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男文友包括张尊、李管、张小东、梅逊等数人。

我程度不一地爱他们，在感情上有一种深深的依恋，如果有几天看不到他们我就要去找，不管出着大太阳还是下着雨，我会跑到他们住的大院去，站在楼下高声呼喊他们的名字（多么没有教养、多么不淑女啊！到现在我也不喜欢淑女，这种文明的果实，她们走路要踮着脚，坐着要挺胸收腹，说话要像蚂蚁，吃饭要像小鸟，在她们面前我会感到累），如果楼上没有人，我就会向邻居打听。

他们每个人的妻子都是全城公认的美人，在大学里是校花，在舞会上是皇后，都是十分带得出去的。在八十年代，所有的美人都愿意嫁给一名青年作家，那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啊！即使十年过去，现在你们到南宁看看，他们的妻子还是风韵依旧，真正的美人是不会老的。当然她们都不是南宁本地人，南宁是不出美人的，广西的美人大多数来自桂林，或者祖籍江苏。

只有李管至今未婚。

李的问题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挑花了眼，他当年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桂林的文学青年以讲他的坏话为荣，讲了他的坏话，就说明跟他很熟，跟李管相熟就是一种荣耀。跟李管谈恋爱则是更大的荣耀。

当年我对李管有一点好感。我对所有有才华的人都有一点好感，包括达利和布努艾尔。八五年的时候我和李管、张尊、梅逊、鲍小松等四人同考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他们前面三个人的考试方式是每人写一个电影剧本，我和鲍小松则是对这些剧本进行评价，指出优缺点，并提出一个修改方案。结果我和鲍小松最后都顺利过关，调进了电影厂，他们三人则全军覆没。

在1985年冬天，形势尚未明朗，每个人看上去都有希望。当时的文学部主任陈敦德雄心勃勃，开了一个电影研讨会，请来了北京的专家，专家带来了内部片，有《金色池塘》《恋人曲》《头回出嫁》《列宁在巴黎》《奇怪的女人》《命运的嘲弄》，看完了电影又讲课，讲完了课还出去采风。

陈主任为了培养我们，把我们五个人全带上了。一路车开到广西的最西端隆林，去看苗族的女孩和土特产，又看红水河上游的天生桥水电站，还去看了红七军军部旧址。

李管就是在天生桥水电站的隧道里说我的名字像交际花的。

一边是怪头怪脑的美国掘进机，一边是闪着铁光的巨大管道，隧道里吊着电灯泡，鼻子里全是泥土的腥气，按说这样的环境应该首先想到战壕、防空洞、苏联片《战地浪漫曲》才合道理，但他环顾四周后忽然说：林白薇，你的名字太像一个交际花了，陈白露、林白薇。这截隧道里只有我和他两人，没有别的人听见，但电影《日出》里陈白露的棺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没有人听见，我也十分生气。我立即回敬了他一句：交际花也不错，比唐朝美人好。

说完之后我十分痛快。

”唐朝美人”是李管的敌人奉送给他的雅号，李本人较胖，十分忌讳这个说法。我拾起这块石头一扔，正好中了李管的七寸，他向后一退，差点从管道上掉了下去（无危险）。

这时候有人给我们抢拍了一张照片。这幅照片被我放在北流老家，十年来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去年我回北流，在一堆旧照片里看到了它，当时李管穿着一件短风衣，外面是米色，里子带领是大红，他穿在身上特别时髦，但他在照片上斜着身子，十分狼狈，我则穿着牛仔裤，上身是一件军绿色的毛衣，我头发蓬乱，两道眉毛是竖的，脸上亮得像金属的反光，头顶有一颗电灯泡，整个背景是黑的。

就是这么两个莫明其妙的人，看不出会有什么甜蜜的故事发生。

但是去年十月在南宁，在我到达的当天晚上，张尊在明园咖啡厅约我喝咖啡，他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当年有没有可能跟李管结婚？

我觉得这是一句奇怪的问话，我跟李管从来没有闹过什么风流韵事，也没有谈过一分钟的恋爱，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从何谈起？

我不动声色地答道：如果发展一下，还是很有可能的。

张尊比我还要不动声色地说：告诉你吧，如果你跟他结了婚，现在已经离了十年了。

我不知道他是指责我离婚成性，还是认为李管实在太不适合我了。过了一会我才明白，李管从珠海给张尊打电话，说我从桂林机场往珠海给他打长途电话说了有足足半个小时。我这个人很少主动给别人打电话，何况是长途，又何况是男的，而且是半个小时，张尊觉得我有一点不良倾向，作为朋友，他有责任将危险扼杀在摇篮里。

