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桂文亚

她赤足盘坐在小房间的地毯上。

浅棕色脸庞垂着两根麻花辫，闪动一双大黑眼。“我的写作，完全是游于艺。是玩，就是玩，写完了，我的事情也了结了。我从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读者，也很少想到稿费，但是，文章登出来，看排版铅字，是一种快乐。”三毛，异乡的流浪者，仆仆风尘地回来了。

这晚，她穿着白色麻纱缀花上衣，蓝色牛仔裤，手腕上套着一对凹凸雕刻的银镯，比起照片，本人更显得慧黠、灵秀。

“我最喜欢做印地安人。”她笑着说。

肤色、装扮，的确使她像个印地安少女，然而，举止神态，又有一股形容不出的吉普赛。

她原本不打算回来。原因是情绪上好不容易安定住，马上又换环境，难免会很激动，另方面，也恐怕把撒哈拉沙漠里培养出来的清朗性情，搅混了。

毕竟，还是回来了。其中一个实际理由是：暂别荷西，可以减少他失业后的心理和经济负担。

撒哈拉沙漠是世界最大的沙漠，总面积八百万平方公里，西属撒哈拉是其中一部份，占地二十六万六千平方公里。

摩洛哥和茅利塔里亚瓜分西属撒哈拉以前，它是西班牙的一省，位于非洲西北海岸，摩洛哥之南，东北与阿尔及利亚一部分接壤。人口包括阿拉伯、北非回教土人Ｂｅｒｂｅｒ和西班牙人。

这片仅有七万人的大漠，终年乏雨，黄沙漫漫，深沉而犷伟。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子，跋涉万里关山。生活在那样艰巨的环境里，不能不说是奇异而勇敢的抉择。《白手成家》一文里，她提到过：“不记得那一年，我无意间翻到一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那期书里，正好介绍撒哈拉沙漠。我只看了一遍，我不能解择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就莫名其妙，毫无保留的交给了那一片陌生的天地。”

那时候，她就想，如果去，自己很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个踏上撒哈拉土地的女孩子。

“我当时的一大愿望是横渡撒哈拉。可是，一旦面对它，我才发现，这样的想法很天真。”

她形容刚去沙漠的感觉，是一种极度的“文化惊骇”。她不能说他们落后，因为落后是比较，但对于那样的生活方式，的确非常吃惊，甚至带着点后悔。

三个月后，她与荷西结婚了，还是决定留下来。“好奇心上，当然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因为，所看的一切都是自己从来不知道的——大地的本身，就把你带入一个异境里。不过，心情却极端苦闷。”

她发现自己退步很多，荷西下班回来，不是说：早上水停了，去隔壁提水，就是买了便宜的西瓜，东西又涨价了。生活上最起码的欠缺，造成了情趣的枯竭。

“为了补救，我们买了很多有关已婚妇女的心理学书籍——的确，很多心理上的问题都发生在自己身上。”感情适应上的困难，使她一度想与荷西分开。

“不是吵架，”她说：“是对婚姻生活的失望，而这种失望是我造成的。荷西要娶的我，绝不是那时候的我。当时的情况，几乎陷入绝境。”

荷西上班了，她被封闭在家里，热风似火般燃烧，邻居们无话可谈。

“我非常苦，非常寂寞，甚至发生这样孩子气的事：荷西上班，我把门一挡，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说：‘荷西，你不许去，你一定不许去，你去，我就拿刀杀你！’”然后，她笑起来了，露出参差可爱的牙齿。

荷西还是走了。她只有呆坐地上，面对干秃秃，没有糊水泥的墙。

长期观察一种风俗之后，和做游客的心情不一样了。她细细想，一个一个想，生活里的枝枝叶叶，之后，提起已经停了十年的笔，写下沙漠生活中第一个故事：《中国饭店》。

十年前，二十三岁，正确一点推算，她十四、五岁即以“陈平”的本名投搞。作品不多，零零散散的短篇和散文，分别发表在《现代文学》、《皇冠》、《幼狮文艺》、《中央副刊》和《人间副刊》。

严格说起来，它们苍白、忧郁、迷惘，充满了对生命、真理固执的探索，而撒哈拉的一系列故事，健康、豁达、洒脱不羁。

“出国以后，我就没有再接触过诗、书和文学了。等《中国饭店》写出来以后，一看，我就说，这不是文学。跟我以前的作品完全不一样。

“我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我变了，我所写的，不再是我过去关心的人生，现在所写的，都是我的生活，技巧上不成熟，只是平铺直叙述说生活。”

只是，笔也再没有停下。

生活，是一种更真实。

她想起在文化学院选读的哲学课程。

“哲学并没有使我找到生命的答案，我唯一学到的是分析。研究哲学，对我是一种浪漫的选择，当初以为它能解释很多疑惑，事实上，学者的经验并不能成为我的经验。”

她换了一个坐姿，抱着膝盖沉思。深蓝几何图案的地毯上，搁着烟缸、茶杯。书桌一角的台灯，洒下柔和宁静的亮光。

“我只能说，生活把我教育出来了，哲学是基础，人生，根本不能问。”

