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一家回到北京，战争已经结束一年多了。教育部指令他在清华大学创办新的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教育部还计划送他去美国，研究当代美国大学的建筑教学。

刚刚摆脱多年贫困和隔绝，受到沉重的家庭负担和管理任务双重困扰的思成，对于他的老大学所提供的受人尊敬的职位和家庭住房感到宽慰。另一方面，计划中的美国之行要他用拮据的经费往返于许多大学之间，听来却是很吃力的。

正当他为此而发愁的时候，他收到了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函。耶鲁大学邀请他1946～1947学年作为客座教授到纽黑文去教中国艺术和建筑，普林斯顿大学则希望他参加1947年4月“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领导工作。两份邀请函都赞扬了思成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坚持研究中国建筑史并发表研究成果的顽强毅力。他战前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战时出版的两期《汇刊》赢得了赞扬。他忽然间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人物，为他的西方同行所关注。作为两所最具权威的大学的嘉宾去美国，也使他此行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然而他行前要安顿好家庭和筹备清华建筑系还有好多麻烦事。当他到天津去取回营造学社1937年存放在一家银行的地下金库里的底片和其他重要物品时，却吃惊地发现这些九年前存放的宝贵资料已在这个港口城市的一场洪水中全部被毁。

幸好他已经把他现在到耶鲁讲学做幻灯片要用的营造学社照片的晒件带到昆明和李庄。有了这些和在李庄完成的大建筑图，他就有了教中国建筑史的形象资料。除此以外，他为美国之行还带上了他在李庄写的即将完成的英文稿本，以上图片就是书的插图。他把它定名为《图像中国建筑史》，希望在美逗留期间完稿并给它找到一家美国出版社。

按计划思成应该在9月到达耶鲁大学，但他又一次因为排队等候而耽搁了，这一次是等待跨越太平洋邮轮的舱位。这样一来，他直到11月才到达纽黑文。他在耶鲁大学的塞布鲁克学院一安顿下来，就立即让学校把他带来的照片和建筑图制成幻灯片，后来这些幻灯片就成了耶鲁大学美术图书馆的前所未有的馆藏。

他到达耶鲁以后不久，就遇到了耶鲁建筑系的年轻教师邬劲履。邬劲履是1945年哈佛建筑学院毕业生，回到耶鲁来是做城市规划研究的，尽管年龄相差悬殊，两人却一见如故。邬劲履已被指派重新设计毁于战火的在长沙的雅礼大学的中国校舍，需要专家指导；而在思成这方面来说，不仅热切地希望同邬劲履探讨战后中国的建筑新观念，而且也想从这位新毕业生那里了解两座美国著名建筑学院现在都在教些什么。

邬劲履在春季学期中听了思成关于中国艺术和建筑的课。他对思成和清华大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根据自己的近期研究开列了关于欧美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名著，认为这些是新设的系图书馆所应备的。这些书购买后都寄到了清华，井一直保存到今天。思成非常喜欢邬劲履，邀他去清华建筑系任教。然而邬劲履却为耶鲁的长沙建筑计划忙得脱不开身。他在1947～1948年因耶鲁大学在中国的建筑计划在长沙工作了8个月。最后由于内战已经席卷中国，该计划被迫停止，他回到了耶鲁大学，现在是建筑设计教授。

思成在耶鲁的一年讲学由于不可避免的麻烦而掐头去尾，他在美国只呆了七个月。临行前在上海长时间的候船把秋季学期缩短了三个月，而家里传来的坏消息又迫使他把下一个学期的教学计划砍掉一些。然而在他在耶鲁教书和演示幻灯片之余的有限时间里，他还是能够参加在纽黑文之外的一些活动，那些活动在长期的隔绝以后扩大了他的影响并增进了他自己对本专业最新潮流的熟悉程度。

首要的是重温和著名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克拉伦斯·斯坦因的友谊，思成常在后者的纽约公寓里作客、过夜。其次是他作为指定的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纽约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第三是他在4月初作为领导人物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远东文化和社会”讨论会以及随后举行的授予他名誉学位的颁奖仪式。第四是他和我一直致力于把他在李庄写成的中国建筑史英文稿的定稿弄好，以便交到一家美国的出版社去。

