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埃娄塞尔博士的诊断，徽因的身体状况显然已不适于继续呆在这潮湿、寒冷的环境之中。她也不再美化她在陪都的暂住。她把她的厌恶说得很明白：“这可憎的重庆，这可怕的宿舍，还有这灰色的冬天光线。这些真是不可忍受的。”同时思成写信来告诉我们说，为了治理长江险滩，一系列的爆炸已使重庆和李庄之间的班轮停运。就是邮递也只能靠步行的邮差来维持。徽因要回李庄已不可能。

事有凑巧，我正好在这时候要到昆明去，于是决定同老金去商量一下这件事。他当然也是很担心了。我们两人都认为这是徽因重访昆明的天赐良机，这也是她一直渴望的。我向老金说了医生的严重诊断，这也使我们两人觉得，假如能使她快活，即使必须坐飞机迁到高海拔地区，冒一下她健康的风险也是值得的。当我们在张奚若家附近找到一所迷人的独立小房子的时候，这计划就算定下来了。这房子就在军阀唐继尧的老祖居的后山上，那祖居的窗户很大，有一个豪华的大花园，几株参天的桉树，挂下来的芳香的长枝条随风摇戈。这房子的“下江”房客刚刚搬走，老金可以搬进去给她看房子。

当我们把这个计划告知徽因时，她当然明白其中对她健康的风险。然而在稍事犹豫之后，她认定“再次到昆明去，突然间得到阳光、美景和鲜花盛开的花园，以及交织着闪亮的光芒和美丽的影子、急骤的大雨和风吹的白云的昆明天空的神秘气氛，我想我会感觉好一些。”于是决定很快作出，她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她的第一次飞行。

她到达昆明之后，张奚若和他的夫人坚持要她开始几天住在邻近的他们家里。飞行的紧张和疲劳使她只能卧床休息、但在长期分离之后又由亲爱的老朋友环绕着，又使她狂喜不已。钱端升夫妇，当然还有老金，也都在围绕她床边进行没完没了的谈话的亲密朋友之列。

她从床上写信来说：“既使我在李庄时用以自娱的最大胆的希望，也不能和这次重逢的真实的、压倒－切的欢乐经历相比拟。为了把关于在特殊条件下的昆明生活和李庄人们的生活的各种奇怪信息整理得使聚集在这里谈话的朋友们全都能理解，用了11天时间。但是重建和扩大那旧日的挚爱和相互理解的桥梁所用的时间比我们任何人期望的都要短。在大约两天时间里，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了每一个人在感情上和学术上都在何处。我们关于国家的政治情势、家庭的经济状况、个人和社团参与或不参与战争的看法，一般来说是自由地讨论的，而谁都在理解别人怎样会得出那样的看法和想法上不存在任何困难。即使是在那最漫不经心的谈话中，在我们少数几个人当中总有使人心安的相互信任和共同兴趣以及刚增加的感谢和全新的激情的交流，它们是在这多事之秋突然团聚的结果……

“只有到现在我才体会到古代唐宋诗人的欢乐，他们都缺少旅行的手段，但在他们的贬黜途中却忽然在小客栈里或是在小船上或是在有僧侣做住持的庙里，不管是什么地方吧，和故人不期而遇。这种倾心的谈话是多么动人！

“我们的时代可能和他们的有很大的不同，但这次重逢却和他们有着很多共同点。我们现在都很老了，经受了特殊形式的贫穷和疾病、忍受了长期的战争和不便的通讯，现在又面临着伟大的全民奋斗和艰辛的未来。

“而且，我们是在一个远离家园的地方重逢，这个地方我们曾经因为环境所迫而不是出于自愿选择居住过。我们渴望回到我们曾经度过最幸福时光的地方去，就像唐人渴望回到长安和宋人渴望回到汴京一样。我们已经疲惫潦倒。通过了各种测试，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品德，好的、坏的或无所谓的。我们尝够了生活而且也受过它的冷酷艰辛的考验。我们已经丧失了我们的大部分健康但意志一点也没有衰退。我们现在确实知道享受生活和受苦是一回事。”

春暖花开的时候，徽因从飞行的疲累中恢复过来，张奚若放她到她的“梦幻别墅”去了。

“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部到花园周围来值班，那明亮的蓝天，峭壁下和小山外的一切……这是我搬进新房子的第10天。房间这么宽敞，窗户这么大，它具有戈登·克莱格早期舞台设计的效果。就是下午的阳光也好像按照他的指令以一种梦幻般的方式射进窗户来，由外面摇大的桉树枝条把缓缓移动的影子泼到天花板上来！

