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站冰——刘心武新作集》寄给马国馨后，他很快给我来信，称”首先翻阅你自己画的插图，看来中学时的爱好到这时候有了发挥的机会，我看你那些黑白线条既有丰子恺先生的韵味，也有毕加索的劲头，不知所言确否？”

”中学时的爱好”，这淡淡的六个字，引出我许多的回忆。我和马国馨在北京65中三年同窗，那所学校在当时算得相当独特——它只有高中而无初中，校舍是一座工字楼，顶楼上是两处漂亮的空间，一处是铺有高级木地板的体育馆，面积约略有一个网球场那么大；一处是设有阔大阅览室的图书馆，里厢的书库藏书量相当可观。我和马国馨有着共同的爱好，正如他在上述来信中所说：”想想当年时分，虽然外面政治运动不断，但在高中三年里，还是有许多逍遥自在之处，如到中苏友协去听报告、看电影，东安市场书摊上站着把古典都读遍，校尉营中央美院展馆几乎逢展必到，以及记得你和师洁琦参加图书馆小组，在帮助整理图书过程里看了不少书……”

是的，那时候学校开设了多种课外活动小组，不记得马国馨报名参加的是什么小组，他看古典居然要跑到东安市场的书摊前头立读。我们参加了图书馆小组的，看书可比他方便多了。他提到另一位同窗师洁琦，是一位女生，我们那个时代的北京中学，大多数是男、女分别设校的，像65中那样男女同校同班甚至同桌的学校是罕见的。师洁琦和我都喜爱文学，一起报名参加图书馆小组，为的就是多读些中外文学名著。那时候出版界的出书种类和速度都远比现在少、慢，拿外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出版状况来说，一个爱好者是完全可以出一种读一种，全盘吸收的。

图书馆小组的成员，参与新购图书的登记、贴签、上架，同时有优先借阅的便利。记得有次来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的翻译，是英国作家萨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完成上架程序后，师洁琦和我都想先睹为快，别的组员也不跟我们争，因为他们连萨克雷的代表作《名利场》也没读过呢。我和师洁琦正争着借那新书，旁边响起了一个蔼然的声音：”先让师洁琦看吧，她有塑料护书膜。”说话的是图书馆的靳老师，我们图书馆小组的辅导员。那个时代塑料制品算是非常先进稀罕的东西，师洁琦不知怎么有那样的物件，我嫉妒，但也无可奈何。

靳老师让师洁琦先看那书，实际上是向全体图书馆小组组员进行爱书的教育，但他的这种教诲从不是端架子的、讲大道理的、罗嗦絮叨的。四十六七年过去，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模样，颀长的身材，皮肤黝黑，薄薄的嘴唇，修长的手指，脸上总浮着淡淡的微笑。他的整个做派透着两个字：安详。

有一天他见我和师洁琦又争着抢先借阅一本很厚的新书，就走过来，笑吟吟地问：”为什么你们总喜欢大厚本呢？”我和师洁琦一时都说不出所以然来，我心里只是觉得，大厚本里才有大学问呀！靳老师就从书架上取下两册薄薄的小书，分别递到我们手里，建议说：”读吧，如果喜欢，无妨背诵几段，很润心的。”递到我手里的是印度泰戈尔的《新月集》，给师洁琦的则是同一文豪的《吉檀迦利》。

那《新月集》是郑振铎译的，连同他的短序，全书只有39000字、64个页码。当晚灯下就读了一遍，只觉得满眼满口满心全溢出田园花草的芳菲，灵魂里汲入了若干莫可名状的感动、难以言说的感悟。读了一遍，还想再读。一周之内，竟温习了许多遍，并且完全不用费力，就可以背诵出若干句子，比如：”我每天把纸船一个个放在急流的溪中我用大黑字写我的名字和我住的村名在纸船上我希望住在异地的人会得到这纸船，知道我是谁……夜深了，我的脸埋在手臂里，梦见我的纸船在子夜的星光下缓缓的浮泛前去睡仙坐在船里，带着满载着梦的篮子”。后来师洁琦告诉我，《吉檀迦利》仿佛用栀子花熏了她的心。

真的非常感激靳老师。也是他，知道我还喜欢画画，就找出丰子恺的人生漫画给我看。那时候我们的文化政策是抵制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但因为定居巴黎的现代派画家毕加索政治上左倾，一度还加入共产党，为社会主义阵营主办的世界和平大会绘制了和平鸽会徽，因此，他的一些抽象画也能在我国得到印行，靳老师也找出来让我观摩。马国馨只知我受到丰子恺、毕加索的画风影响，却不清楚这里面还有靳老师的一份恩惠。

郑振铎在《新月集》译序里说，他是在”新月与市灯的微光”中初读泰戈尔的这些散文诗的，我不想夸大当年65中靳老师对我的启迪，比如硬说他给予了我华灯与火炬，但靳老师所给予我的新月与市灯的微光，不是至今仍闪动在我心头吗？那时的靳老师大约已经有40来岁，现在应该已是耄耋老人了，想问一声：您在哪里？您还能听见我的声音吗？我正在给您朗诵：”当雨雷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润湿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口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狂欢的跳着舞……”

[注：所引郑振铎译文中的”的”均照原印，那时还没有将”的”、”地”、”得”严格分开使用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