当然在思成逗留美国期间还发生了许多有意思的和使他高兴的零星小事，其中包括他返回母校宾大和与一些老同学的非正式接触，他去克兰布鲁克看望他还在中国时就读过其著作的爱利尔·萨里能，到田纳西州参观了刚刚完工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出色的建筑和工程。他又回到剑桥，在他于1927～1928年读过研究生的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报告了他对中国建筑的发现。在那里和在别处他不时见到定居或新近到达美国的久未谋面的亲友。

他和克拉伦斯·斯坦因和爱琳娜·麦克马洪在分别十年以后的快乐重逢真是及时。任命思成去建立清华建筑系无疑会使他无法继续他十五年来对中国建筑史的潜心研究。他是不会完全放弃这个他如此热爱的课题的，但他现在的职责是要在清华筹备一套课程以培养一批能在战后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作用的年轻建筑师和工程师。从斯坦因那里，他学到了关于城市规划中可能做到和难以做到的事的第一手材料。他日后回到北京后在清华建筑系的课程中加进了城市规划的内容，证明这些指导意见是非常宝贵的。

参与设计联合国大厦，使思成有机会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建筑师。他在设计咨询委员会中的同事们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瑞典、英国、苏维埃俄国和乌拉圭。其中来自法国的勒科布西埃和来自巴西的奥斯卡·尼迈亚在世界上名声最大。思成在耶鲁大学的教学任务限制了他对联合国工作的参与，但他仍然尽可能在纽约多呆些时间，住在斯坦因家里，从委员会的讨论中学到很多东西。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建筑师、协助纽约建筑事务所的华莱士·k·哈里逊掌握联合国总部工程的乔治·杜德莱在1985年写下了他对1947年的梁先生的回忆：

“他的加入对于联合国设计委员会是一大好事，尽管我们当中很少有人知道他或他的事业。他给我们的会议带来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历史感，它远远地超越了勒科布西埃所坚持的直接历史感——他所独有的远离法国美术家风格或对我们的文化变迁的尚无定论的反应。思成建议过联合国秘书处大厦就像历代重要的中国建筑那样坐北朝南，以便给长长的前厅入口留下朝向温暖的南方的门面。但大厦既然选址在东河之滨，那40层的大厦最好是座落在地基的42街那一头，使多数公务人员可以直接进来，照思成的设计就意味着北面整个地区都要常年笼罩在阴影之中。于是他悄悄地（又是大方地）撤回了他的意见。”

杜德莱说梁思成对尼迈亚的从北到南高层平板的建筑方案给予热情支持，它最后得到委员会的一致批准。

思成对于联合国工程是非常认真的。他对于城市规划及建筑和自然环境关系的兴趣不仅由于委员会的一般讨论而大大增强，也由于有机会和背景如此不同的人物接触而受到激励。在以后的岁月中，当他到欧洲和中南美洲去参加建筑会议时，他还会再次遇到一些这个委员会里的同行。

1947年4月初普林斯顿大学关于“远东文化与社会”的研讨会是该校为庆祝建校二百周年而举办的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大约有六十名专家受到邀请，他们大部和中国研究有关。其中包括美国在这一领域中的领先人物以及一些欧亚的著名学者。如里顿大学的j·j·l·杜维文达克教授、瑞典的奥斯瓦尔德·喜龙仁和牛津大学的e·r·休斯教授，中国方面则有陈梦家、冯友兰、陈达、屈栋子和梁思成这些著名学者参加。雄心勃勃的会议日程涉及到中国研究的各个侧面，但对于会议的组织者，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专家乔治·劳利教授来说，梁思成才是尖子。劳利曾在三十年代中期访问过北京，对于梁思成修复中国建筑遗存和他对更广泛的中国艺术的兴趣印象颇深。劳利的亲密合作者、研究中国和日本建筑的美国专家亚历山大·索佩尔教授多年来通过营造学社的《汇刊》中文本，包括在李庄印行的最后两期，一直跟踪着思成的发现。他们两位对思成的开拓精神和后来在战时的磨难和匮乏中的执着追求都十分钦佩。他们很高兴地把他介绍给参加这次盛会的同行们，其中许多人了解他的研究成果，有的还在他与世隔绝八年之前在北京见过他。会议期间举行了一次他的图片和照片的展览，他做了关于他在建筑上的发现的讲演，还做了关于此前未见报道的四川大足石刻的另一场讲演。他还出席了其他人的讲演会并参加了讨论。