“要是老金和我能够想出合适的台词来，我敢肯定这是一出戏剧杰作的理想环境。但他现时正俯身一张小圆桌，背对着光线和我，像往常一样戴着帽子，振笔疾书。（他年岁一大，就得保护他敏感的双眼免受阳光直射。）

“腻味人的高原反应或什么别的东西使我气急得很，我常常感觉像是跑了好多里路似的。因此我只得比在李庄时还要安静得多，以便得到必要的休息。一点都不让我说话，尽管我想说的比允许说的也多不了多少。但这所谓的‘谈话’对于周围环境真是少得太不公平了。”

她气急的消息让人惊恐，但她字里行间表露出来的写作风格的生动性说明尽管如此她还是很开心。她在信中也涉及了在她周围进行的家务事的某些片断。

“我是非常幸运，刚好雇到了我所需要的那种女仆。这种女仆要具有人类智慧的一切外表但又不仅是简单的一个人。她是一个木头、石头以及其他一切大而坚不可摧的东西的结合。又笨又好脾气使她成为一个起码的女仆（就是说，一个能够做下去的女仆），既能干又坚强又使她接近于宝贵的一类（就是说，一个人们不愿辞退的女仆）。你看我有多幸运！

“在教授宿舍呆长了的老金，染上了那种集中营俘虏的野蛮习气，对我们现有的上层社会标准，比如让女仆洗碗，挑剔起来。他的习惯是在自己的窗台上放一只杯子和一双筷子，这样他每天早上自己就能使用它们调一杯可可。有一次他在他房间里或尘封的窗台上找不到它们，生气得不得了，后来我向他保证，今后我会告诉女仆干脆别洗它们了，把它们放在他枕头下边让他容易找到！”

六个星期以后思成来了一封长信，他在李庄和女儿在一起。他告诉我们说，显然徽因匆忙赶赴昆明是对的。

“河道工程几天以前才刚刚完成。但是只有很小的船才能从重庆上来。有舱的轮船要到五月下半月才能上来。所以徽因去昆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在从昆明写来的第一封信中，她谈到知道内心的祷告实现了的‘几近宗教’的感觉。她为我们那些老朋友给她的欢迎而十分感动，并表示遗憾说她‘得到’太多而‘奉献’太少。

“你和费正清到李庄来作客打破了她五年来在一个房间里呆着的单调生活，在你们走了很久以后她还能保持情绪高涨。而且，要是你们不来，她到重庆去就连想都不要想。心理上的好效应是很大的。

“尽管昆明的海拔高度对她的呼吸和脉搏会有某种不良影响，但她在那里很快活。她周围有好多老朋友给她作伴，借给她的书都看不完。老金和她呆在一起（他真是非常豪爽），她还有一个很好的女仆，因此她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与此同时，思成和他留下的几个同事是在忙着给营造学社的书籍、文件、图片和技术装备打包装箱，准备一旦运输恢复时运回北京。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这时候也在捆扎它们的宝贵的书籍、研究报告和考古文物，它们最后被送到了台湾去。中央博物馆也在把他们的馆藏和图书等等运回南京，他们在那儿有一座雄心勃勃的大楼，它在日本侵略的初期混乱中没有建成。

在日本投降以后的好几个月，在李庄不愉快的暂住终于快结束了。它所濒临的长江直接向东流往上海。这是“下江人”回家的通衢大道。但是政府把所有的船只和飞机全都控制起来了。为了避免混乱，它把无数的部门和机构的搬迁次序排成了号。不可避免地，陪都的高级官员和战时暴发户使用来历不明的交通工具提前到达了东海岸。对于穷得要命的李庄战时难民来说，这样的机会是没有的。他们只有依靠政府来送他们回家，并且只能在吓人的通货膨胀中等待。

梁思成的营造学社和中央博物馆合起来走。他从李庄写信来说，这两个机构一起排在47号，“而第一号的中央大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们以为我们将会扔掉一切破烂坐飞机走，但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还得用它们好长时间。”

包括老金在内的全家人最后回到北京是1946年7月31日，坐了一架从重庆直航的飞机，但在此以前他们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里等了一个多月，跟大约四十个无助的家庭挤在一起。这一困境是他们过去五年当中在李庄和重庆遭受的苦难的一个合适的高潮。尽管是在这样毫无希望的现实中等待着，徽因仍然继续保持着她那特有的美学才能。“不管是晴天或者下雨，昆明永远是那样的美丽。我窗外的景色在大雷雨之前或紧接它之后特别优美。大雨下来时我房间里的气氛之浪漫简直无法形容——当一个人独处在静静的大花园中的寂寞房子里时，忽然天空和大地一齐都黑了下来。这是一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