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来到了北京。

苏联专家组组长第一次来到清华大学营建系，送给梁思成一套莫斯科大学建筑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梁思成勉强听得懂他喉音很重的发音，他们可以用英语对话和交流。专家说，苏联建筑理论的核心，是斯大林同志提出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当谈到新中国的建筑时，专家强调，一定要体现中国的民族形式。这与梁思成一贯主张的尊重传统、注重建筑的体形环境的思想是相通的，思成听了当然高兴，专家也十分高兴，提笔在面前的笔记本上画了个飞檐翘角的大屋顶。直到握手告别时，思成才弄清楚，原来这位专家组组长并不是建筑学专家。

接着，苏联建筑科学院阿谢普可夫院士到清华讲学。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承担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任务，经常要到城里去开会，但他们还是尽可能地去听阿谢普可夫院士的课。

徽因和思成对许多问题感到困惑。

首先，莫斯科大学建筑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完全是沿袭巴黎美术学院的教学模式，与梁思成、林徽因20年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时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几乎完全一样，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吃惊。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教学计划依据的是40年代梁思成在美国考察研究的国际建筑学和建筑教育理论的最新成果。如今，苏联的一切都被奉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在一切向“老大哥”学习的形势下，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做了重大调整。

徽因和思成深爱北京，他们不是爱北京的某一殿、一楼、一塔，而是爱北京的全部。他们爱北京金碧辉煌的宫殿，也爱北京气势巍峨的城墙城门，他们爱北京和平宁静的四合院，也爱北京建筑群落上开阔醇和的天际线。怎样使北京固有的风貌不受损失，又承担起新中国首都的使命？徽因和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和副主任后，他们为此殚精竭虑。

他们想，私有制国家土地私有，城市建设只能听从有产者和房地产商的意志。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筑活动，完全可以做到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为了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完整陈述他们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设想，梁思成与南京的建筑学家陈占祥一起，共同拟定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后来被称为“梁陈方案”)。

方案的核心是建议将中央行政中心设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位置，从而完整保留北京旧城的古建筑。

他们提出选择旧城西南郊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开辟为首都的中心区域。这一区域西南连接已有基础的新市区，建造各级行政人员的住宅；东南由四条东西干道连接旧城的文化风景区、博物馆区、天安门庆典中心、商业区及市政府等。新行政中心南北开展，形成新的南北中轴线，其南面是将来的铁路总站。

方案认为北京是历史名城，许多古老的建筑已成为具有纪念性的文物，它们不仅形体美丽，而且有秩序的布局和整个文物环境形成了这个城市的壮美特色。对北京的建筑群落，不应随意拆除或掺杂不协调的建筑形体加以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