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成的父亲从地球的另一面继续给他的新婚儿子以父亲的指导。他掌握了订婚和结婚的中国一端的仪式。现在他正在为他们取道欧洲回来安排归程（注1）。他反对他们取道西伯利亚回来，因为俄国是“野蛮的和残破的”。在进出俄国的时候都可能出意外。“游历南欧是主要的目标，而从那里去莫斯科转乘火车回家是非常不划算的……我替你们拟了一个计划。”他的计划很具体。他们要从加拿大到美国，然后就到瑞典和挪威，因为斯堪的纳维亚有很具特色和有意思的现代建筑，然后到德国去看古代城市和莱茵的堡垒，然后再到瑞士去看自然美景，然后到意大利。在意大利要呆得长一些，以便彻底了解文艺复兴的妙处。最后他们要在马赛上岸回国。事后他又想起，“到西班牙去一趟也是不错的。刘景凯（注2）在那里当大使，能够照顾你们。你们也可以到土耳其去看伊斯兰建筑。如果你们真的去了，要替我观察一下那里革命后的政治。（他没有提到伦敦或巴黎。）

过了几个星期他又写信给思成，说了一些进一步的想法（注3）：“如果你们想从西伯利亚回来好省点钱，一定要让我知道，我可以帮你们作些安排。你们到欧洲以后，我希望你们做详细的日记。如果它有文学价值，我将把它编辑出版。随信寄去十二张我的名片，你们到各个使馆去的时候可以用得着。”

在这封信之后，父亲和新婚夫妇之间的通讯由于他不写信而中断了两个月。他的健康状况突然下降了。然而在四月间写的一封长信（注4）中他对他们说：“我的身体好多了。半个月以前我在协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输了血，验血正常。”

结婚仪式后的两个月的间隔，足够使大姐和思成自己的叙述用慢船邮递到中国寄给父亲。他写道，“家里的长子已完成了这一重大的仪式。你可以想象老人们该有多高兴。特别使我欢喜的是，我一向偏向女孩，而现在有了一个和自己的女儿一样亲的儿媳。我想给你们计划一下未来，但要你们知道其中的困难。即使你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别灰心丧气，这还不是人生中最可怕的敌人，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来压倒我们。”

思成自己前几年的学习当然已经使他产生了他自己的目标。他显然已经向他的父亲提过，他想研究“中国宫殿”的历史。梁启超认真地考虑了，但是并不太热心。他认为“百分之九十的古代建筑已经被毁”，而目前情况又使得野外考察成为不可能。但他又告诉他的儿子，他从文学中得到了一些有关中国建筑的有趣想法，“也许你能对我给你的例子进行研究。”

给了这种暗示性的鼓励以后，思成的父亲又叫他转向他的第二项专业——中国美术史。说到这里他变得十分热心。他把各种画派分析了一遍，详细地叙述了许多位画家的性格和脾气，以及他们的历史背景，安排他儿子去参观和研究他有特殊关系的私人藏画。

在信的最后一段，父亲的全能全智的忠告让位于对爱和关心的诉求。“你们的信实在太少。老人都爱他们的孩子。在康复期中最大的快慰是收到你们的信。我真的希望你能经常告诉我你们在旅行中看到些什么（即使是明信片也好），这样我躺在床上也能旅行了。我尤其希望我的新女儿能写信给我。（注5）”

病人的这种舔犊之情在他此后不久写给大女儿的一封很亲密的信中有所表露。（注6）他对她抱怨思成对于他几个月来指导他就业的信没有反应，“他的信本来就少，而对这件事更是一字未提。可能我不管给他做什么样的安排他都不会同意。我感觉我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和爱。在这些方面，他实在是还太年轻和太不懂事。”

