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的一天，茅盾的胞弟沈泽民夫妇来到茅盾家里。茅盾母亲见小儿子、儿媳难得一起来茅盾家，十分高兴，表示今天一定要弄些好吃的菜来招待。

沈泽民不见哥嫂，见母亲带着侄女侄儿在家里，便用乌镇话问道：

“妈妈，阿哥阿嫂呢？”

“还没有回来，你们先坐一会儿，帮我看看小孩，我去买点菜。”茅盾母亲说。

“妈妈，不要去买菜了，有什么随便吃点就行了。”梳着短发，一张圆脸，一笑有两个酒窝的张琴秋忙拉住婆婆。

“也好，估计德沚回来会带些菜来的。你们也好长时间没有来了，最近忙些什么？”茅盾母亲端详着小儿子、儿媳，问道。

“妈妈，最近，我和琴秋要出去，估计时间不会太短，今天来，也是来告诉妈妈，也和哥哥嫂嫂告个别，以后可能在几年时间里，只能写信了。”

沈泽民沉吟俄顷，对母亲说明了今天的来意。

“去那里？”茅盾母亲敛起脸上的笑容，问道。

“去苏联。”沈泽民笑笑道：“党内已经作了安排，要求我们两人等通知，去那边主要是进中山大学读书，同时研究他们的革命经验。”

“琴秋也去吗？”茅盾母亲一听去苏联，心里放下心来，同时担心小儿媳怎么办？“是，我也和德济一道去。不过，什么时候可以动身，现在还不知道。”张琴秋也笑吟吟地对婆婆说。心里漾起一股幸福感。

“也好。一起去，可以有个照顾，去那边，增长些见识，还是大有用处的。”

茅盾母亲鼓励儿子儿媳去苏联。

正说着，茅盾夫人孔德沚提着篮，背着包回来了，她此时正在一所中学工作，下班回家时，顺便买些蔬菜回来，今天还买了一条鱼来。见沈泽民、张琴秋在，十分兴奋地说：“阿二，琴秋，你们什么时候来的？”说完，菜篮刚放下，又立刻被琴秋拎进厨房去。茅盾母亲立刻起身，对琴秋说：“你和你阿嫂说话去，这里的事，我来做，今天烧几个乌镇菜给你们吃。”

张琴秋退出来。对德沚说：“阿嫂，家里人多事多，还要在外边做事，忙累了吧？”

“还好，你知道，我憋在家里，反而要生病，不如去外边干事。”孔德沚快人快语，妯娌间关系也非常好。

这时，茅盾从外边回来了，见沈泽民夫妇在，也非常高兴。大家吃过饭后谈些家乡事、家里事，沈泽民见没有外人在，便压低声音对茅盾夫妇说：

“阿哥阿嫂，我和琴秋最近已被决定派去苏联学习，现在已经在待命，什么时候动身还不知道，因此，今天是来向你们辞行的，以后恐怕只有写信来联系了。”

停了一会儿，又说“今后妈妈全靠你们照顾了，阿嫂又要工作又要管家，也够辛苦的。所以你们也要保重啊。”

茅盾一听，心里一怔，但心想去苏联那个光明的地方，也还是好的，因而听完沈泽民的话，便说：“阿二，琴秋，从中国现在的情况看，党派你们去，是对的，去那边可以学习那边的革命经验，学习建设经验，回来指导中国的革命。现在我观察，中国革命缺少的是人才。”茅盾为弟弟、弟媳去苏联而高兴。“到那边，你们两个的英语都很好，对学俄语也有好处的。不过，去苏联太远，不比阿二去日本，说回来就回来了，以后只有多写信，好让妈妈和我们放心。”

1925年10月28日，沈泽民夫妇先后坐船经海参崴，取道西伯利亚，直奔莫斯科。同去的有蒋经国、乌兰夫、张闻天、王稼祥等。在赴苏途中，沈泽民给兄嫂写来“莫斯科通讯”，告诉沿途境况，以慰兄嫂挂念。

12月底，北风伴着雪花飘飘洒洒地落在江南。不多时，东方大都市上海一片银装素裹。雪停了，清冽的寒风把上海的家家户户都关得严严实实，大人们搓着手、跺着脚，在屋里运动着暖和着。这时候。茅盾踏雪秘密出席上海市党员大会，这次大会除了报告形势外，主要是要为选举出席广州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上，热烈的气氛与室外寒冷的天气，形成两个世界。会上，茅盾、恽代英、张廷灏、吴开先等5人被选为出席广州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会后，茅盾他们买了1月7日去广州的船票，订了个官舱，这艘名为“醒狮号”

