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命运和苏区的命运是何时操纵在李德这个外国人手里的？

李德的起初姓名叫奥托·布劳恩，德语是他的母语。隐退后一直住在东柏林，1974年秋天去世。李德这个名字是他受国际共产组织的派遣到中国后才起的。

李德在中国期间，使用过很多名字，奥托·布劳恩这是在护照上的名字，还有卡尔·瓦格尔，华夫是他在《红军报》发表文章时的名字，还有许多化名。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国名字，意思是一个姓李的德国人。

李德于1900年9月1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郊区的伊斯玛宁，他的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个教师。他的父亲去世很早，当时李德才6岁，便被送进一所天主教孤儿院，在那里接受了初等教育。他很勤奋，学习期间成绩一直不错，而且还获得了奖学金。到1913年的时候，慕尼黑的一所师范学院破格录取了他。1918年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如火如荼，他应征服兵役，上了奥地利和意大利前线，那时，他还是个列兵，一直在战斗的最前线。血与火使他很快成熟起来，同时也使他变得自负起来。一战结束后，他返回了慕尼黑，同年他获得了师范学院的毕业证书。

李德在上学期间，就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1917年他加入了社会民主青年反对派，1919年4月，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不久又被选入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慕尼黑委员会，并负责中等学校学生组织工作。

19岁那年，他参加了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29天街垒战中，他手持毛瑟枪，指挥工人弟兄们同反革命的武装士兵浴血奋战，奥、意前线的战斗经验，使他在街垒战中，表现得异常出色。

巴伐利亚保卫战失败后，他被捕入狱，在狱中被关了整整三个月，后因为一次偶然的事件又误放了他。1919年秋，他逃亡到了汉堡，1920年到1921年他加入了汉堡党组织，到了1921年初，他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在两年中，他读了大量各种有关军事论著，同时也熟读了《拿破仑》、《苏沃洛夫》、《凯撒》等人的传记，他对东方军事家的传记却不屑一读。因此，有关东方的历史，包括风土人情他近似到无知的程度。他到中国来后，一不懂中国历史，更不了解中国农民，这就使他的指挥走向失败的结局，这种结局，在今天人们看来便不足为奇了。

1921年底的时候，他又一次被捕入狱，落到了反对者手里，这次没有人放他，而是他自己联合起了狱中的关押者，一起越狱，最后获得了成功。1924年初的时候，他调到了中央委员会做情报工作，从事反对奸细和法西斯组织的特别工作。

1924年，他结识了女青年奥尔加·贝纳里奥，并吸收她参加了党的工作。他们结成了夫妻。然而，因为特殊的身份和工作，他们的爱总是短暂的，1926年秋，夫妻俩双双被捕，投入了莫阿比特监狱。三个月后，奥尔加获释，而奥托·布劳恩却一直监禁到1928年春。狱中的生活，使他学会了俄文和英文。1928年4月，在战友以及妻子奥尔加的帮助下，又一次越狱潜逃成功。越狱后他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后来德国共产党秘密地把他送到了苏联。

那时的苏联，十月革命已经胜利，共产主义的地位在全世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向往的天堂。那时，李德在苏联系统地研究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和军事科学，同时也受到正规的训练。

到了30年代初，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注意力渐渐转向了中国，那时，各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从事这么伟大的群众武装运动，共产国际组织也在支持中国革命共产运动。

1932年，共产国际招待委员会派李德来到了中国，共产国际组织选派他来到中国，完全是因为李德不同寻常的经历。共产国际希望中国革命成为俄国革命的重演，城市起义是十月革命胜利的基础。李德于1932年春抵达哈尔滨，随后乘火车去了大连，又转乘轮船抵达上海，秋天的时候，住进了老式的阿斯特旅馆。大约一个月以后，他又搬进了一套美式公寓住所。那时，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由于对中国历史的不了解，对当时的中国革命的处境，看到的也仅是表面现象，但他的热情却是高涨的。他要在中国这张白纸上，涂满他理想的未来。通过他的努力，共产国际组织通过柏林银行给当时上海的红救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仪器。

李德一到中国，就很快体现出了他这个日耳曼人的工作作风，严谨，勤奋。

他拿着史沫特莱的介绍信去了一趟北平，靠史沫特莱的引见，他又认识了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斯诺夫妇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他们夫妇当时并不怎么信任这位自负的德国人，而李德同时也不信任他们。

