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两个孩子和外婆，徽因在1940年11月底坐卡车离开了昆明，车上还有另外的三十一个人，年龄从七十岁一直到襁褓中的婴儿。每家都得到一份可怜的行李津贴。他们坐在敞篷卡车上采取“骑马蹲档式”，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那是当时中国普遍的交通方式。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装载着老的少的在仲冬天气越过大山”。走的那天思成忽然发烧了，只好被留在昆明，他在三个星期后到达。

“到达后不久，”他写道，“我就到重庆去为营造学社筹点款，然后徽因就病倒了，一直卧床，到现在已有三个月。3月14日（1941年），她的小弟弟林恒，就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时叫三爷的那个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了。我只好到成都去给他料理后事，直到4月14日才到家，我发现徽因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诉我的要厉害得多。尽管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悲惨的消息。”

在同一个信封里有徽因的一个字条：“我的小弟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在击落一架日寇飞机以后，可怜的孩子，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落牺牲了。”

老金信中关于他是这样写的：“从开战以来他就随学校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他1939年夏天到了昆明，1940年春天可以说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同班一百多学员中名列第二。在短短的几年中，他已成为一个老练的飞行员，一个空军驾驶员。他得到了他自己选择的专业，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是死得其所。”

徽因对她弟弟的悼念和她为其他八个“兄弟”（在晃县认识的年轻学员）阵亡的伤痛结合在一起。三年后她写了一首诗：

哭三弟恒

——三十年空战阵亡（注1）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辗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我当时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鸵！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想望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33年（注2）李庄。

在从重庆和成都回来以后，思成以新的热情投入了学术工作。他现在有了教育部的资助，他在没有被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赶上之前，不仅可以供养自己的家庭，还能够支付刘敦桢和几个年轻工作人员的薪水。最近的野外考察尽管困难重重，但也提醒他，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研究工作要做。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及其中英文的非常重要的藏书成为李庄研究人员攻读的重点。在相关领域中思成都有能理解他的工作的同事。他的弟弟、出色的考古学家思永全家都迁来此地，李济和别的老朋友也在，虽说他们搞的是自己的调查研究，可是和思成的工作也有关系。

除了安排好家务事以外，思成从那很完善的图书馆里带回徽因能躺在床上看的书籍，恢复了她学术研究的兴趣。他想要研究他在考察旅行中发现的汉代岩墓，她可以在深入研究汉代历史方面帮助他。他给我写信说：

“徽因对于你在汉墓结合其拓片方面的研究极感兴趣。或许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她自己也探索过汉代历史。她曾私下非常勤奋地熟识了汉代的著名人物，帝王和王后，将军和大臣，他们的宠幸和敌人，她谈到他们时简直就和谈论隔壁最好的朋友一样！这还不算，她把他们的习惯、服装、建筑至脾气秉性都联系在一起。如果她照现在的速度搞下去，她将会成为在汉朝研究方面特别有学问的年轻女子。就是现在，她还能有声有色地详细讲述西汉大部分历史人物的故事。

“她计划从汉代历史中给你抄一张有关描述实际生活的壁画的摘录。看起来汉朝人特别喜欢在墙上或隔板上画画，她对此做了很多记录。她甚至认为汉朝人画画的本领比我们在那个时期的石刻上或浮雕上见到的还要大。把图画刻在石头上有时候必须采用建筑上的表现手法，人显得胖，风度不那么优美，特别是在那些浅浮雕上。从你的一些拓片复制品上我们可以看到描写动态的马和狗的漂亮的单线图。试想一下假定这些线条用毛笔画在汉代历史上出现过的宫殿的墙上，我们将会看到什么景象。”

就在这个时候，出于巧合，梁氏夫妇收到了我首次出版的著作。这是关于山东省武氏墓地汉代浮雕的一本书，1934年我曾对该墓地进行了访问。我关于把散落的石块加以整理的设想最后产生了重建那三座祠堂的建议。

思成对于我寄给他的版本的反应使我很受感动。

“它使我感到格外有兴趣，因为我不仅是如我原来想象的在处理你在搞的一些图片，而是你已对研究汉代建筑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这不仅是处理武梁祠材料的新方法，而且对于汉代墓葬遗存的概念也提出了新观点……对于你在取得必要的材料、参考物和你的计划得以实现及无可争辩的手段上的彻底性和耐心我非常赞赏……你使我们突然意识到，在佛教传人之前的中国，这类为追念死者所建的小祠堂，就是当时宗教观念的体现。在这个观念中，宇宙、方向、道德（过去所作出的许多好事情）、祖先崇拜（一系列过去的帝王）、战功（战斗场面）、五行观念、对学习的喜爱、对高官的尊崇，等等，全部和生死、幸福生活和传宗接代的观念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的混合物就是现在在中国也还是基本的宗教信仰，因此当时必定是整个的宗教。这佯的一个小小的祠堂所说明的居然能比许多页历史书所能叙述的还要多，真是令人惊异。徽因认为它的意义比我想像的还要大（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论点）。——【徽因自己在这里加了一行】‘一个没有主神、没有死者十分重要的画像或塑像的小祠堂，却有着人类基本要素和德行有节责地融成的浑然整体。’

