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明鉴。依卑臣看来，真正的问题是大臣太守旧。他们为什么守旧？因为制度害了他们。中国的人才政策是八股取士，学作八股文的，不看秦汉以后的书，不知道世界大势，只要进考场会考试，就可以做上官、做上大官。这些人读书而不明理，跟不上时代却又毫不自知，所以只能误国，不能救国。为今之道，根本上，要从废除八股取士等错误的制度开始；而救急之术，要请皇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因为任何良法美意，一交大臣去商议，就全给毁了。大臣太守旧，不能推行变法维新怎么办？皇上可破格提用小臣，以小臣代大臣用，国家自然就有朝气，局面很快就会焕然一新了。小臣只愿为国家做事，不必加其官，但要委以事，不黜革大臣而耀升小臣，渐渐完成新旧交替，这样子变法维新，掣肘的力量就可以降到最低了。”

这次召见，时间很长，皇帝大概知道这种召见的情况也很难得、也不宜多，所以一谈就谈了两小时。康有为告退后，皇帝颁发新职，名义是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是相当于外交部的中级官员名义，官位不大，因为大官的任免，都要西太后说了算的，这样由皇帝赏个小官，自可免得刺眼。但是，五天后就给了康有为一个“特权”——使他可以“专折奏事”，不必再经过其他大臣之手，就可直达天听。——康有为从十年前第一次上书给皇帝起，一次又一次，费尽千辛万苦，找尽大臣门路，都难以下情上达。可是十年下来，他终于建立了直达的渠道。他要说什么、想说什么、有什么好意见，总算不必求人代递、被人拦截了。而他倾诉的对象、条陈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高高在上的当今圣上。一种得君行道的快感，使康有为充满了希望。现在，他四十一岁了，他甘愿做一名小臣，在皇帝身旁为国献策。召见以后，他又陆续呈送了他著的《日本变法考》、《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加深皇帝从世界眼光来看中国的水平，这是一种横向的努力；相对的，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则是一种纵向的努力。他用庞大的证据、深厚的学问，说明中国人信奉的孔子，其实正是主张改革的人，抓住孔子做挡箭牌，守旧分子要反对，也反对不来了。十年来，康有为在纵横两方面的努力，如今都到了最后考验的关口，他感到无比的欣慰、兴奋与自信。

皇帝在召见康有为后的第七天，就先下诏废除了八股取士制度。接着，在康有为的筹划下，小臣们一个个被重用了。召见以后不到三个月，皇帝下了命令，给四个小臣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军机章京是军机处中四品官以下的官，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军机处的首领是军机大臣，都是三品以上的官，都被西太后扣得紧紧的，皇帝无法说了算，只能自己任命四个章京来分军机大臣的权，把他们特加卿的头衔，点名参预新政，这种安排，是很费苦心的。四个章京中，小臣杨锐、小臣刘光第是张之洞的学生，小臣林旭是康有为的学生。他们三个人，都参加过康有为召开的保国会，很早便与康有为认识了。可是最后一位小臣，不但没参加保国会、也没参加强学会。就跟康有为的关系来说，是后起之秀。这个人籍贯湖南浏阳，生在北京，三十三岁，身分是江苏候补知府；他的父亲是湖北巡抚，这位巡抚是翁同龢朋友，翁同龢见过老友此子，在日记中写道：“……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桀傲者也。”可见他的气派。军机章京在皇宫里分成两班，这个人分到与刘光第一班。第一天上班，他“桀傲”地走进了内廷外面，御史问他、太监们问他，他一言不发，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了三个大字——“谭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