李德到中国时，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蒋介石的秘密打击下已土崩瓦解，许多共产党员被枪杀。白色恐怖使共产党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无安身之处，只有赣南的朱、毛中央苏区正处在一派兴盛之中。上海党的领导在1933年初就从上海转褹e到了江西瑞金。李德是后来才到达瑞金的，在上海期间他等来了国际组织派来的又一名高级顾问曼弗里德·斯特恩，他的俄国别名叫弗雷德。

上海是苏联地下活动中心，许多国际组织的情报人员都是德国或美国籍，美国人最受欢迎。化名克莱伯的弗雷德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显赫一时，和李德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澳大利亚和匈牙利军队中服役，曾被俄国人俘虏，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他参加了苏联国内战争，随后去了伏龙芝军事学院。

李德到中国之后，就知道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内博古领导的那一派，由在莫斯科留过学的坚决拥护苏联路线的一批中国青年组成，王明是他们的领导。李德一到中国，很快便得到了博古这些拥苏派的信任，他对博古等人大谈凯撒、塔西陀、拿破仑……谈起正规战争更是津津乐道。李德一到中国，便很快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他认为红军时机已经成熟，是该打正规战的时候了，于是推行了他的街垒战术，归结为“猛烈的短促突击”，而这个战术并没能有效地消灭蒋介石的部队，相反却让蒋介石的部队得寸进尺，一口口地正在吃掉苏区。

博古等人也不是一开始就盲目地推崇李德的政治思想和作战方法，而是他们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的不谋而合，那就是以与毛泽东思想的严重分岐作为沟通点的。

在那间四周都是稻田的“独立房子里”，李德和博古两人很快就沟通了。李德和博古一致认为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山沟里出不了马列，在落后的县城也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他们一致认为，红军要大兵团作战，打大仗，有机会要攻取长沙、福州那样的大城市。正在这种不谋而合的气氛中，排斥毛泽东的气氛形成了。他们最后在国际共产组织的帮助下，终于成功了，他们不仅剥夺了毛泽东的兵权，党权，还对只剩下一个头衔的苏维埃主席毛泽东仍不放心。

李德到中国来时，仅仅是作为顾问，事实上是博古等人拱手把权力送给了李德，致使后来的红军一连失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关于李德和中国指挥官之间的关系有这样一段记述——起初，李德得到了军事指挥员们广泛的支持，连朱德也几乎每天去那所“立房子”拜访他，向他请教。其他将军对他的态度也一样，李德还得到有影响洛甫（他曾在旧金山唐人街当过报纸编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力分校的图书馆员）和受伤的军队负责人之一王稼祥的全力支持。

也有一些部队指挥员，尤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第3军团司令彭德怀很早就与李德发生了争执，第1军团政委聂荣臻与彭的态度非常相似，而第1军团军团长林彪的态度却比较暧昧，他请教李德，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因此后来有人指责他有时显得有点溜须拍马。

像刘伯承这样的指挥员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公开对李德提出质疑，有时是遇到一些小事情——如有一次，李德在战场上打了刘部队里的人，还撤了那个人的职——两人都有争执。

有时是遇到更严肃的事情，例如，有一天李德大骂总参谋长刘伯承，指责他在战场上指挥不力。李德责问说：“你怎么可能在伏龙芝学习过？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参谋人员，你白白浪费了在苏联的时间。”翻译伍修权并没有把这些骂人的话都翻译过去，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设法缓和关系。但是刘伯承完全听懂了。他与李德一样，也在莫斯科伏龙芝学院学习过，他的俄文水平高，是一位坚定而带点学究气的将军。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下，红军伤亡不断增多，每次战役都要损失2000—3000人，一个又一个县落入到敌人手中，引起了许多指挥员的抱怨。在毛泽东指挥的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周恩来曾告诉埃得加·斯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损失了6万人。过去从没发生过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1934年4月11日—28日的广昌战役，4000人阵亡，2万人受伤。这是红军遭受到的最惨重打击。这就为蒋介石迟早占领仅有50英里之遥的瑞金扫清了道路。事实上，战斗尚未结束，红军的前线指挥部就已经转移到了瑞金。

彭德怀的第3军团在战场上总是首当其冲，彭对这种打法颇为恼火。李德和博古来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时，彭痛心地报告说：战斗的第一天就损失了1000人，派去守卫“永久性”碉堡的一个营全部牺牲。这个碉堡群是根据李德的命令修筑的，国民党飞机、大炮的轰炸把阵地夷为平地，而红军既无飞机也无大炮。彭指出，这个仗不能这样硬打。

