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李贽《杂说》云：“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

文学创作的发生过程，原来与吐痰类似。当然“为文”者乃知识份子的吐痰(以此类推，

偏爱在公众场合随地吐痰的，应属于当前最抢手的“公共知识份子”)，在一般情形下，吐痰是一种公开发表的“痰话”——多数是些脏话。早就有“唾骂”一词摆在前头。“唾”者，口水也，口水是疑似的痰，是未经酝酿的痰，痰是深思熟虑的口水，是口水的hardcore形态。出口伤人，骂人是攻击性的“话学武器”，善用者如《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只“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便把王朗生生骂死；相比之下，唾骂堪称更下流、更超限战的“化学武器”，跟韦小宝惯用的捏阴囊、钻裤裆、拉辫子等伎俩一样的下三滥。

另一方面，吐痰比骂人的更危险之处，在于它往往能绕过语言在意义上的分泌而直接伤人肉体。我注意到，虽然武侠以写打架为已任，但是金庸比古龙更爱写痰。做为一门暗器，老少皆宜。老的，有“倚天”里的华山长老高老者，小的，有被陈友谅夸张为“魔教中一流高手”的韩林儿。至于欧阳锋，更是“将痰涎唾沫也当作了攻敌利器，夹在拳招之中使用，令人眼花缭乱，心意烦躁。”还有《天龙八部》里练就了五斗米神功“归去来兮”的五指山赤焰洞端木洞主，一口浓痰射出后竟然会像聪明炸弹那样在半空中拐弯，“托的一声”，把个包不同打得“一阵头晕，身子晃了几晃。”

专家称，日本国之所以能在亚洲的sars疫情中独善其身，与国民的爱干净，尤其是不随地吐痰有关。其实，我怀疑日本人不爱随地吐痰有可能与其不善骂人有关。与其说不善骂人，不如说缺乏骂人的语汇，除“八个雅鹿”外，日语中找不到更多骂人的狠词脏字——当然，此事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民性格的压抑以及排解压力的一些特殊方式。

在我国，口腔活动一向都不比精神活动来得简单。去年年底，我在千龙新闻网读到一组报导，说申奥成功，北京市加大了整治不文明现象的力度，在政府的引导下，北京市民热情高涨，出谋划策，将一些不文明行为归结为“新八大傻”，“泡泡随处落”乃其中第六大傻，所指包含乱扔垃圾口、乱扔瓜皮香糖，以及“乱扔”自己的痰。谁也不比谁傻。此“新八大傻”能否以段子的方式“在民间传播流传，用以讥讽和自省对推进首都文明建设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尚待观察，不过，“新八大傻”里倒有“五傻”与口腔活动有关。除吐痰外，还有第一大傻“请客吃龙虾”，第二大傻“看戏叫喳喳”，第四大傻“开口说傻x”以及第八大傻“凡事争高下”—指爱为小事争执吵闹。

说来说去，无非是为了说明控制吐痰和控制骂人一样难。有一次在香港坐出租车，司机聊到了刚下车的当地某名嘴，敬佩之心顿如滔滔江水：“他刚才在车上一路讲电话，粗口爆棚。令我五体投地的是，他讲电话时那种控制不住的‘生殖器***’，平日一上电台讲话却可以滴水不漏，粗口被“拔”了个一乾二净，嘴巴上就像安装了nican。”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业余人士未经特殊训练，很难仿效(大力发展互联网，进一步降低网费，可能是遏制随地吐痰的唯一途径)。

不健康的唾骂既难控制，正义的“痰话”更加怒不可遏。岳坟前跪着的那四个白铁佞人的裸体之上，常年布满了大方向正确的“义痰”。吐痰之外，更有人在此便溺(估计是一时吐不出痰的爱国者)。芥川龙之介在1921年写道：“据说以往到这里来参拜的人因为恨他们之奸，对于这些铁像逐一浇尿。现在他们很幸运，没有一个湿的。不过四周的土地上有几只苍蝇，这对于我们远来者暗示这里还有些不够干净。”尽管管理单位后来贴出禁止吐痰便溺的告示，并加了护栏，凭栏处，方才潇潇痰歇，但是不久前还是读到某老作家新作称“虽说有碍卫生，终究是大快人心的举动……可见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分毫不爽。”

这般说法，我从前那两个曾在岳坟吐过痰的朋友读后理应像王朗那样“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据二人酒后供称，一个，系因当年在女朋友面前读不出万俟氏的字，恼羞成怒顿做浓痰一口；另一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吐痰，当下便“呸”地一声确保了四佞的遗臭万年。吐痰也好骂人也罢，“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若许吐而不许随地，岂非“将无佛处来与某甲唾”也。这就叫公道自在人心，道在屎溺，道在呃屁吐痰，至于我讲的这些如果不能算是公理，就当它是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