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车子开进校园中去找停车位时，同学阿敏的身影正在一棵树下掠过。我把车子锁好，发足狂奔，开始追人，口里叫着他的名字。追到阿敏时，拍的打他一下，这才一同往教室的方向走去。

上学不过三五次，对于这种学校生活已经着了迷。初上课时以为功课简单，抱着轻敌的自在而去。每周几堂课事实上算不得什么，老师艾琳也是个不逼人的好家伙。可是课后的作业留得那么多，几十页的习题加上一个短篇分析，那不上课的日子就有得忙了。

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很实心的人，文法填充每一条都好好写，里的单字也是查得完全了解才去教室。这样认真的念书，虽然什么目的也没有，还是当它一回事似的在做，做得像真的一样，比较好玩。

我在教室里挂外套，放书籍，再把一大盘各色糖果放在桌上，这才对阿敏说：“刚才停车场边的那只松鼠又出来了，看到没有？”

阿敏听不懂松鼠这个英文字，我就形容给他听：“是一种树林里的小动物，有着长——长——毛——毛的尾巴，它吃东西时，像这样……”说着丢了一颗糖给六十岁的阿敏，接着自己剥一颗，做松鼠吃东西的样子。阿敏就懂了。这时第三个同学走进教室；必然是我们这三个最早到。伊朗女同学一进来就喊：“快点，拿来抄。”我把习题向她一推，她不讲话，口里咬着水果糖，哗哗抄我的作业。

在我们教室的玻璃门上，学校贴了一张醒目的告示，严重警告：“在这个区域里，绝对禁止食物、饮料，更不许抽烟。”

上学的第一天，大家都做到了，除了那个头发上打大蝴蝶结的以色列同学阿雅拉。

阿雅拉念书时含含糊糊的，我问她：“你怎么了？”她把舌头向我一伸，上面一块糖果。我们的老师艾琳在第二节课时，开始斜坐在大家的椭圆形桌子上，手里一罐“七喜汽水”。

当我发现老师的饮料时，心里十分兴奋，从此以后，每次上课都带一大盘糖果。

彩色的东西一进教室，大家都变成了小孩子，在里面挑挑拣拣的，玩得像真的一样。老师对于糖果也有偏爱，上课上到一半，会停，走上来剥一颗红白相间的薄荷糖，再上。于是我们全班念书时口里都是含含糊糊的，可是大家都能懂。

在这个班上，日本女同学是客气的，我供应每天三块美金的甜蜜，她们就来加茶水和纸杯子。这一来教室里每个人都有了各自的茶叶包。老师特别告诉我们，在走廊转角处有个饮水机——热水。就这样，我们在那“绝对不许”的告示下做文盲，包括老师。

在我们的班上，还是有小圈圈的。坐在长桌两端的人，各自讲话。同国籍的，不肯用英文。害羞的根本很安静。男生只有三个，都是女生主动去照顾他们，不然男生不敢吃东西。

我的座位就在桌子的中间，所以左边、右边、对面、旁边的同学，都可以去四面八方的讲话。下了课，在走廊上抽烟时，往往只拉了艾琳，那种时刻，讲的内容就不同。什么亨利·詹姆斯，费滋杰罗，福克纳，海明威……这些作家的东西，只有跟老师谈谈，心里才舒畅。

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先讲十分钟闲话，同时彼此观赏当日衣着，那日穿得特美的同学，就得站起来转一圈，这时大家赞叹一番。衣服看过了，就去弄茶水，如果当日老师又烘了个“香蕉蛋糕”来，还得分纸盘子。等到大家终于把心安定时，才开始轮流做文法句子。万一有一个同学不懂，全班集中精神教这一个。等到好不容易弄懂了，已经可以下课。

第二堂必有一张漫画，影印好了的，分给同学。画是这种的：画着一个人躺在地上死了，旁边警察在交谈。其中一景是个警察的手枪还在冒烟。开枪的警察说：“什么，一个游客？我以为是个恐怖分子呢。”