的轮船，是当时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开办的三北轮船公司的。还在月底时，茅盾他们得到广州电报，说大会元旦开幕。茅盾他们觉得十分无奈，开幕式是肯定赶不上了，如果会期长，还会赶上后期几天。因为当时上海到广州，轮船一般要走6天。

船徐徐离开上海码头，茅盾和恽代英等5人，站在甲板上，午夜的寒风冷得侵肌入骨。夜幕下的上海，在昏暗的灯光里，徐徐在视野里消失。在路上，茅盾望着无边无垠的大海，湛蓝湛蓝，海鸥起伏，引来茅盾的无限遐思，回到官舱，茅盾写起了“南行通讯”。此时，茅盾对革命前途充满乐观，充满信心，同时，这是第一次远行南方，自然一切都新鲜。

1月12日，茅盾一行到达广州，报到，安顿好后，茅盾和恽代英便去文德路见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延年向茅盾他们讲了中共中央的三点意见，即这次会议是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中间派；打击西山会议派；党不在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时争席位。

茅盾他们还知道，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已在4日正式开幕，258名的代表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对优势。此时的广州，全国许多政治精英都汇集在一起，给青年茅盾大开眼界，在“二大”，他认识了不少政治名流。会议一直开到19日才结束，足足开了半个月。会议的声势非常大，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对外政策决议案”，发表了致苏联及致世界被压迫民族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友好电文。大会又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开除了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并给林森等人以书面警告。同时，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9日大会结束后，茅盾正打算整理行李回上海。陈延年派人来找茅盾和恽代英，要求茅盾和恽代英都留在广州工作。茅盾问在哪里工作？答曰：“沈先生留在中央宣传部。恽先生去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官。”茅盾没有二话，放下正在整理的行李，他知道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是汪精卫兼的，而汪认为工作忙，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对毛泽东，茅盾早几年就认识了，也听他谈过对形势的看法，十分深刻。

这时，茅盾对来人说：“那好，但我要与上海家里打个电报，说一下。”“应该，应该。那请沈先生梢候，我去叫车，送沈先生去住处。”

一会儿，车子来了，茅盾提着行李，随来人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住处——东山庙前西街38号，原来，毛泽东带家眷就住在那里，也是《政治周报》的通讯处。

在这幢简陋的楼房里，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住在楼上，楼下住着女仆和麻面黑脸的肖楚女。

茅盾到了那里，毛泽东、肖楚女在迎接。茅盾与肖楚女是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已是老朋友了，毛泽东告诉茅盾说：“中央宣传部在旧省议会二楼，离这里较远。”

“没有关系。”茅盾笑笑。又问：“工作上有什么要求。”

“过两三天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开会，到那时，我将提出任命你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毛泽东认真地说。

茅盾一听，有些惊讶，不解地问：“任命一个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

“当然，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其他如妇女部、青年部也都如此。”

“那我，恐怕不能胜任吧。”茅盾一听秘书是在部长之下，觉得担子很重。

“不要紧，不要紧，”毛泽东连忙摆摆手，宽慰道：“肖楚女同志可以暂时帮助你处理部务。”又说：“我呢，有个农民运动讲习所，不能天天到宣传部办公，而《政治周报》的编务也由沈先生你来主持了。”毛泽东交待着宣传部的有关工作。

2月8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宣传部提出沈雁冰为秘书”等议案。

《政治周报》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机关报。1925年底创刊。茅盾从毛泽东手里开始接编第五期。茅盾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办公。汪精卫、毛泽东都作了指示，茅盾和肖楚女还亲自动手，写了宣传大纲。

2月16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决定在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期间，宣传部的部务由沈雁冰代理。由此，茅盾更加忙碌了。

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茅盾又奉命回到上海。接替茅盾编《政治周报》的是从上海来的张秋人。

张秋人是浙江诸暨人，和茅盾一样，也是中共早期著名的活动家和宣传鼓动家，早期一直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1926年3月21日，张秋人到达广州，茅盾交代张秋人后，去拜访汪精卫，汪精卫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言辞之间，十分感慨时局的变化。临走，茅盾又去向刚刚从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来的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希望茅盾回上海后，替广州国民党中央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来信。茅盾一一答应。

