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上自习，忽然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学生装的新学生，还有一个小校工，却端着一张大书桌。正在打瞌睡的学生也醒过来了，个个站了起来，仿佛功课受到打扰似的。

校长做了个手势，要我们坐下，然后转过身去，低声对班主任说：

“罗杰先生，我把这个学生交托给你了，让他上五年级吧。要是他的功课和品行都够格的话，再让他升高班，他的岁数已经够大的了。”

这个新生坐在门背后的角落里，门一开，谁也看不见他，他是一个小乡巴佬，大约有十五岁，个子比我们哪一个都高。他的头发顺着前额剪齐，像乡下教堂里的歌童，看起来又懂事，又不自在。他的肩膀虽然不算宽，可是那件黑纽绿呢小外衣一定穿得太紧，袖口绷开了线缝的地方，露出了晒红的手腕，一看就知道是卷起袖子干惯了活的。浅黄色的长裤子给背带吊得太高，漏出了穿蓝袜子的小腿。脚上穿了一双不常擦油的钉鞋。

大家背起书来。他竖起耳朵来听，专心得好像在教堂里听传道，连腿也不敢跷，胳膊也不敢放在书桌上。两点钟下课铃响的时候，要不是班主任提醒他，他也不知道和我们一齐排队。

我们平时有个习惯，一进教室，就把帽子抛在地上，以免拿在手里碍事；因此，一跨过门槛，就得把帽子扔到长凳底下，并且还要靠墙，掀起一片尘土；这已经成为规矩了。

不知道这个新生是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一套，还是不敢跟大家一样做，课前的祷告做完之后，他还把鸭舌帽放在膝盖上。他的帽子像是一盘大杂烩，看不出到底是皮帽、军帽、圆顶帽、尖嘴帽还是睡帽，反正是便宜货，说不出的难看，好像哑巴吃了黄连后的苦脸。帽子是鸡蛋形的，里面用铁丝支撑着，帽口有三道滚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皮，中间有条红线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帽顶是多边的硬壳纸，纸上蒙着复杂的彩绣，还有一根细长的饰带，末端吊着一个金线结成的小十字架作为坠子。

帽子是新的，帽檐还闪光呢。

“站起来，”老师说。

他一起立，鸭舌帽就掉了。全班人都笑了起来。

他弯下腰去拿帽子。旁边一个学生用胳膊捅了他一下，帽子又掉了，他又拣了一回。

“不必担心，你的王冠不会摔坏，”老师很风趣地说。

学生都哈哈大笑起来，可怜的新生更加手足无措，不知道帽子应该拿在手里，还是让它掉在地下，还是把它戴在头上。他到底又坐下了，帽子还是放在膝盖上。

“站起来，”老师再说—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口里含了萝卜似地说了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

“再说一遍！”

新生还是说了一个稀里糊涂的名字，全班都笑得更厉害了。

“声音高点！”老师喊道，“声音高点！”

于是新生狠下决心，张开血盆大口，像在呼救似的，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叫道：“下坡花力！”

这下好了，笑声叫声直线上升，越来越闹，有的声音尖得刺耳，有的像狼号，有的像狗叫，有人跺脚，有人学舌：“下坡花力！下坡花力！”好不容易才变成零星的叫声，慢慢静了下来，但是一排板凳好像一串爆竹，说不准什么时候还会爆发出一两声压制不住的笑声，犹如死灰复燃的爆竹一样。老师只好用罚做功课的雨点，来淋湿爆竹，总算逐渐恢复了教室里的秩序；老师又要新生听写，拼音，翻来复去地念，才搞清楚了他的名字是夏尔·包法利，就罚这条可怜虫坐到讲台前懒学生坐的板凳上去。他正要去，又站住了。

“你找什么？”老师问道。

“我的……”新生心神不定，眼睛左右张望，胆小怕事地说。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教师一声令下，就像海神镇压风浪一般，压下了一场方兴未艾的风暴。

“都不许闹！”老师生气了，一面从高筒帽里掏出手帕来擦满脸的汗水，一面接着说。“至于你呢，新来的学生，你给我抄二十遍拉丁动词‘笑’的变位法。”

然后，他用温和一点的声音说：

“你的帽子嘛，回头就会找到，没有人抢你的！”

