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十天没下雨了。

一阵微风吹过，堤上就飞起了白雾般的沙土。稻田里干得已经裂开了缝。秧苗开始由绿变黄了。前进农业社的朱兆友主任看看这片秧田，心里十分难过。他紧紧地咬着下嘴唇，老半天才说：”天也绝人。”

和前进社连边的是跃进农业社，只隔着一道堤。可是，跃进农业社的稻田不仅有水，河道里还有一公尺多的积存，清沏透底，只要水车往上一架，立刻就会灌满前进社的稻田。跃进社没有打算这样做，前进社也丝毫没有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原来其中有这样一段瓜葛：

前进社在东，跃进社在西。跃进社的水要在前进社里流。单干时两下里的人就有纠纷，农业合作化以后也没和解。就说1956年吧，桃花汛刚到，两下里的人就开始闹，经过县乡干部的调解，事情才放下。到了秋天下大雨，前进社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在下游打了堤。跃进社的社员立刻对他们的主任王子明说了。王子明是个小伙子，浑身全是劲，平时最爱显显自己，何况这次自己又”满有理”，他一吆喝就是一大帮人，拿着工具去挖河。

堤筑高了，河也挖深了，纠纷又闹起来。闹呀，闹呀!直到水下去了，这场纠纷才算不了了之。可是，堤留下了，河也没有平。

1957年雨水小，纠纷总算没起，紧接着冬季生产大跃进就开始了，上级号召旱田改水田，增加生产。这两个社都决定把这块”是非地”改水田。大家整地呀，打渠呀!可是，就没有动那堤和那河。

秧田整好后，前进社首先在田头上栽了一个大木牌，并用红漆写上了一段快板：

旱田改水田，每亩一千三；那家不服气，咱们比比看。这不明明是对跃进社的吗!正在干劲冲天的时候，跃进社怎么能示弱。第二天，跃进社田头上也出现了一块大木牌，上面也有一段快板：

谁英雄，谁好汉，收下大米再见面。每亩不收一千五，死到黄泉心不甘!这两块牌子，一个成了挑战书，一个成了应战书，两下里都加起劲来了。麦收前下了一场喜雨，正是插秧的好时节。前进社虽然也有塘，也打了靠塘井，但是，总比不上跃进社的水源充裕。秧苗插下后，一直没有下雨，前进社的蓄水用光了。去找跃进社借水，朱兆友根本没有这个打算，大堤是自己打的，求人来扒，这像什么话。

第二天一早，前进社稻田头上的木牌不见了。

跃进社的王子明到县里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协作誓师大会，一去就是四、五天，回来之后没有向社委会传达会议精神，就奔稻田走去。

青青的秧苗，横坚成行地露在水面，随着微微滚动的水波，像跳舞般地起伏着；架在河边的龙骨水车，木槽还湿漉漉的。一看就知道是车水不久。王子明也像伴着秧苗起舞一样地绕着稻田堤走去。

微风吹来飞沙，正飞入王子明眼里，他拿出手帕老半天擦呀擦的，才箅睁开眼。他顺着飞来沙土的方向看去，正是前进社的秧苗：枯萎的秧苗东倒西歪，好像在对着王子明呼救。王子明立刻想起了誓师大会上的情形：他不是对县委表示过决心扛第一面社会主义协作大红旗吗?

王子明没有继续想协作的问题，他觉得目前这件事应由前进社负责，堤是他们自己打的，本来就是想拦水嘛；再说又不是一个县，这也不能作为本社评比条件。

王子明跨上堤身，继续往前走。当他来到前进社插木牌的地方，心中一惊：木牌没有了。前进社把”战牌”免了，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们甘心落后了吗?我们田里存着水，让兄弟社里的秧苗干死，这叫社会主义思想吗?王子明的心跳了起来。他呆呆地站了半天，急忙回到社里喊了十几个社员，打开了”纠纷堤”，架起了水车，哗哗啦啦地往前进社秧田送水。

朱兆友并不甘d失败，他发动了一百五十多个劳动力，远道担水浇秧。当远水还没有来到秧田的时候，田里已经灌了一层水，水车还在咕喽喽地响着。王子明象在自己田里一样指挥着放水。朱兆友什么话也不说，踏着水奔王子明跑去。他紧紧地握住王子明的手，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前进社的社员也跑过去和跃进社的社员握手。

下午，前进社的大木牌又插上了。可是内容换了。上面写着：

水稻一千三，今年准实现，要问何措施?兄弟社里送水源。

跃进社的木牌第二天也换了内容，他们写着：天上的水，地下的泉，协作用来改稻田；亩亩都收千斤多，北京去把主席见！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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