茅盾依旧坐“醒狮轮”回上海。他站在甲板上，浮想联翩，他目睹国共两党中那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也目睹了广州那种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感慨万端。碧蓝碧蓝的大海，涛声依旧，革命的热情依然，但革命的前途如何？

茅盾回忆3个月之前，5人共赴广州开会的热烈情景，今天是一人归沪，心中自然又万般惆怅。

茅盾回到上海，一回到家，商务印书馆的朋友郑振铎便来看望茅盾，郑振铎告诉茅盾：“当地驻军派人到编译所问过几次，我们回答说，从前在这里工作，现在到广东去了。”“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茅盾疑惑地问。

“香港报纸上说你是赤化分子，过去做过什么事，说得很详细，他们自然知道。”

郑振铎只好如实回答。茅盾听说后笑道：“本来我也不想在编译所工作了，现在我就辞职。”郑振铎一听，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

第二天，郑振铎又到茅盾家里带来一张九百元的支票，告诉茅盾说，这是退职金。同时又从袋里摸出一张商务印书馆的百元股票，说是商务当局报答茅盾十年来在商务的贡献。自此，茅盾彻底离开自己工作、生活了十年的商务印书馆，几乎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

于是，茅盾开始积极为实现毛泽东的嘱托而奔走。茅盾离开广州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分别于4月13日上午和5月4日开会讨论通过“毛泽东同志提议开办上海党报案”，委托柳亚子、沈雁冰为正副主笔，和“宣传部请委托驻沪编纂国民运动丛书干事案”，决议“委沈雁冰同志担任”。因此，茅盾为办报奔波出眉目后，终因上海法租界工部局不同意而搁浅。茅盾转而编辑国民运动丛书，这套丛书是为对外宣传，对内教育训练及介绍国际政治经济状况而编辑的，当时，茅盾列出五辑书目，分别由一批革命同志撰写或编译。丛书只出一部分，后因形势发展飞速而告结束。

由于恽代英留在广州，国民党中宣部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交通局的工作没有人主持了。这个交通局主要是翻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宣部所发的各种宣传大纲和其他文件，转寄北方及长江一带各省的国民党。因此，交通局工作十分重要。上海市特别党部请示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后，便决定由茅盾代交通局主任。

茅盾到交通局了解情况后，发现人手太少，便向中共上海特别市委说明情况并要求派人。中共上海特别市委要茅盾提出人选。于是茅盾根据交通局的工作要求，向市委提荐家乡植材小学的教师郑明德和梁闺放夫妇，结果，引起交通局内部中共党员同志的不满，认为郑梁两人是茅盾的私人，后经特别市委出面解释才算平息。

6月25日，广州国民党中常委正式任命茅盾为交通局主任，并规定了每月一千元的经费，后来，茅盾物色到林华，曾派他去沿江各省视察党务及工、农运动情况。

在1926年繁忙的地下政治斗争中，许多革命女性成为茅盾夫妇共同的熟人和朋友。在与这些革命女性接触熟悉过程中，茅盾仿佛有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几次想动手把这些富有时代色彩的女性写成。但是，形势发展迅捷，北伐军从广东一路北上，到茅盾正忙碌时，已顺利地克复武汉，浙江省也宣布独立，省长夏超和沈钧儒等都同意茅盾为独立后的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但沈钩儒的省政府组阁计划尚未实现，因夏超被孙传芳赶出杭州而告吹。

因而浙江形势一片混乱。此时，武汉形势却十分喜人，武汉来电上海，要求派人去那里工作，中共中央便决定茅盾不去浙江，而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茅盾接到命令，便与夫人孔德沚准备去武汉。

这时，包惠僧从汉口给茅盾发来电报，要求茅盾在上海为武汉分校招生，并汇了钱来。茅盾又忙碌起来，亲自任考官，为武汉军校录取了200来名学员，物色了3名教官，陆续送走以后，已是1926年12月底了，茅盾将两个孩子和母亲安顿好后，才和夫人孔德沚坐英国轮船直奔武汉。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校本部在两湖书院。蒋介石为校长，汪精卫为党代表。当时蒋汪都不在武汉，所以同时任命邓演达、顾孟余分别代理蒋、汪的职位，但实际上，军校的日常工作是茅盾的老同事恽代英主持。他是军校校务委员，又是军校的总教官。茅盾到达武汉后，住在武昌阅马厂福寿里26号，离军校不远。到军校报到后，茅盾去向周佛海请教上政治课的内容，周告诉茅盾，政治课内容没有一定章程，暂时用瞿秋白早几年在上大用过的社会科学讲义。后来，茅盾经过研究，确定给学生讲些基本的常识为好，于是他选了“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封建主义”，“国民革命军的政治目的是什么”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等等。过了几天，即二月上旬，武汉分校正式发布了75项委任令，其中第71项委任是委任茅盾的，其令为“委任沈雁冰为本校政治教官，支中校二级薪，此令。”