（关于打电话的事情是这样的：我1998年10月到西安签名售书，结束之后直接回广西老家看母亲，因西安没有直飞南宁的飞机，需要在桂林转机。我那天上午十点半到桂林，下午两点半的飞机，在桂林机场足足停留了四个小时，我给桂林、南宁两地的朋友都打了电话，偏偏张尊的电话打不通，这才又给李管打电话，结果一聊就是半小时。在电话里我问起了李管的婚姻，他说有一次几乎就要登记了，结果还是没登。）

张尊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的名字使我感到温暖和亲切。

当年我和另外一名女作者y以及李管三人一起去见陈敦德面试，张尊反复告诫我一定要穿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因为y出身名门，人又漂亮，而且已是省报文艺部记者，见多识广，而我不过是一名图书馆员。张担心y把我压倒。

结果那天我状态特别好，完全超常发挥。y反倒感到压抑，无论谈什么话题（主要是电影和两大话题，电影谈的是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谈的是莫言的《红高粱》），y一概不开口，后来她就先走了。

到了第二天，我去看张尊，他说听李管说我昨晚表现很出色，压抑了y，他说：”就是要这样”。他又说昨晚问李管你穿什么衣服他根本说不清楚，然后问我：你是不是穿这条裙子？我说不是，就是穿了一条牛仔裤。

张尊说，像你这么不爱打扮的人是很容易丢分的，因为陈敦德认为文学部的人走出去要十分醒目，十分带劲。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十五年了，每当我回想当年的调动，首先听到的总是张尊的声音：你是不是穿这条裙子？他是山东人，在桂林长大，当过多年演员，能讲一口十分标准的普通话。

他的声音从我的桌子那边飘来，当年的一切已不复存在。

一只电影虫子要到一张巨大的叶子上去了，这张叶子就叫电影厂，它的筋络无边无际，它的汁液源源不断，一辈子也吃不完。这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情啊！张尊关照我穿漂亮衣服的声音犹如一个渐渐敞开的进口，它透着光，往昔岁月的丰绕枝叶在光中摇曳，在初夏的绿色中，我再一次看到了1985年的自己。

林蛛蛛，又黑又瘦，扎着两根短辫，额头上有一排留海，衣着随便，喜欢把衫衣束在裤腰里，有一种中性（或偏男性）趣味，用诗人杨克（杨现在广州，1999年主编了一本《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话说就是：林蛛蛛是那种在人群里一下就被淹没的人。

女人很容易因为意识到自己不好看，或衣服太土、发型不时髦而缺乏自信，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只要有一个男人在场，所有的女人就会用这个男人的目光来挑剔自己，平添许多压抑和不自在，空气中就是这样渐渐积存了越来越多的男人的眼睛，即使没有男人在场，女人们也会无意识地感到这些眼光，这些场。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感到过来自相貌、衣服方面的压抑，这并不是因为我得到了某种先进理论的武装，思想超前，而是因为我经常意识不到自己是女性。

我不知道怎么会是这样。

我喜欢男友们的妻子。

我爱她们。她们的友好使我感到，即使我每天去找她们的丈夫，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在深夜的黑暗里，即使只有我和某一个男友，即使房门紧闭，即使百米之内，四周无人，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深夜十二点，百米之内，四周无人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否狐仙出没，荒草丛生。荒草丛生是我十分熟悉的一个环境，各种草在我的身后像动画那样抽条拔节，东扭扭西扭扭，姿势略有一点夸张，一扭二扭三扭，它们的叶子就从墙脚长到了我的窗口，有细小锯齿的锋利的长叶子，有毛绒绒的椭圆形叶子，还有一种藤本植物，它的叶子是一种薄而易破的心形，它们拥挤着攀升到我的后窗，窗上钉了两层五金厂的下角料铁皮，那上面有一排排整齐的圆洞，就像刻意做成的图案。浓郁的铁腥味和新鲜的草腥味终日缭绕，那是我多年前居住过的平房。

当时的图书馆在公园里，我住的平房在园子的最深处，那里尚未开发，荒凉的后山，树深草高，人迹罕至，有时候会像电影一样发生刑事案件，在离我的房子二百米的地方，在几株栀枝花树底下，曾经发现过一个死去的女人，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上衣，脚上是一双棕色的塑料凉鞋。

那天晚上陈让我们几个人去电影厂看内部片，是两部美国电影，散场之后已经十二点过了，张尊决定送我。

我们骑着车，从电影厂所在的北郊穿越大半个南宁回到公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深夜的公园，我经常在晚上出门，但十点以前就回来，这时候还有路灯，路旁的长椅上还有相拥的恋人。我骑在车上，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宿舍的后门。后门没有灯，两旁都是树丛，我经常担心在我下车之后，还没来得及开门背后就会跳出一条黑影，把我的嘴捂着拖到树林里。每次我在掏钥匙的时候心都是提起来的，如果我高度紧张的神经听到某种细微的声音，我就会在进门之后以闪电的速度关上门，而把我的自行车扔在门口外面。我的车就是这样无数次地经受风吹雨淋，变成全南宁最锈最破最脏的车。有两类嘲笑我的话是这样说的，”嗬，这车真革命！”，另一类是”人跟车差太远了！”说这话的都是星期天上公园玩的年轻人，他们三五成群，我更多的时候会认为他们是一种夸奖。如果我是一个男孩，看到一个年轻女人骑着一辆全南宁最破的车，我也会由衷地指出事情的不公平。同时我还会想到，这个年轻女人八成没有男朋友。