沙漠给了她答案。定下来后，几乎抛弃了过去的一切。她开始对四邻产生关切：“以前的好奇还是有距离的。好奇的时候，我对他们的无知完全没有同情心，甚至觉得很好，希望永远继续下去，因为对一个观光客来说，愈原始愈有‘看’的价值。但是，后来他们打成一片，他们怎么吃，我就怎么吃，他们怎么住，我就怎么住。”

不会再把邻人送来的骆驼肉偷偷开车到老远扔掉了，对于风俗习惯，也不再是一种好奇的观察。

“我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个性里逐渐掺杂他们的个性。不能理喻的习俗成为自然的事，甚至改善他们的原始也是不必要的。”

在她眼里，他们是很幸福的一群人。

许多沙漠朋友问：“你认为撒哈拉怎么样？”

她反问：“你呢？”

“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她重重的说着“最”，代他们深吸一口气。

“你有没有看过树？有没有看过花？你觉得怎么样？”她又问。

撒哈拉朋友说：“在电影上看过。但是啊，你有没有看过沙漠的星空，我们的星，都像玻璃一样——”

撒哈拉人对这片大漠有着无比的热爱，她住久了，也有同样感觉。“想到中国，我竟觉得那是一个前世，离我是那样远，远可不及。”撒哈拉的家，就此开放了。骆驼肉做菜，也发觉不是那么不可忍受的事了。结交朋友，认识环境，《悬壶济世》和《芳邻》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她告诉我，在沙漠里学到最大一门功课就是“淡泊”。（反过来说也许是“懒散”。）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名，也无所谓利；他们就是沙漠里的一种产物，跟沙漠里的一块石头，一朵仙人掌上的小花一样，属于大自然。”

他们从不抱怨冷，从不抱怨热，也许知道世局，但并不关心；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撒哈拉人，这个世界不会进步，但至少和平。

“更可贵的，他们是非常快乐的民族，可是并不刻意追求；这是最高的境界，也是最低的境界。”

她说，沙漠里，物资的需求几近于零，但仍然有精神生活。他们不一定了解宗教的真正意义，对于回教的“律”却信守不渝。他们也没有看过繁华世界，有水喝，有骆驼肉吃，就很满足了。

“政治意义还是要被瓜分时才恍然觉悟的。他们只知道自己属于沙漠，甚至很有钱的沙漠人到德国留学，回到沙漠后，还跟我说：‘多么快乐，又可以用手抓饭吃了！’”

说这些话时，态度是专注严肃的，但是，她的笑声、手势、连带弹烟灰的姿态，都十分俏皮、坦然，人事风霜的历练，似乎使她反璞归真。

她一直是理想主义者。

“学校并没有给我什么样的教育，而且，我一直希望离家出走，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哲学系三年级，她首次听到一张西班牙古典吉他唱片，非常感动。西班牙的小白房子、毛驴、一望无际的葡萄园，那样粗犷，那样朴质，是她向往中的美丽乐园。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应该到那里看一次，然后把哲学里的苍白去掉。”

终于成行了。

不过，今天的她仍然认为去西班牙是一个浪漫的选择，而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住在马德里大学宿舍里，既不认识什么人，语言也不通，唯一的依靠，就是家信。收不到信，就流泪，收到信，就关起房门不停的写回信。除了读书，她不知道如何建立自己，完全没有计划过日子。

“出国前，我的个性很不开放，始终所想的就是一个人生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那时候常想死，想自杀，但是到了西班牙，看见别人的生活方式，才知道这样也是健康的，并不肤浅。”

听见音乐，他们就在大庭广众下旋舞，毫无顾忌。她想，怎么会这样开放？恐怕自己永远也做不到。日子久了，习惯了，她感染了他们热情的天性，不知不觉融入了自己的血液里。

她庆幸有这样一个宽阔的起步，另方面，又感到前途茫茫。考虑良久，她选择了德国，继续前程。

在萧邦和乔治桑住过的一个岛上做了三个月导游，赚了点旅费，一张机票，她到了德国，进入歌德学院，专攻语文。一天念十六小时的德文，九个月就取得德文教师资格，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成绩，“但也是我留学生活最贫乏的一段。”

她轻轻地笑，抿抿嘴唇：“我一天到晚就在念书，对德国的人和事，完全讲不出来。我认识的德国，就是上学的那条路和几个博物馆、美术馆。”

回想起来，真是很大的损失。她情愿没有拿到什么证书，情愿说不好德文，（她学的德文，有“正统”的柏林口音。）而了解他们的衣食住行。

在德国，也打工。看见广告上征求一个漂亮的日本女孩子，她想，为什么要一个漂亮的日本女孩子？于是寄了十几张彩色照片，竟然很顺利的应征到这份工作。那是第一次为了赚两百美金生活费“抛头露面”，她在一家大百货公司里做蔻蒂化妆品公司的模特儿，卖十天香水。

“第一天简直羞愧得不得了，一点不觉得是一种骄傲，恨不得把自己埋起来。”

在德国，除了看到一些伟大的艺术品，她认为实在没什么可讲的。“对劳苦的大众来说，艺术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国民住宅。”