实际上，思成已经27岁，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四年的专门教育，而且已经结婚。那四年他是在远离他父亲的地方度过的，在那里他每天都要作出没人帮忙的决定。他的美国同学的家里同大学一样，都期望他们能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思成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从小就懂得尽孝道是做儿子的根本义务，而且他也无疑地热爱和崇敬着他那杰出的父亲。然而他已经不是那个四年前离开他父亲的四合院时的年轻而不懂事的孩子了。梁启超为他儿子对他的指导明显的无动于衷很是恼火，但思成很可能感到在他能够面对面和他父亲谈话之前，保持沉默要比通过邮件进行辩论要更好些。

同时，对这一切全然蒙在鼓里的梁启超，已经运用他的影响说动清华大学考虑（不太情愿地）给思成一个教席（建筑学？）以及一个教绘画的位置。然而，到四月份，另一个可能性引起了他的注意，而做父亲的很快就认识了它的优点。沈阳（奉天）的国立东北大学要成立建筑系，工程学院院长要宾大建筑系出色的毕业生杨廷宝来当系主任。杨廷宝是梁思成的同窗好友，却已接受了上海一家建筑公司的聘请。他推荐梁思成，认为他是唯一合适的人选。知道思成夫妇还在欧洲旅行，他答应院长去和梁启超商量一下。

梁启超立刻替他儿子采取了行动。5月13日，当那度蜜月的人们还在欧洲、几个星期以后才能回家的时候，他在给他大女儿的一封信（注7）中写道：“思成的工作问题已经解决。东北大学和清华都答应给他工作职务。东北大学更好一些，因为在那里开创一个建筑师事业的前景很好。他可以在那里组织一个公司，从小开始，慢慢做大。因此在他回答之前，我就替他作主了，拒绝了清华的聘请，接受了东北大学的职位。”

与此同时，那年轻的一对度蜜月到了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连袂访问欧洲大陆。就和一代代美国建筑系的年轻毕业生一样，他们从一地赶到另一地，想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一切他们学过的东西都看到。他们本来计划在欧洲度过整个夏天，可是家里发来的一封紧急电报缩短了他们的计划。

他们原以为要到他们所熟悉的清华大学去教书了。当时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通讯是如此之慢，而新婚夫妇又是如此经常地在移动之中。梁思成在一切都已决定以后一个月才知道他的工作变动。他父亲在6月9日收到他一封电报，问他在清华将教什么课（注8）。他父亲回答说，“和东北大学的商谈已到了最后阶段。对你的前途来说这是一个更好的职位。只是参考书要比清华少些。东北大学是真需要你而清华还在犹豫，因此我已让校长撤回他的建议。”然而，他又说，最近沈阳的炸弹爆炸事件造成那里的局势混乱，大学在新的学期是否真能开学还不清楚。他让思成8月以前回来。到6月19日（注9）他又认定，尽管满州局势危急，但东北大学将不会受到影响，他写信给大姐说他已替思成订了月薪265元的合同，这使他成为那里薪金最高的教职员之一。

同时，躺在天津家中病床上的梁启超又在操心年轻夫妇回来时将会面临的儒家义务了。他们将必须完成向祖先的祭告仪式，这最少也得8到10天做准备。此外他们还必须到北京去祭扫祖先的坟墓。要完成这些做子孙的义务，时间真是太短。使徽因也能尽其孝道的福建之行看来只能推迟到寒假了（注10）。

比预定时间提前到家的紧迫性决定了旅行的方式。思成夫妇决定去莫斯科搭乘西伯利亚大铁道火车，尽管父亲不喜欢“野蛮的、残破的俄国”。这一选择导致了和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的不期而又快乐的相遇，他们是查理斯和蒙德里卡·查尔德，他们成了长途火车旅行中的好旅伴。查理斯在1980年应我的要求写成的对这一段往事的回忆，生动地记述了思成夫妇回国的经过。

“人的一生中有时候有些具有神奇性质（某种不会重复产生的东西）的片断或插曲。我们同梁氏夫妇短暂而热烈的友谊就具有这种性质——一扇敞开的通向共同憧憬的大门。

“1928年初夏的一天，费迪和我坐上一列西伯利亚大铁道的火车，从莫斯科缓缓东行，车子不时停下来上水或装木头燃料。在车子停站的时候，人们都跑到站台上去，走上走下地乱转，同当地人换东西吃或者泡茶。

