：这样，他寻求在表面之下的和不易被看见的原因和结果，把复杂的情况分析成为各个因素，和把许多因素重新建成一个整体，就较为便利了。

对于较小的事情，简单的经验的确会把不显明的因果关系提示出来。例如，经验会使人们知道，对浪费成性的人的不加考虑的帮助，即使表面上所看到的差不多是完全有利，但对性格的坚强和家庭生活实有害处。但是，比方说，要探索提高就业的稳定性的许多似是而非的计划的真正结果，我们就要有较大的努力、较远的眼光和较为有力地运用想像力。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了解，信贷、对内贸易、对外贸易竞争、农作物收获和价格等各种变化怎样密切相关；以及这一切变化对就业稳定性的好的和坏的影响如何。我们必须观察西方世界任何一地的差不多每一重大经济事件，怎样影响差不多其他各地的至少某些行业的就业情况。如果我们只研究目前的失业原因，我们恐怕就不能治好我们所看到的害处，反会造成我们所看不到的害处。我们如果寻求那些不显著的原因，并权衡其轻重，则当前的工作对我们的心力，实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其次，当任何行业的工资由于“标准规则”或其他方法保持得特别高的时候，在运用中的想像力就要探求因为这种标准规则而不能做他们能做的工作、获得人们愿意为这项工作所付的工资的那些人的生活情况。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提高了呢？还是降低了呢？如果有些人的生活提高了，有些人的生活降低了，如平常所发生的那样，是不是多数人的生活提高了，少数人的生活降低了，还是适得其反呢？我们如果注意表面的结果，我们也许认为生活提高的是多数人。但是，如果我们科学地运用了想像力，想出一切禁止的方法——不论是得到工会还是其他方面的许可，而这些方法使人们不能尽其最大的力量和获得最多的收入，我们将往往得出结论说，生活已经降低的是多数人，而已经提高的却是少数人。一部分由于受到英国的影响，有些澳洲的殖民地正在进行大胆的冒险事业，这种事业使工人们具有较大的眼前舒适和安乐的似是而非的希望。澳洲在它的广大地产中的确蓄有巨大的借款力：如果这提出来的捷径会造成工业衰落的话，这种衰落也许是轻微的和暂时的。但是，现正有人主张英国也应当像澳洲殖民地那样做：英国如遇到这种衰落，就会较为严重了。在最近的将来我们所需要的，和我们可望出现的，就是对于这类计划有较为广博的研究，我们所用的心力要像用于判断一条兵舰的新设计在恶劣气候中是否坚固那样的周密。

研究像这类的问题时，最需要的就是纯粹智力的、有时甚至是批判的能力。但是，经济研究需要和发展同情心的能力，尤其是使人们不但能为他们的同伴而且能为其他阶级的人设身处地着想的同情心。例如，这种阶级同情心因对以下各个问题的研究而强烈地发展起来——这种研究正变为日益紧要：性格和收入、就业方法和用钱的习惯彼此所发生的相互影响怎样；一个国家的效率为结合每一经济集团的成员——家人、同一行业中的雇主和雇工、一国的公民——的信任和情感所加强、同时它也加强了这种信任和情感的方法怎样；职业上的规则和工会的惯例中的个人的利人心和阶级的利己心所兼有的利弊怎样；以及尽量利用我们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机会来增进现代和后代的福利的行动怎样等问题的研究。

第六节　续前。

经济学家为了可以发展他的理想起见，尤其需要想像力。

但是，为了使他对理想的提倡不会超过他对未来的理解，他最需要的是谨慎和含蓄。

经过世世代代之后，我们现在的理想和方法也许似乎是属于人类幼稚时期而不是成年时期所有的。一种明确的进步现在已被获得了。我们已经知道，除非已被证明为极其懦弱或卑鄙的人之外，每一个人都值得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但我们却不能断言这种已经开端的进步最终将达到什么目的。

在中世纪后期，对于被看作包括全人类的产业组织的研究，已略见端倪了。以后各代都看到这种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但从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广大的发展。研究这种组织的热诚也随着它的发展而增大；前代对它的研究的努力从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近来研究的主要结果，是使我们比前代更为充分地认识到，我们所知道的形成进步的原因是很少的，和我们所能预测的产业组织的最终命运也是很少的。

在前一世纪之初，有些冷酷的雇主和政客为独有的阶级特权辩护，他们觉得要使政治经济学的权威袒护他们是很容易的；而且他们往往自称为“经济学家”。即使在我们自己时代里，那些反对把大量费用化在大多数人的教育上面的人，也以这个头衔自称，虽然当代的经济学家一致主张这种费用是真正的节约，从国家观点来看，不这样做是错误的和不好的事情。但是，卡莱尔和拉斯金，以及其他许多没有他们两人那样辉煌和高尚的诗意的作家，不加研究就认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们要对他们实在是反对的那些言行负责，因此，就产生了对他们的思想和性格的普遍误解。

事实上，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为人道的热诚所感动的人。他们很少关心为自己谋取财富；他们却很关心财富在大多数人之中的广泛的分布情况。反社会的垄断，虽然是强有力的，但他们也是反对的。

在几代之中，他们都支持反对阶级立法的运动，这种立法不许工会享有雇主团体所享有的那些特权；或者他们设法医治旧的救贫法灌输到农业及其他劳动对心中和他们的家庭的毒素；或者他们拥护工厂法案，而不顾有些政客和雇主假借他们的名义竭力反对。他们毫无例外地致力于这样的信念：全体人民的福利应当是一切私人努力和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

但是，在勇气和谨慎方面他们是坚强的，他们看起来是冷静的，因为他们不愿担负提倡向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急速前进的责任，而对这种道路的安全的唯一保证就是人们的具有信心的希望，他们的想像力是丰富的，但既不受知识的限制，也不受艰苦思想的训练。

他们的谨慎也许有点过度：因为，即使当时伟大的有先见之明的人的眼界，在某些方面也比现在许多有学问的人狭窄；现在，一部分由于生物学研究的启发，环境对于形成人的性格的影响，一般被认为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事实。因此，经济学家现在对于人类进步的可能性，已经知道采取一种较为远大和较有希望的观点了。他们已经相信，人类的意志如用细心的思想来指导的话，能够改变环境，以至大大地改变性格；从而实现更有利于性格、因而也就更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经济和道德的福利的新的生活状况。现在和过去一样，他们的责任是反对达到这一伟大目的之一切似是而非的捷径，因为这种捷径会毁坏人类的精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像现在这样的财产权利，并没有为建立经济学的那些大家所尊重；但是，有些硬把既得的权利说成是作为极端的和反社会之用的人，却是错误地以经济学的权威自居。所以，我们应当注意：细心的经济研究的倾向，并不是以任何抽象的原则作为私有财产权的根据，而是以这样的观察作为根据的：

在过去私有财产权与切实的进步是分不开的；因此，谨慎地和尝试地进行废除或改变即使对社会生活的理想情况似乎是不适当的那些权利，是负责的人应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