游客和恐怖分子这两个字发音很接近，就给误打死了，背景是影射苏俄的那种俄式建筑。

同学们看了这张漫画，都会笑一阵。不笑的属于英文特糟的两三个，大家又去把他们教成会笑，这二十分钟又过去了。

接下来一同读个短篇。

我在这短篇上占了大便宜，是因为老师拿来给我们念的故事，我全部念过，虽然如此，绝对不会杀风景，把结局给讲出来，甚而不告诉他人——这种故事我早就看过了。

看故事时大家像演广播剧，每一小段由同学自动读，每个人的了解程度和文学修养在这时一目了然。碰到精彩的时，教室里一片肃静。

这些故事，大半悲剧结束。我们不甘心，要救故事主角。老师说：“文学的结局都是悲的居多，大家不要难过。”

有一天，我们又念着一个故事；书中一对结婚六十年的老夫妇，突然妻子先死了。那个丈夫发了疯，每天在田野里呼叫太太的名字。这样，那老人在乡村与乡村之间流浪了三年，白天吃着他人施舍的食物，晚上睡在稻草堆里。直到一个夜晚，老人清清楚楚看见他的太太站在一棵开满梨花的树下，向他招手。他扑了上去。第二天，村人发现老人跌死在悬崖下。那上面，一树的花，静静的开着。

当我们读完这篇二千字左右的故事时，全班有好一会儿不想讲话。老师等了一下，才说：“悲伤。”我们也不吃糖、也不响、也不回答，各自出神。那十几分钟后，有个同学把书一合，说：“太悲了。不要上了。我回家去。”“别走。”我说：“我们可以来修改结局。”

我开始讲：“那村庄里同时住着一个守寡多年的寡妇，大家却仍叫她马波小姐。这个马波小姐每天晚上在炉火边给她的侄儿打毛衣。在寂静的夜晚，除了风的声音之外，就听见那个疯老头一声一声凄惨的呼唤——马利亚——马利亚——你在那里呀——。这种呼叫持续了一整年。那马波小姐听着听着叹了口气，突然放下编织的毛衣袖子，打开大门，直直的向疯老头走去，上去一把拎住他的耳朵，大声说：“我在这里，不要再叫了，快去洗澡吃饭——你这亲爱的老头，是回家的时候了。”

说完这故事，对面一个女同学丢上来一支铅笔，笑喊着：“坏蛋！坏蛋！你把阿嘉莎·克莉丝蒂里面的马波小姐配给这篇故事的男人了。”

这以后，每念一个故事，我的工作就是：修改结局。老师突然说：“喂！你可以出一本书，把全世界文学名著的结局都改掉。”

以后教室中再没有了悲伤，全是喜剧结尾。下课时，彼此在雨中挥手，脸上挂着微笑。

没多久，中国新年来了，老师一进教室就喊：“各位，各位，我们来过年吧！”

“什么年哦——我们在美国。”我说。

“你们逃不过的。说说看，要做什么活动送给全班？”老师对着月凤和我。

“给你们吃一盘炒面。”我说。

大家不同意，月凤也加了菜，大家还是不肯，最后，我说：“那我要演讲，月凤跟我一同讲，把中国的年俗讲给大家听。”

“什么罗——你——”月凤向我大喊，全班鼓掌送给她，她脸红红的不语了。

那一个下午，月凤和我坐在学校的咖啡馆里，对着一张白纸。上面只写了一个英文——祖宗。

“怎么讲？”月凤说。“从送灶神讲起。”我说。“灶神英文怎么讲？”月凤说。“叫他们夫妻两个厨房神好了。”我说：“不对、不对，还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讲起——才给过年。”

两个人说来说去，发觉中国真是个有趣而充满幻想的民族。这一来，不怕了，只担心两小时的课，不够讲到元宵花灯日呢。

好，那第三天，我们跑到教室去过中国年。艾琳非常得意拥有月凤和我这种学生，居然到处去宣传——那学校中的老师们全来啦！

我跑上写字板上，先把那片海棠叶子给画得清楚，那朵海棠花——台湾，当然特别画得大一点。

在挤满了陌生人的教室里，我拍一拍月凤的肩膀，两人很从容的笑着站起来。

开场白是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大地休息。好啦！中国人忙完了一年。开始过节。年，是一种怪兽……。