“在这些粗鲁的、发臭的旅客群中，这一对迷人的年轻夫妇显得特别醒目，就像粪堆上飞着一对花蝴蝶一样。除了那自然的沉默寡言以外，在我们看来他们好像反映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光辉和热情。在这种相互愉悦的心情驱动下，我们几乎立即投入了热烈的谈话——在他们是因为，他们向我们解释说，他们是满载着美国的体验回国去，急于要把它们付诸实践；而在我们则是因为我们刚开始投入到一次通向其艺术和哲学久已深深吸引我们两人的地区的伟大旅行。今天回顾起来，火车旅行生活的单调以及同其他旅客交谈的语言障碍显然也促进了友谊。

“但是谁能‘说清楚’爱？它就这么来了——我们相互陪伴时感到欢喜并且发现彼此间很容易亲密地找到共同的观念、计划和志向。

“火车颠簸前行，经过鄂姆斯克、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贝加尔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站头，最后到达了和中国中东路的接轨站，我们四个人在这里登上向东南穿过满洲的火车，经过哈尔滨、沈阳，到达黄海边的大连。

“我们在沈阳停下来，对一座沿大街布置着石刻人像的古老大图书馆作了礼节性的拜访。思成的父亲在那里有熟人，当我们走过毛笔书法和绘画的珍藏精品展览时，梁这个姓氏产生了巨大的奇迹，引来无数的打躬作揖。

“从大连我们登上了一艘日本轮船横跨直隶湾驶往大沽口，天津的外港。然后又在黄昏和瓢泼大雨中从天津登上一列又慢又漏的火车前往北京。车顶上坐满了乘白车的旅客。尽管如此，雨水还是漏进来，落到我们用报纸折成的帽子上，落到立在座位靠背上点着的蜡烛上。我们就这样到了北京，一个鼻孔里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个鼻孔里是粪臭，混合着人力车夫和乞丐的叫喊声，在吵吵嚷嚷中把我们迎到了这座我们梦寐以求的城市。

“……在北京梁氏夫妇成了我们忠实的导游。从景山到天坛，从玉泉塔到元代土城，到香山，参观了各种饭店，戏院，街市，商店，送葬行列，甚至到了老梁先生的有围墙的私家花园，到了有许多叔叔阿姨参加的在一系列有着各种笼养小鸟、夏日花卉、水池、树木的天井里举行的豪华宴会，到了紫禁城里无穷无尽的房间和庭院。一切都是免费提供的，一切都点缀着热切和殷勤的气氛。

“那些在北海、孔庙以及其他圣地残存的辉煌中进行的委婉的谈话，加强了友情的体验并使之更加难忘。在这些谈话中大家渐渐明白，他们的回家已经成为一种震惊和失望。他们说，明显的是，不管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要找到一种办法以便有益于那些年里混乱和变化中的祖国或给予实质性的影响，都是特别困难，或许是不可能的。由于要和官僚作风和漠然态度迎面相撞，在戏剧领域和建筑方面的新旧融合问题似乎难于克服。然而口号仍旧是‘坚持！坚持！’

“有时那种玩世不恭和遭受挫折的感觉会冒出来。在这种时候我们就坚持认为，尽管有我们自己的怀疑和无知，这终究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从长远来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尽管如此，显然我们的朋友在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对里普·凡文克尔（注11）。他们回到了一个忽然间变得不熟悉而混乱的中国；然而他们还是决心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把他们新的技能和创造力贡献给杂乱无章的环境。他们有充满田园诗般的憧憬的时刻，其余的则让位于怀疑。