一切恢复平静。头都低下来做练习了。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钟头，虽然说不定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人的笔尖就会弹出一个小纸团来，溅他一脸墨水。他只用手擦擦脸，依然一动不动，也不抬头看一眼。

上晚自习的时候，他从书桌里拿出袖套来，把文具摆得整整齐齐，细心地用尺在纸上划线。我们看他真用功，个个词都不厌其烦地查词典。当然，他就是靠了他表现的这股劲头，才没有降到低年级去；因为他即使勉强懂得文法规则，但是用词造句并不高明。他的拉丁文是本村神甫给他启的蒙，他的父母为了省钱，不是拖得实在不能再拖了，还不肯送他上学堂。

他的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原来是军医的助手，在一八一二年左右的征兵案件中受到了连累，不得不在这时离开部队，好在他那堂堂一表的人材，赢得了一家衣帽店老板女儿的欢心，使他顺便捞到了六万法郎的嫁妆。他的长相漂亮，喜欢吹牛，总使他靴子上的马刺铿锵作响，嘴唇上边的胡子和络腮胡子连成一片，手指上总戴着戒指，衣服又穿得光彩夺目，外表看起来像个勇士，平易近人又像个推销员。一结了婚，头两三年他就靠老婆的钱过日子，吃得好，起得晚，用瓷烟斗一大斗、一大斗地吸烟，晚上不看完戏不回家，还是咖啡馆的常客。岳父死了，没有留下多少财产，他不高兴，要开一家纺织厂，又蚀了本，只好回到乡下，想在那里显显身手。但是，他既不懂得织布，又不懂得种地；他的马不是用来耕耘，而是用来驰骋；他的苹果酒不是一桶一桶卖掉，而是一瓶一瓶喝光；他院子里最好的鸡鸭，都供自己食用；他的猪油也用来擦亮自己打猎穿的皮鞋；不消多久，他发现自己最好打消一切发财的念头。

于是他一年花两百法郎，在科州和皮卡迪交界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所半田庄、半住宅的房子；他灰心丧气，怨天尤人，从四十五岁起，就关门闭户，说是厌倦人世，决意只过安静的日子了。

他的妻子从前爱他简直着了魔，简直是对他百依百顺；不料她越顺着他，他却越远着她。她本来脾气好，感情外露，爱情专一，后来上了年纪，就像走了气的酒会变酸一样，也变得难相处了，说话唠叨，神经紧张。她吃了多少苦呵！起初看见他追骚逐臭，碰到村里的浪荡女人都不放过，夜里醉得人事不省，满身酒气，从多少下流地方给送回家来，她都没有抱怨。后来，她的自尊心受了伤，只好不言不语，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就这样过了一辈子。她还得到处奔波，忙这忙那。她得去见诉讼代理人，去见法庭庭长，记住什么时候期票到期，办理延期付款；在家里，她又得缝缝补补，洗洗烫烫，监督工人，开发工钱，而她的丈夫却什么也不管，从早到晚都昏沉沉、懒洋洋，仿佛在跟人赌气似的，稍微清醒一点就对她说些忘恩负义的话，缩在火炉旁边吸烟，向炉灰里吐痰。

等到她生了一个男孩，却不得不交给奶妈喂养。小把戏断奶回家后，又把他惯得像一个王子，母亲喂他果酱，父亲却让他光着脚丫子满地跑，还冒充哲学家，说什么小畜牲一丝不挂，可能活得更好。父母对孩子的想法背道而驰，父亲头脑里有男人的理想，他要按照斯巴达的方式严格训练儿子，好让他有强健的体格。他要儿子冬天睡觉不生火，教他大口喝甘蔗酒，看见教堂游行的队伍就说粗话。可是小孩子天性驯良，辜负了父亲的苦心，枉费了他的精力。母亲总把儿子带在身边，为他剪硬纸板，给他讲故事，没完没了地自言自语，快乐中有几分忧郁，亲热得又过于罗唆。她的日子过得孤寂，就把支离破碎的幻想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她梦想着高官厚禄，仿佛看见他已经长大成人，漂亮，聪明，不管是修筑桥梁公路也好，做官执法也好，都有所成就了。她教他认字，甚至弹着一架早买的旧钢琴，教他唱两三支小调。但是对这一套，重财轻文的包法利先生却说是太划不来了。难道他们有条件供养他上公立学校，将来买个一官半职，或者盘进一家店面？再说，一个人只要胆大脸皮厚，总会有得意的日子。包法利太太只好咬咬嘴唇，让孩子在村里吊儿郎当。