当天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李德说彭应该发动反击，彭反问他军队没有子弹怎么反击？彭激动得几乎喊起来，说李德的命令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即在李德指挥期间）红军没有打过一场好仗！他继续高声喊道：

“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彭德怀接着说：“多亏红军战士觉悟高，否则第1、第3军团早就被全军消灭了。”彭喊道：“你的计划造成了大量的牺牲，难道你的良心不感到责备吗？你就不心痛吗？”彭德怀把李德比作“崽卖爷田”那样不感到心痛的人。翻译伍修权把彭的话翻译了过去，但是他听不懂子孙卖地的故事。杨尚昆将军解释说，这是湖南人的说法，彭总是以此批评李德随随便便牺牲红军战士的生命。

李德当时并没有发火，这使彭感到惊异，原来伍修权在翻译时缓和了他的措辞，他请杨尚昆将军再给翻译一遍，这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李德听明白了，李德开始咒骂他，说他是“封建脑袋”。彭德怀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他，然后收拾起自己的背包，准备被调回瑞金，撤去指挥官的职务，被审讯，判刑，准备丢掉党籍，甚至枪毙。他回忆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什么都不在乎。”使他惊讶的是，居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李德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

由于王明路线，使毛泽东等人受到了排挤，博古就是在这时被指派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那时他才二十四五岁，论资历，论水平他都无法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相比。历史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王明远在苏联，他是想在中国找到自己的一个化身，就这样，博古被推到前台。

对博古自己来说，获得如此高的权力，使他感到既紧张又兴奋。他自己也清楚，无论是能力还是资历都还欠着火候。当历史把自己推到这样的舞台上，他便想方设法扮演好这个角色。

十几万红军命运的决策权，一下子落到了他的手中，他自己有时也感到惶惑不安，在最高“三人团”中，他不能不倚重李德和周恩来。马列的书他不知研究多少遍了，军事上他却几乎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就是作战理论也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经过短期集训，这种纸上谈兵的短训，对他领导十几万红军破除蒋介石几十万到百万大军的“围剿”毫无用处。而李德头头是道的军事理论，还有李德那不同寻常的身份，使他很快对李德言听计从，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国际共产组织派来的军事顾问，掌握起了红军命运的重任。在最高“三人团”中，就是周恩来有不同意见，也是二票对一票的局面，所以说周恩来除执行命令，做一些具体工作外，在决策上很难有所作为。而中国毕竟不是德国，更不是苏联，李德那一套街垒作战经验和城市革命的经验，在苏区就显得弱不禁风了。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最后西征初期的失利也就不足为怪了。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里，是这样介绍博古的：

博古是我遇见过最有风度、有趣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他个子较高，身材瘦长。确实，他总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爱神经质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齿前突，眼睛外鼓，特别是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尔爵士称他是“怪人”。他喜欢打网球，打扑克，他总是理着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他头脑反应很快也许比周恩来还要敏锐……

1926年12月，博古一行60多人从海参崴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车。列车穿越西伯利亚时，到处是白茫茫的草原和树林，到处是严寒和冰雪。那时他的心里是热的，他一想起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他就想大喊大叫几句什么，最后他们一行人，凭着自己的毅力，战胜了严寒和饥饿，终于来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

当时，中山大学的教授多数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派的拥护者。博古认为拉狄克是一位了不起的校长，博古一行人到校后，正值拉狄克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的课，他首次从拉狄克的嘴里听到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的无能。后来拉狄克卷入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的漩涡中，使拉狄克丢掉了校长职务。原来的副校长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时的米夫才26岁。

在米夫担任校长期间，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他把托洛茨基派的教授免职，博古的热情奔放很快赢得了米夫的喜爱。王明也赢得了米夫的器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米夫便偕同器重的学生王明参加了会议，直到8月才回到苏联。

米夫参加中共五大，在中国停留三个月后，便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同时得到了斯大林的重用，便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并委托他筹备中共六大。

五大，陈独秀一伙便把毛泽东排斥在大会以外，陈独秀当选为书记。那时，毛泽东那一套办法根本没有人承认，博古更是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只不过是像李自成一样的农民起义领袖而已。这些留苏的中国学生，强烈地受着俄国革命胜利的影响，国际组织又左右着苏区的政治和军事。这些留苏学生无一例外地回到苏区后都被委以重任，后来把毛泽东排斥在外也就不足为奇了。

博古瞧不起毛泽东那一套，他推崇的却是李德对俄国革命胜利经验的照搬。

于是，便有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初期的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