“菲莉思是感情充沛、坚强有力、惹人注目和爱开玩笑的。她疯狂地喜欢梅兰芳，因为梅兰芳在她在场时从来不敢坐下；她为能把传统戏剧带进二十世纪的节奏的前景而欢喜。思成则是斯文、富于幽默感和愉快的，对于古代公共建筑、桥梁、城墙、商店和民居的任其损坏或被破坏深恶痛绝。他们两人合在一起形成完美的组合……一种气质和技巧的平衡，即使在其早期阶段的产出也要比它的组成部分的总和大得多——一种罕有的产生奇迹的配合。

“在那军阀土匪当道的混乱年代，在我们看来，即使以他们的才能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似乎他们也将在中国社会的大旋涡中消逝得无影无踪。就在他们传奇故事的这一段，我们必须离开到京都去，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在此同时，那高兴的父亲把长期离家的思成和徽因归来的消息告诉不在家的孩子们（注12）。

“新人到家以来，全家真是喜气洋溢。初到那天看见思成那种风尘憔悴之色，面庞黑瘦，头筋涨起，我很有几分不高兴。这几天将养转来，很是雄姿英发的样子，令我越看越爱。看来他们夫妇体质都不算弱，几年来的忧虑，现在算放心了。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

父亲的病已经十分严重，这一点似乎还没有被全家人认识到。他一辈子都很健康，历来都是家里无可争辩的主人，负责作出一切重要的决定。正因为他意识到全家都依靠着他，他就向他们隐瞒了1928年早春他发现尿中有血的事实。但他自己是认识到其中的危险的。他去进行检查的北京德国医院告诉他说他们没有发现恶性变化。出院以后他就用中药治病，可是没有什么结果。然后他就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诊治，经过几天的化验，诊断出一个肾有病变。1928年3月16日，他动了手术，切除了有病的肾。然而，他的尿中继续有血。医生们命令他休息，说出血是由于他操劳过度。他们唯一的治疗就是每过两三个月给他输一次血。

手术是在思成和徽因还在欧洲旅行的时候进行的。父亲4月26日的信，叙述了两个星期前输血之后他的健康“大有进步”，看来主要意图是要他们相信一切都没问题。这只是在他习惯性的慈父的忠告和对思成事业前途的不断寻求的小小中断。

即使在新婚夫妇于夏末回家以后，重逢的喜悦和迁往满洲的匆忙准备好像使人们想不到父亲的生命已近终结。他照常进行研究和写作，但到11月12日他已不能坐起来伏案工作了。他卧床不起，于1929年1月19日去世（注13）。

著名学者梁启超于55岁的英年早逝不仅对于他的毫无心理准备的家庭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而且对于他的同侪和追随者，以及他的著作的无数读者都是一个巨大损失。他的长子思成担负起了新的职责，为公众写出了关于他那显赫的父亲一生最后几个月、几个星期、几天的记述。它在梁逝世后两天登载在主要报纸大公报上（注14）。它的第一句话——“我父亲一向非常健康，很少生病。”——有着他当时还意识不到的悲凉味道。

四十年后，1971年，他从他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成“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以下一点也可能是重要的：1928年11月，即给梁启超做手术后九个月和他死之前六个星期，刘博士辞去了在协和医学院的外科医生职务，到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去当政务次长了。关于这一往南京的调动，霍华德·l·布尔曼编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注15）是这样解释的：刘博士认为并且教导说，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他用他三十三年的余生致力于奠定全国卫生服务网的基础。

注1《年谱》，1927年12月18日。

注2刘景凯系音译——译者著。

注3《年谱》，1928年2月12日。

注4《年谱》，758页，第一段引文出自1928年4月26日的信。

注5《年谱》，760页，最后一段引文出自1928年4月l6日的信。

注6《年谱》，761页，5月4日。

注7《年谱》，762页。

注8《年谱》，6月10日，763页。

注9《年谱》，765页。

注10《年谱》，5月13日，762页。

注11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作品《见闻杂记》中的主人公。喻指和时代和环境格格不入的人。——译者注

注12《年谱》，8月28日，768页。

注13《年谱》，770页。

注14《年谱》，1929年1月21日，729页。

注15第二卷，4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