西班牙两年，德国一年，她又转移目标了。她得到一个伊利诺大学主修陶瓷的机会，提着两口大皮箱，走出芝加哥机场。

一个月后，她谋得职位，在伊利诺大学法律系图书馆负责英美法分类。第一天上班，她就闹了笑话，在两百本书页里盖了两百个错误的图章，日期是：十月三十六日！

美国一年，父母最关心的是她的婚姻——有不少博士找她，但是，她坚持要嫁一个自己所爱的人。

她回家了，在文化学院、政工干校和家专教了两年书，她又想飞了，离开家，继续流浪——短短十年，遍历大半个地球，甚至东德、波兰、南斯拉夫、捷克、丹麦都去过了。不过，她说：“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因为很累，我不爱‘景’，我爱‘人’，这是真的。”

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正是她一系列撒哈拉故事里最吸引人的特色。

“年龄愈大，我愈能同情别人的苦痛，而我的同情不是施舍，施舍就成了同情的罪。”

她清晰的音调急切起来：“我这样想，是因为自己经历过很多苦难，而悲天悯人不是你怜悯他，是他给了你东西，因为怜悯别人，自己才会进步。”

“我也没有真正帮助过什么人，到现在为止，我能做的，都是我愿意做的。”

从撒哈拉回来，为了节省旅费，买的是半价优待的渔民机票。

飞机的行程是非洲——马德里——日内瓦——瑞士——雅典——曼谷——香港——台北，刚开始，渔人羞涩、自卑，不敢跟她打招呼，也不敢说话。

她慢慢和他们交朋友，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可爱的小故事。

有人说，你不要跟渔民一起走，他们素质太差，同行是很辛苦的。她却认为，渔人给了她很多启示和感动。“虽然，我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没有阶级观念的人，可是，你生下来就被定在一个阶级了。要打破这个阶级，可以，要了解这个阶级，就不容易。”她有点感伤。“‘谢谢你’、‘再见’、‘你好’，这些都简单，但是你在这个阶层的时候，绝不会嫁一个阶层比你低的人。”

“在国外，渔人、农民里可以产生诗人、哲学家，而我们的渔人、农民为什么不能产生诗人、哲学家？他们对于自己的本身，有的只是自卑和不满，对他们的孩子，尽可能不要他再下海下田了，这种职业，对他们不是骄傲。”她非常认真：

“我们能不能想办法纠正这个观念，告诉他们，你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和总统一样的了不起！告诉他们，不应该这么自卑，你对社会的贡献，不比别人少！”

她也被瑞士航空公司空中小姐的服务态度感动了。渔人难免脏，难免带点鱼腥味，他们也不知道守秩序；英文、法文、德文，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她们耐心的拿着咖啡和茶比较，让他们选择，一个个的帮他们系好安全带。

因为冷，她向空中小姐要了一床毯子，而拿来的是十五床毯子。渔人以为是台布，统统铺在桌上，空中小姐说，这是盖在身上的，啊，原来是盖的，渔人高兴的盖在身上。“这真是一种了不起的敬业精神，一种伟大的爱心，她们的笑容是那么自然，完全不勉强，”她顿了顿：“真正有智慧的人，一定是仁慈的。他们的教养，出自心底。”

到了香港机场，看见自己中国人的态度，却令人痛心疾首。

渔人要上洗手间，嫌脏，统统不准进。

“一个渔人对我说：‘他不许我大便。’我就说，‘你进去，这是公共洗手间，为什么不许？’”

渔人去了三次，都被拒绝了，只好坐着等，过了两小时，快哭了，又找她诉苦。

“你们有十五个人，可以跟他打呀！”她很愤怒。“这个时候，我就想，自己的同胞为什么不知道爱护自己的同胞呢？难道五千年文化，把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变本加厉了吗？”

她是激动的，而我，竟有无言以对的怆痛。

“在生活上，我是一个赌徒，从小，冰淇淋我是不买的，我一定要打出一个天霸王来，而我发现的一点是，你做的事情，只要尽力去做，就能做到。你要移山，山不过来，你说，过来！它就会过来。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比喻，但是，我始终对自己有着信心。”

她似乎在下结论了：“你要赢得你的人生，你就不能患得患失，是不是能够赢，你尽可去赌，只要不把性命赌掉，可以一赌再赌。

“我的赌，是一个正当的赌，我付出了努力，我不是郎中，也不投机取巧。我的赌，是今天有一毛钱我就打天霸王，没有，我就不能打天霸王。知己知彼，战无不胜。”

在她三分之一人生里，下过多少赌？又赢了多少次？我想起第一次见面时她说：“你的失败，比你的成功，对你更有用！”

“我之所以写作，也只是有感而发。我的文章，也就是我的生活，我最坚持的一点是我不能放弃赤子之心，至于文章的好坏，毫不在意。”

她不愿意广大的读者群渲染她，“做一个特殊的人，是最羞耻的。”

“我是一个像空气一样自由的人，妨碍我心灵自由的时候，绝不妥协。”

眼中的三毛，不只一名大漠侠女，也不仅是环绕在爱情、梦乡与诗情里的白雪公主。我真正的感觉是：这样的朋友，相识恨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