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很细，肉眼不可见。相比之下，遮蔽口鼻等等漏洞的口罩就显得巨大无比，不仅显而易见，而且触目惊心——戴还是不戴？近百日来，此事造成的内心煎熬，似已大于疫情本身。

困扰是来自多方面，多学科的。可归类为社会学范畴的有：有病或没有病。在公众场合戴口罩可能被视为传染病患者。因无病戴口罩而遭“公众隔离”的前提条件只有一个：大多

数人相信，只有传染病患者才戴口罩。这种共识的潜台词是：大街上戴口罩的人越多，表明患传染病的人越多。“控制”尚未成功，故口罩在“患病”上的像征意义已经超越了其防御性的初衷，个人的“免于恐惧”变质为个人向公众“传播恐惧”。病菌很小，口罩很大，口罩就是放大并且外化了的病菌，至少，口罩“强调”了病菌，正如前巴斯德时代曾有欧洲教会认为便后洗手是一种猥亵行为，因为洗手公开“强调”了如厕的“不洁”。若暂不考虑有关法律规定，此种共识之下，一个戴着头盔骑摩托车(或骑单车)的人，一个戴着安全帽进入工地的人，也不是没有机会被视为“头脑有病”或患有某种“思想问题”。

勇敢或怕死——此命题属伦理学范畴。命题的成立同样取决于大多数人(不管怕死还是不怕死)的一种共识：怕死是一种卑劣的品质。病菌当前，只有怕死的人才戴口罩。口罩一旦戴上，眼耳口鼻便不能以完整队形来“直面惨淡的人生”，是懦夫，连假的猛士也不如。

这种共识并不一定兼容于“只有病人才戴口罩”，却间接承认了戴口罩有助于自保。个别像我这样倾向于将“怕死”视同为“自爱”的人，其实更愿意相信伏尔泰的话：“自爱是我们所有感情和所有行动的基础，这句话在印度、西班牙和所有有人居住的世界里都是对的。”此说虽勉强可替“怕死”一罩，结论却郁闷至极，因为伏尔泰坚信自爱是不证自明的：“正如没有人写文章证明人有脸一样，同样没有必要向人们证实他们有自爱。这种自爱是我们保存自己的手段，就像延续种族的手段一样，对我们来说它是必需的、可贵的，它给予我们快乐，但必须掩饰它。”口罩一旦戴上，一切“必需的掩饰”顿成妄谈，你在告诉所有的人：“都来看，我很自爱啊！。”真丢脸，更何况口罩已经使我们丢失了二分之一以上的脸面。

此刻，心里的“拥戴派”再次跳出来强辩道：戴口罩不仅是为自己，也是关爱他人的表现。话音未落，“倒戴”阵营中一员大将拍马杀到，一声喝断：“呀呀呸！说得好听，全都是怕死的借口！扪心自问，主观为他人而戴口罩者，究竟能有几个人？”竟无语凝噎。虽然在传染病学上戴口罩对他人可能造成的伤害绝对比不戴的低，然而在未能如实回答上述问题之前，口罩还是捏在手里，不急于戴上的好。“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是的，你确实有可能在道德上伤害自我同时在功利和情感上伤害到他人——不戴口罩的人。

重弹“人人为自己，间接为大家”的老调子只会把我们向后引向潘晓，一夜回到改革开放前。它和“自爱”一样，都必须掩饰。问题的尖锐性在于，即使你承认戴口罩只为自保，丝毫没有替他人着想的意思，但是你那惨白的口罩仍旧会伤人：情感上，它表示对他人的怀疑、不尊重，甚至敌对，进一步隔绝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少属于社交上的不礼貌；功利上，更有可能误导公众对你所属区域之疫情的判断。想想那些穿著单衣在冬季的中国城市里招摇过市的外国游客，一，他们可能是“精神病患者”，二，们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三，他们可能在室外气温的判断上误导了本地居民。

虽然我无法充份证明“方完全始终露出嘴脸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不过口罩确实无情地遮蔽了人的笑容(同时也掩盖了其余有助或有损于人际关系的表情)，奇怪的是，口罩在社会学、伦理学以及心理学之外为人带来的最直接最形而下的生理困扰，即不舒服，捂得慌，不爽，却一直是被讨论的最少、甚至被忽略的部份。即使偶有人提到“自由的呼吸”，也多是用于哲学上的思辩。也许这也是不证自明的，因为饱受“戴还是不戴”之困扰的绝不限于嘴脸，一部份男性不爱使用安全套的理由与此相当接近：戴上，不爽；不戴，分分钟搞出人命。

脸面上的层层把关难敌思想上的重重困扰，在金钟罩铁布衫尚未练成之前，我的解决方案是变“戴口罩”为“带口罩”：随身携带，戴不戴视情况而定，这种情况其实与病菌无关，主要指他人的态度和取向。他人就是地狱，他人也是天堂——这一点基本取决于他人的戴不戴口罩。耍猴。也就是说，人戴，我也戴；人不戴，我就不戴，除非有人肯像座山雕劝杨子荣那样腆着笑脸劝我：“老九，来来来，戴上戴上，耍什幺小孩子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