他跟在庄稼汉后面，用土块打得乌鸦东飞西跑，他沿着沟摘黑莓吃，手里拿根钓竿，却说是在看管火鸡；到了收获季节他就翻晒谷子，在树林里东奔西跑；下雨天他在教堂门廊下的地上画方格，玩跳房子的游戏，碰到节日他就求教堂的管事让他敲钟，好把身子吊在粗绳上，绳子来回摆动，他就觉得在随风飞舞。

因此，他长得像一棵硬木树，手臂结实，肤色健美。

十二岁上，他母亲才得到允许，让他开始学习。他的启蒙老师是教堂的神甫。不过上课的时间太短，又不固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功课都是忙里偷闲教的，刚刚行过洗礼，又要举行葬礼，中间有点闲暇，就站在圣器室里，匆匆忙忙讲上一课；或者是在晚祷之后，神甫不出门了，又叫人去把学生找来。他们两人上得楼来，走进他的房间，于是各就各位：苍蝇和蛾子也围着蜡烛飞舞。天气一热，孩子就打瞌睡；神甫双手压在肚皮上，昏昏沉沉，不消多久，也就张嘴打起鼾来。有时，神甫给附近的病人行过临终圣礼回家，看见夏尔在田地里顽皮捣乱，就把他喊住，训了他刻把钟，并且利用机会，叫他在树底下背动词变位表。但不是天下雨，就是过路的熟人，把他们的功课打断了。尽管如此，神甫对他一直表示满意，甚至还说：小伙子记性挺好。

夏尔不能就停留在这一步呀。母亲一抓紧，父亲问心有愧，或者是嫌累了，居然不反对就让了步，但还是又拖了一年，等到这个顽童行过第一次圣体瞻礼再说。六个月一晃就过去了；第二年十月底，夏尔总算进了卢昂中学，还是过圣·罗曼节期间，他父亲来赶热闹时，亲自把他带来的。

时过境迁，我们现在谁也不记得他的事了，只知道他脾气好，玩的时候玩，读书的时候读书，在教室里听讲，在寝室里睡觉，在餐厅里就餐。他的家长代理人是手套街一家五金批发店的老板，每个月接他出来一次，总是在星期天铺子关门之后，打发他到码头去逛逛，看看船来船往，然后一到七点，就送他回学校晚餐。每个星期四晚上，他给母亲写一封长信，用的是红墨水，还用三块小面团封口；然后他就复习历史课的笔记，或者在自习室里读一本过时的、情节拖带的《希腊游记》，散步的时候，他老是和校工聊天，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乡下来的。

靠了用功，他在班上总是保持中下水平；有一回考博物学，他虽然没有得奖，却受到了表扬。但是，到三年级结束的时候，他的父母要他退学，并且要他学医，说是相信他会出人头地，得到学位的。

他的母亲认识罗伯克河岸一家洗染店，就在四层楼上为他找了一间房子。她把他的膳宿安排停当，弄来几件家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从家里运来一张樱桃木的旧床，另外买了一个生铁小火炉，储存了一堆木柴，准备可怜的孩子过冬取暖之用。住了一个礼拜之后，她才回乡下去，临行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说现在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一定要会照管自己。

布告栏里的功课表使他头昏脑胀：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剂学、化学、植物学、诊断学、治疗学，还不提卫生学和药材学，一个个名词他都搞不清来龙去脉，看起来好像神庙的大门，里面庄严肃穆，一片黑暗。他什么也不懂；听讲也是白搭，一点也没理解。不过他很用功，笔记订了一本又是一本，上课每堂都到，实习一次不缺。他完成繁琐的日常工作，就像蒙住眼睛拉磨的马一样，转来转去也不知道磨的是什么。