在听众满眼元宵灯火的神往中，我们的中国新年告一段落，那十二生肖趴在写字板上。同学拚命问问题：“我属猪，跟谁好一点？”“那属蛇的呢？属蛇的又跟那种动物要好？”

那些来听讲的老师们有些上来跟月凤和我握手，说我们讲活了一个古老的文明。

艾琳简直陶醉，她好似也是个中国人似的骄傲着。她把我用力一抱，用中文说：“恭喜！恭喜！”我在她耳边用西班牙文说：“这是小意思啦！”

月凤跟我，在这几班国际学生课程里，成了名人。那些老师都去他们的班上为我们宣传。这种事情，实在很小家气，土啦。

从月凤和我的演讲之后，班上又加了一种读书方法——演说。人人争着说。

我们打招呼、看衣服、读文法、涂漫画、改、吃糖果、切蛋糕、泡茶水、然后一国一国的文化开始上演。

那教室，像极了一座流动的旋转马。每一个人骑在一匹响着音乐的马上，高高低低的旋转不停。我快乐得要疯了过去。

“各位，昨天我去看了一场电影——《远离非洲》。大家一定要去看，太棒了。”我一进教室就在乱喊。跑到墙上把电影院广告和街名都给用大头钉钉在那儿。又说：“午场便宜一块钱。”

那天的话题变成电影了。

艾琳进门时，我又讲。艾琳问我哭了没有，我说哭了好几场，还要再去看。

这一天下午，我们教室里给吵来了一台电视机和录放影机。以后，我们的课又加了一种方式——看电影。

在这时候，我已经跑图书馆了，把《远离非洲》这本书给看了一遍，不好，是电影给改好的。我的课外时间，有了满满的填空。吞书去了。

我开始每天去学校。

没有课的日子，我在图书馆里挑电影带子看，看中国纪录片。图书馆内有小房间，一个人一间，看完了不必收拾，自有职员来换带子。我快乐得又要昏过去。

我每天下午在学校里游戏，饿了就上咖啡馆，不到天黑不回家。于是，我又有了咖啡座的一群。

学校生活开始蔓延到外面去。那阿雅拉首先忍不住，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参加她家的犹太人节庆。日本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吃生鱼片。伊朗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来家里尝尝伊朗菜。南斯拉夫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回家去聊天。巴西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来喝巴西咖啡。月凤下了课，偷偷喊我，给我五个糯米粿。

艾琳下了课，偷偷喊我——又来一本好书。

咖啡馆的那一群散了会，偷偷喊我——我们今晚去华盛顿大学听印度音乐再去小酒店。

我变成了一个偷偷摸摸的人，在西雅图这陌生的城郊。“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贼。”在艾琳的办公室门口，我捧着一杯咖啡对她说。艾琳笑看了我一眼，说：“哦，我在美国土生土长了一辈子，只有一个朋友。你才来一个多月，就忙不过来。”

“你也快要忙不过来，因为我来了。”我上去抱一下艾琳，对她说：“亲爱的。”

说完赶快跑。情人节快到了，要吓她一次，叫她终生难忘我们这一班。

“哗，那么美丽的卡片！”班上同学叫了起来。

“每人写一句话，送给艾琳过情人节。”我说。

那张卡片尺寸好大，写着——送给一个特别的人。全张都是花朵。夸张的。

“这种事情呀，看起来很无聊，可是做老师的收到这类的东西，都会深——受感动。”