“眼下你的文章已借给中央研究院许多要求读它的朋友了。李济看了很感兴趣，想要读它。董作宾，他自己曾企图借助于火柴盒从一套拓片重建一个墓室而最后认为徒劳无功而放弃了，对你的坚韧和成功称羡不已。”

思成在信中说，李庄的生活“是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象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昆明的气候和景色非常可爱，使我们很喜欢。四川就很糟糕。我们居于长江上游一条不太吸引人的支流旁。南迁以来，我的办公室人员增加了一倍，而我又能筹集到比过去两年中所得到的还要多的资金。我的薪水只够我家吃的，但我们为能过这样的好日子而很满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李庄来信所反映的比它字面上所讲述的多得多。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的、发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的包过肉或菜的。有时候也有朋友给的宝贵的蓝色信纸。但共同的是每一小块空间都使用了。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了。而那仍在使用的信封上贴的邮票的数目使人懂得，当时即便不出中国，通信有多贵——因此也有多仓促。这也说明为什么一个信封里常常装着多日以来为邮资的一次大挥霍积下的好几封信。

教育部——也许是中央研究院——可能希望李庄成为学者们不受战争干扰进行工作的避风港。徽因在1941年8月的信中作了辛辣的评述：

“即使我几乎是100%的肯定日寇决不会把炸弹扔到这偏远的小城镇李庄来，可是那一个小时前就在我们头顶上以那种无可名状的轰鸣声飞过的27架飞机仍然使我起鸡皮疙瘩——一种害怕在任何时候可能被击中的奇怪感觉。它们向上游飞去了，轰炸了什么地方，或许是宜宾，现在正以那种威胁的轰鸣声和致命的目的性从我们的头上缓缓飞过。我要说的是这使我感到恶心，然后我意识到我已经病得很厉害，而这不过是让我一时间里病得更厉害，体温有些微升高，心脏不适而心跳加速。在今天中国的任何地方，没有一个人能够远离战争。我们和它联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管我们是否实际参加打仗。”

他们现在“幸运地有了一个又好又忠实、年轻而又好脾气的农村女仆”。她唯一的缺点是精力过于旺盛。“如果在五口之家中只有七个旧枕头套和差不多同等数目大小和质地不同的被单，而街上白布又是和金叶一样地不可能买到，你就不会喜欢为一半的被单和两个枕套在一次认真的洗涤以后成了碎片而感到惊讶。你也不会喜欢看到每次洗涤后一半的衬衫扣子都从衬衫前片上搭拉下来而旧衬衫洗完后就烂得不成样子。现在任何一件衬衫都要值四十元甚至更多。对于食物和落入这个女仆手中的器皿也是同样。当然我们尽量使用不碎的，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是不碎的，而一切都是那么昂贵或是无法替换的。

“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呆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

老金在信的最后也写下了他的表白：“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但思成（一如既往地靠他的钢背心支撑）在这一页下边加注说，“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七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

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总部是一座简单的l形平房农舍，它的长臂是南北走向。这一臂的一侧从南到北是一个打通的工作间，备有供画草图和写作用的粗糙桌凳。对面是女仆的房间、储藏室和三个初级研究人员的卧室排成一行。走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就是向东延伸的l形的短臂。一穿过走廊就是两间卧室，一间是外婆和宝宝的卧室，另一间是儿子的。再过去就是梁氏夫妇的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书房，这就是短臂的全部了。他们的房子是朝南的，窗外是浓荫覆盖的、赏心悦目的一个院子。徽因的帆布床就安在这间房里（大家睡的则是光板和竹席）。对面，在l形长臂的西边，是一处更大的天井，大部分是参天的樟树，点缀着小丛的香蕉林。在院落中还散落着一些小平房，一间做厨房，远些的一间是食堂，留出些地方给莫宗江睡觉，最远的一处则是户外厕所。

工作间的布置和装修是沿着当年工作间在北京皇官院里的时候策划的营造学社正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刘敦桢安家的地方离得不远。思成多年的初级助手莫宗江、刘致平和陈明达都可随叫随到。思成写信来说，他“这些日子就想写出一本可推广的‘中国建筑史’。老金1941年11月底从李庄发出的一封开玩笑的信件顺便暗示了思成已经开始着手搞他设想中的这部历史：“他仍然和过去一样，在上班之前和之后遛遛达达，而上班时他的主要工作则又要写中国建筑简史又要管理研究所的财务。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有些不同寻常：他要烤面包、砌炉灶、秤煤和做各种家务事，如果他有一天忽然光身一人被扔到美国去，他的日子会过得不错，也许比现在还要好，就跟着美国人的样子做个洗衣工。”

至于徽因，老金报告说，“她是全身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刻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至于他自己，那个逻辑学家，他对待通货膨胀有一个哲学家的观点。“在这困难的年月里，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它们的现金价值是如此惊人，人们就会觉得自己已很富有；同时人们一定尽可能不要去想那些必须购买的东西。”

注1指公元1941年，——译者注

注233年指公元1944年。全诗原续1948年5月《文学杂志》2卷12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