事实确是如此，张尊是我的朋友，但不是恋人，他出于关心朋友的天性，在深夜十二点把我送回家。他在我的身旁，但我一点都看不见他，全部路灯都熄灭了，连自己都看不见自己，我们只好推着车走，这就像闭着眼睛走路一样，即使知道前面是平整的路，也会凭空觉得有坑或有石头，闭着眼睛只能坚持三秒钟，到第四秒就吓得赶紧睁开眼。倒退着走路也是，退两三步就忍不住回头看看，总觉得要掉进坑里了。我们对自己看不到的地方总是有着过份的怀疑。

我是一个经受过锻炼的人，在幼年时就独自对付过各种黑暗。在我成年后我发现，大多数女性都不适应在完全黑暗的屋子里睡觉，她们要彻夜开着走廊灯或地灯，如果这些灯都没有，她们则要开着卫生间的灯，然后把门开着，让卫生间的灯光反射到房间里。

所有的女人都担心在黑暗中有一条黑影扑到自己身上。在我们的感官中黑暗是有重量的，它跟随我们的惊恐程度在一瞬间加重，又在另一瞬间变松驰，它是我们身体深处的神经的延伸物。它的形状和质地，完全是我们在某个时候赋予的。有多少内心的尖叫，就有多少黑暗的千锤百炼。

那天晚上是千锤百炼中最重的一锤。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黑暗，最黑的黑都会有一点微弱的光，或者是远处的灯，或者是云层缝隙的星光，它会使我们在浓黑中看见自己的手。那晚的黑暗吞没了一切，那么厚的云层，那么浓密的树冠，那么深的深夜，上下左右，完全没有了方向感，好象飘浮在深渊之中，而每迈出一步，又会掉进更深的深渊。

我每走一步，就叫一声张尊的名字，他答应的声音就像溪流中凸出水面的石头，我小心地踩着它们往前走。走了几步之后，他在答应我的同时按响他的车铃，铃声一圈又一圈地碰到我的身体，然后落到地上成为石头之间的细沙，深渊不见了，道路重新变成了庭园里的甬道。走了有十几分钟，就到了我宿舍的后门，他站在旁边，看我进了门才走。

这段深夜的道路在多年以后还能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多年以后，我还常常看见自己独自一人在深夜十二点穿过南宁空寂的大街，我草木皆兵，全身浸泡在冷汗中，惊恐万状地往前赶路，当我走进公园大门，才知道我再咬牙、再硬着头皮，我也不可能越过这片黑暗的万丈深渊。

为了这一个夜晚，我将永远感谢张尊。

当年我喜欢一种没有性别意识的气氛。

我对他们的感情是不是一种兄弟般的感情呢？如果置身于电影《战火中的青春》，我就是那个高山，我把我的辫子剪掉，推成寸头，我只在一面破镜里看一眼就不看了。然后，炮火连天，下着大雪，为了救出排长雷振林，那个个人英雄主义者，我冒着危险冲到磨房，在熊熊烈火中大声喊道：排长排长火光映在我的脸上，我的额头和脸颊各有一块土印，这使我的双眸看起来更加明亮。雷振林当时正躲在磨盘底下，我拉起他就往外跑，在一堵墙跟前，我托着他先翻，然后我翻，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大腿。后来在行军中，雷振林把我背着走，我的脑门和他的脑门都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我怕暴露自己的女性身份，死活都不肯动手术。那个大夫戴着眼镜，脸瘦而多皱，有点像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到最后，我留起了齐耳短发，出现在欢送队伍中，我排里的战友们头戴树叶，肩扛机枪（刚刚缴获的），从我的面前经过。雷振林，他来了，送给我一把指挥刀。多带劲啊，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真正的指挥刀！我最喜欢这样的礼物，它是我的魔杖，向上一挥，千军迸发，万马奔腾，排山倒海的巨浪，马蹄扬起的飞尘。我喜欢《战火中的青春》这个片名，我既喜欢战火（必须是电影中的，虚拟的，我爱好和平，但我更喜欢极端状态下的激情）又喜欢青春，战火中的青春是浓缩的青春，炮火连天，一日等于百年，坚硬如铁。

《战火中的青春》是1959年摄制的片子，我不可能进入其中。我在和平的八十年代，把诗歌当成战火，从人民公园到南宁剧场就是我的行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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