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几天没睡好觉，眼圈黑如熊猫，天一亮我忙去倒尿罐，天黑净我要倒洗脚水，是谁病了，要我陪床么？不，是我小哥来京小住，我每晚跟他一个屋睡，12年不见，俩人躺下后，有聊不完的天；他大我11岁，前几年摔坏了左腿股骨，手术后行动不便，伺候他，我心甘情愿！

我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三哥都过世了，现在二哥、四哥——也就是小哥——定居成都，我和姐姐定居北京，我们从小就手足情深，父母过世后，我们的心似乎贴得更近了。

我上高中时，有一回在教室里谈笑，我提到奥勃洛莫夫，语文老师恰巧进来，听见吃了一惊。如果我提到的是叶甫根尼·奥涅金，他大概不会那样吃惊，那时喜欢俄罗斯古典文学的高中生过普希金的著作不能算太稀奇，可是过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并且拿那里的主人公当谈资，这确实让他想不到。那本厚厚的翻译没有什么有趣的情节，好几百页过去，那从第一页就在床上的奥勃洛莫夫竟还没有起床！老师问我是怎么读到这本的，我告诉他，是我小哥介绍给我的。我们家小哥学历最光彩，他是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本科毕业生，本来是应该成为一个俄罗斯文学翻译家的，没想到他毕业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俄语人才过剩，把他分配到湖南一所县级中学去了。小哥虽然没能从事上俄罗斯文学的翻译研究工作，但他把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学那特殊韵味的领悟传递给了我。我在1958年上高二时，第一回投稿成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出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评论苏联作家拉甫涅尼约夫的《第四十一》的，不消说，这跟小哥对我的熏陶分不开。

小哥在北大是京剧社的活跃分子，他专攻梅派青衣，在北大礼堂粉墨登场，出演过《玉堂春》、《大登殿》、《二堂舍子》，高腔遏云，低吟宛转，身段飘逸，表情细腻，常常博得满堂喝彩。当时的校长马寅初和许多著名的教授，都喜欢和同学们在一起观看北大京剧社的假日演出。小哥那时发愿要排出梅派名剧《宇宙锋》的”装疯”一场，以飨厚爱他的观众。那出戏里的赵艳容唱段吃重，还有大量复杂的身段，许多身段必须是与哑奴一起配合着完成。于是，在家里，小哥就拉我权充哑奴，与他一起排练，我不断地笑场，还故意捣乱，未必对他有多少帮助，但在那样的嬉戏中，我对京剧艺术多了一分理解与爱好，这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是难得的营养。

我们全家都热爱《红楼梦》，小哥对金陵十二钗常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一回他从湖南回北京，那时我已经在北京13中任教，他借住在我宿舍里，晚上我们俩聊《红楼梦》，开始低声细气，后来不知怎么地争执起来，声音都变粗了，结果第二天隔壁宿舍的同事善意地把我们的争执学舌一番，闹得我脸上发烧。近年来我撰写《红楼三钗之谜》，小哥提供了若干很好的建议。

我走上文坛以后，小哥是我最热心的读者，他对我的每一本书都细读详批，尤其是对《四牌楼》，他把”批注本”从成都寄给我，我读到他那些认真的批评，心弦颤个不停。我告诉他《四牌楼》虽然得了上海的一个奖，但离轰动、畅销距离不小，他鼓励我说：”莫求一时灿烂，丝从心里吐，线从魂里拈，才能织出耐久的锦缎——能有一批人欣赏，你也就该知足了！”

小哥从成都一所大学退休后，生活虽然清贫，却情趣盎然、自得其乐，他陆续撰写出一些关于京剧艺术的文章，发表在《中国京剧》等杂志上，我们通信、通电话，大多是交流对文学艺术的看法。

现在城市里20岁以下的，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对所谓”手足之情”，越来越陌生了。我以为即使是几世单传的独生子女，他们的人生里也不该缺失掉手足之情，没有生理意义上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可以把那份情感寄托到若干同学、邻居里的同龄人身上。北京有”发小”一说，就是指小时候一块儿玩耍亲若兄弟。人生需要坚实的情感支撑，除了爱情、友情，家族成员间的相濡以沫、砥砺鼓舞也是很重要的。更何况，我们常用”同胞”一词，来涵括所有血管里流淌着跟我们一个源头的血液、那样具体的一个个、而又非常庞大的一个集群。

静夜里写着这篇文章，心儿插上翅膀飞向了成都，小哥啊，你在睡梦里，可还在与我排练那赵艳容和哑奴的身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