为了省得他花钱，他的母亲每个星期都托邮车给他带来一大块叉烧小牛肉，他上午从医院回来，就靠着墙顿脚取暖，吃叉烧肉当午餐。然后又是上课，上阶梯教室，上救济院，上完课再穿街过巷，回住所来。晚上，他吃过房东不丰盛的晚餐，又上楼回房间用功。他身上穿的衣服给汗水浸湿了，背靠着烧红了的小火炉，一直冒汽。

到了夏天美好的黄昏时刻，闷热的街头巷尾都空荡荡的，只有女佣人在大门口踢毽子。他打开窗户，凭窗眺望，看见底下的小河流过桥梁栅栏，颜色有黄有紫有蓝，使卢昂这个街区变成了见不得人的小威尼斯。有几个工人蹲在河边洗胳膊。阁楼里伸出去的竿子上，晾着一束一束的棉线。对面屋顶上是一望无际的青天，还有一轮西沉的红日。乡下该多好呵！山毛榉下该多凉爽呵！他张开鼻孔去吸田野的清香，可惜只闻到一股热气。他消瘦了，身材变得修长，脸上流露出一种哀怨的表情，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关怀。

人只要一马虎，就会自然而然地摆脱决心的束缚。有一次，他没去实习，第二天，又没去上课，一尝到偷懒的甜头，慢慢就进得去出不来了。他养成了上小酒馆的习惯，在那里玩骨牌玩得入了迷。每天晚上关在一个肮脏的赌窟里，在大理石台子上，掷着有黑点的小羊骨头骰子，在他看来，似乎是难能可贵的自由行动，抬高了他在自己眼里的身价。这就似是头一回走进花花世界尝到禁脔一样；在进门的时候，把手指放在门扶手上，心里已经涌起肉欲般的快感了。那时，压在内心深处的种种欲望都冒了出来；他学会了对女伴唱小调，兴高采烈地唱贝朗瑞的歌曲，能调五味酒，最后，还懂得了谈情说爱。

他这样准备医生考试，结果当然是彻底失败。当天晚上，他家里还在等他回来开庆功会呢！他动身走回家去，一到村口又站住了，托人把母亲找出来，一五一十都告诉了她。母亲原谅儿子，反而责怪主考人不公平，没有让他通过，并且说父亲面前由她来交代，这就给他吃了定心丸。

等到五年以后，包法利先生才知道考试真相；事情已经过去，不能再算陈年老账，何况他怎能相信自己生的儿子会是蠢才呢！

于是夏尔重新复习功课，继续准备考试，并且事先把考过的题目都背得烂熟。他总算通过了，成绩还算良好。这对他的母亲来说，简直是个大喜的日子：他们大摆喜筵。

到哪里去行医呢？去托特吧。那里只有一个老医生。很久以来，包法利太太就巴不得他死掉。不等老头子卷铺盖，夏尔就在他对面住下，迫不及待地要接班呢！

好不容易把儿子带大了，让他学会了行医谋生，帮他在托特挂牌开业，这还不算完：他还没成家呢。她又给他娶了一房媳妇，那是迪埃普一个事务员的寡妇，四十五岁，一年有一千二百法郎的收入。

杜比克家的寡妇虽然长得丑，骨瘦如柴，满脸的疙瘩像春天发芽的树枝，但并不愁嫁不出去，供她挑选的还不乏其人。为了达到目的，包法利大娘不得不费尽心机，把对手都挤掉，甚至有一个猪肉店老板，得到几个神甫撑腰，也给她巧施妙计，破坏了好事。

夏尔打着如意算盘，满以为一结婚，条件就会变得更好，人可以自作主张，钱可以随意花费。哪里晓得当家作主的是他老婆；他在人面前应该这样说，不能那样说，每逢斋戒日要吃素，要顺着她的意思穿衣服，按照她的吩咐催促病人还帐。她拆他的私信，监视他的行动，隔着板壁听他看病，如果诊室里有妇女的话。她每天早晨要喝巧克力，没完没了地要他关心。她老是抱怨神经痛，胸脯痛，气血两亏。脚步声响吵了她；他一走又冷落了她；回到她身边呢，那当然是希望她早死。夜里，夏尔回到家中，她就从被窝底下伸出瘦长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把他拉到床边坐下，对他诉起苦来：他一定是忘记她了，爱上别的女人了！人家早就说过，她的命苦，说到最后，她为了健康，向他要一点甜药水，还要一点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