“你怎么知道？”有人问。

“我自己也当过老师呀！有一年，全班同学给了我一张卡片，我看着那一排排名字，都哭吔！”我说。

大家上课时悄悄的写，写好了推给隔壁的。我们很费心，画了好多甜心给老师，还有好多个吻。这种事，在中国，打死不会去做。

等到第二节上课时，一盒心形的巧克力糖加一张卡片，放在桌子前端艾琳的地方。

艾琳照例拿着一罐汽水走进来。

当她发现那卡片时，咦了一声，打开来看，哗的一下好似触电了一般。

“注意！艾琳就要下雨了。”我小声说。

同学们静静的等待老师的表情，都板着脸。

那老师，那《读者文摘》一般的老师，念着我们写的一句又一句话，眼泪哗哗的流下来。

“哦——艾琳哭了。”我们开始欢呼。

另一班的老师听见这边那么吵，探身进来轻问：“发生了什么事吗？”

当她发现艾琳在站着哭时，立即说一声：“对不起。”把门给关上了。她以为我们在整人。

这一回，艾琳和我们再度一同欢呼，大家叫着：“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

于是我们推开书本，唱向每一个同学，大家轻轻一抱，教室里乒乒乓乓的都是撞椅子的声音。抱到月凤时，我们两个中国人尖叫。

在咖啡馆的落地大玻璃外，艾琳走过；我向她挥挥手，吹一个飞吻给她。她笑着，吹一个飞吻给我，走了。我下课也赖在学校，不走。

“那是我的好老师吔。”我对一位同桌的人说。他也是位老师，不过不教我的。

我们同喝咖啡。

“你们这班很亲爱啊。”这位老师说。

“特别亲爱，不错。”我说。

“我听说，有另外一个英文老师，教美国文学的，比你现在的课深，要不要下学季再去修一门？”这位物理老师说。“她人怎么样？”我小心翼翼的问。

“人怎么样？现在就去看看她，很有学问的。”这位老师一推椅子就要走。

“等等，让我想一想”我喊着，可是手臂被那老师轻轻拉了一下，说：“不要怕，你有实力。”

我们就这样冲进了一间办公室。

那房间里坐着一位特美的女老师——我只是说她的五官。

“珍，我向你介绍一位同学，她对文学的见解很深，你跟她谈谈一定会吃了一惊的。”我的朋友，这位物理老师弯着腰，跟那坐着不动不微笑的人说。我对这位介绍人产生了一种抱歉。

那位珍冷淡的答了一声：“是吗？”

我立即不喜欢这个女人。

“你，大概看过奥·亨利之类的短篇吧？”她很轻视人的拿出这位作家来，我开始气也气不出来了。“美国文学不是简单的。”珍也不再看我们两个站在她面前的人，低头去写字。

“可是，她特别的优秀，不信你考她，没有一个好作家是她不知道的。”那个男老师还要自找没趣。

珍看了我一眼，突然说：“我可不是你们那位艾琳，我——是深刻的。我的班，也是深刻的。如果你要来上课，可得早些去预排名单，不然——”

“不然算了，谢谢你。”我也不等那另一个傻在一边的物理老师，把门哗一拉，走了。

在无人的停车场里，我把汽车玻璃后窗的积雪用手铺铺平，慢慢倒下一包咖啡馆里拿来的白糖，把雪拌成台湾的清冰来吃。

那位物理老师追出来，我也不讲什么深刻，捧了一把雪给他，说：“快吃，甜的。”

“你不要生气，珍是傲慢了一点。”他说。

我回答他：“没受伤。”把那捧甜雪往他脖子里一塞，跳进车里开走了。开的时候故意按了好长一声喇叭。我就要无礼。

回到公寓里，外面的薄雪停了。我跑到阳台上把雪捏捏紧，做了三个小小的雪人。远远看去，倒像三只鸭子。我打开航空信纸开始例行的写家书。

写着：“幸好我的运气不错，得了艾琳这样有人性又其实深刻的一位好老师，虽然她外表上看去不那么深。不然我可惨罗！下学季还是选她的游乐场当教室，再加一堂艺术欣赏。不必动手画的，只是欣赏欣赏。下星期我们要看一堂有关南斯拉夫的民俗采风幻灯片，怎么样，这种课有深度吧？再下一堂，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纪录电影。对呀！我们是在上英文呀！下雪了，很好吃。再见！情人节快快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