研讨会结束时，普林斯顿大学在拿骚厅举行了一个特别仪式，授予j·j·l·杜维文达克和梁思成两人名誉学位，以表彰杜维文达克在传统汉学方面和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方面的显著研究成果。仪式开始由身着大礼服的校长和教职员为前导的大学生列队入场。身材高大、白发苍苍的杜维文达克佩戴着中世纪头饰身着长袍，与比他瘦小、看上去显得年轻、身着普林斯顿提供的过于长大的黑色长袍和帽子的梁思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思成的赞词是这样写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同时又是建筑史的讲授者、在中国建筑的历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和恢复、保护他本国的建筑遗存的带头人。”和这一赞词相配的，是他拥有的众多头衔，只要举出其中一些就够显眼的了：中央研究院院土、中国建筑研究所所长、清华建筑系主任、清华建筑研究所所长、联合国大厦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及耶鲁大学访问美术教授。

在普林斯顿大学保存着梁思成当时就接受名誉学位写给多兹校长的一封信。他的话表现出典型的礼貌、谦虚和机智：“对于一个只不过是花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来追求也许仅仅是满足其闲情逸致的好奇心的人来说，这样的奖赏实在是太高了。”

我也出席了普林斯顿的研讨会，看到思成很健康，情绪高涨。他在美国期间所得到的肯定使他热血沸腾。

就在我离开中国前夕，我从南京赶往北京去和徽因、孩子们、老金和其他朋友们话别。我能给思成带来的是使他安心的消息。在他从未见到过的清华园住宅里，徽因的卧室充满阳光，里面放着柔软的弹簧床，浴缸还装有冷热水管道。亲爱的朋友们近在咫尺，“家庭聚会已从昆明移到了清华。”

其他的消息就不那么好了。通货膨胀已到了吓人的程度，要维持日常生活就得卖掉一些贵重物品来买食品，而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内战形势很糟。

他在普林斯顿忙碌一阵以后，又花了几个星期来结束在耶鲁的事务和往返纽约参加联合国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来到剑桥，和我们度过一些时光。他告诉我们说，不管内战结局如何，他都想呆在北京。他的专业生涯使他对政治的兴趣和经验都很少。他自己对共产党人没有什么了解。但就像许多在蒋政权下受尽敲诈勒索和贪污腐化之苦的同胞一样，他很难相信事情还会变得更糟。

在他的日程上，返回中国之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完成他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稿，他要求我帮助他。我们当时和以后在一起工作了好几天，为英文稿做编辑和改写工作并准备它的定稿。我得写询问信，找一家合适的出版社。同时按照我们的计划，他还对文稿进行核校并加写一些章节，使手稿达到出版前的定稿要求。

就在此时，思成出其不意地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电报。徽因的肺结核病情急剧恶化，正在考虑给她动手术，思成必须参加做决定。对思成来说，他在美国的事情没有一样比他尽快回到徽因身边更为重要了。幸好耶鲁大学的课程已经结束。联合国咨询委员会的会议还在继续，但思成能做的事已经做了，他所赞成的尼迈亚方案似乎正在获得多数支持。他给清华买好的书也已经安排了船运。亲友们都来帮他收拾个人的行装。他的行李中许多都是给家人的小礼品。帮助他在纽约作最后的购物的斯但因夫妇颇为他对小玩艺的爱好而吃惊，或者如思成所说，那是可以让在中国的接受者们惊喜的“美国先进技术”。至于在他走后处理未了事宜，他全都托付给我了。

他从纽黑文带来了他书里要用的图片和照片，交给我照管。至于我们搞好的手稿，他决定带走。他说，两个星期横跨太平洋的海上航行是完成它的最好时机，他答应很快把它邮寄回来。他和我都没有想到要给我留一份随手可得的复印件。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但那毕竟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把厚厚的一包插图存在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但那文字稿从此就没有回到我这里来过。

当他匆忙地来向我们道别时，我们像老朋友常做的那样谈论着重逢。然而我们全明白我们四个人再要聚到一起是不大可能了。想到此处，我迫切希望从思成口中了解关于思成和徽因生活经历中不是我们四个人所共享的部分，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直觉地感到，重温早年的经历会减轻那使我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刻变得阴沉的即将离别的失落感。他有礼貌地同意了我按照这个路子采访他并记录他的回答。采访本应持续一整天或者最好是一个星期，但我们只有几个小时——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他的回忆不仅使我，也使他陶醉。多年以后，这次采访的记录为本书提供了最初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