但是，茅盾的政治教官只做了一个多月，在春暖花开时节的四月，中共中央又决定茅盾去《汉口民国日报》任主笔，这张报纸的实权掌握在党的手中，茅盾进去时，社长是董必武。总经理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茅盾是接替高语罕任主笔的。

茅盾进报社后，家也从武昌搬到汉口歆生路德安里一号报社编辑部内。因为报社归宣传部负责领导，而宣传部主要是瞿秋白在负责，因而这段时间，茅盾和瞿秋白往来较密切。恢复在上海时的状态。“四一二”

前夕，政治形势非常复杂，秋白指示茅盾，报纸宣传要着重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这些指示，给茅盾认清形势作了及时点拨。

在《汉口民国日报》任主笔时，茅盾主要是审稿定版面，然后写一篇千字社论，或斥责蒋介石，或鼓吹革命。以致后来陈独秀碰到茅盾时，要求茅盾少登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登多了，觉得太红。茅盾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董必武和瞿秋白。

此时，蒋介石的***决心已下，汪精卫从法国回来后，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蒋介石不肯让步，汪精卫回到武汉，受到武汉群众的欢迎。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开杀戒，屠杀中共党员，继而在南京、广州大肆捕杀共产党员，茅盾昔日共同进行革命活动的朋友侯绍裘、肖楚女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消息传来，茅盾悲愤不已，感到十分痛心，因而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通电之类，声讨蒋介石。

在蒋介石屠杀革命党人的形势下，土豪劣绅也乘机蠢动，向如火似茶的农会反扑，报社天天收到各地这类消息，湖北钟祥县农会遭血洗的报道，更是令茅盾悲愤，这些血的教训，茅盾刻骨铭心。

正当武汉掀起声讨蒋介石的浪潮时，又传来夏斗寅叛变，通电联蒋***，讨伐武汉政府的消息，给武汉带来一片恐慌，5月17日夏斗寅部队占领汀泗桥，叶挺部队奋起讨伐，击溃夏逆。待武汉稍为缓口气的时候，又传来长沙的“马日事变”，许克祥独立团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屠杀，但长沙的消息真相很迟才传到武汉。茅盾等怒不可遏，连续写了四篇揭露长沙“马日事变”

的社论。使长沙“马日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革命的急风暴雨，使革命中心武汉在短短几个月中间，发生急剧变化，敌乎友乎，友乎敌乎，杀声喊声，在这场很有希望很得人心的北伐革命中，搅成一片恐怖，许多充满幻想的革命青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产生惘然，许多革命偶像如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此时已被他们自己的表现击得粉碎，革命的现实告诉云集在武汉的共产党人，武汉不是久留之地。

6月底边，天气日渐炎热，夫人孔德沚已经怀上第三个孩子，而且快生产了。

于是，茅盾先把妻子送上去上海的英国轮船。自己则在7月8日写完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后，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辞去主笔。当天就和毛泽民一起转入“地下”，“失踪”在一个栈房里。隐蔽了半个月光景，茅盾和宋云彬等人奉命去九江，在九江与茅盾接头的是董必武。董必武告诉茅盾：

“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上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铁路中间有一段被切断了，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不必再来。”

茅盾领受中共的指令后，转身去火车站买票，果然去南昌的火车已停开。

无奈，正在车站徘徊时，又碰见许多熟人，都是要去南昌，又都无法去，于是有人建议，可以上牯岭后再翻山下去。茅盾只好决定绕道庐山，再去南昌。

此时，同乡宋云彬他们听说茅盾要上庐山，也要跟着去玩，茅盾不好明说，只好同意。

第二天，茅盾他们上庐山，住在庐山大旅社。放下行李，茅盾在牯岭大街碰见熟人夏曦，夏曦告诉茅盾，昨天翻山下去的路是通的，今天又不通了。

恽代英是走这条路去南昌的，郭沫若迟来一步，今天他下山回九江去了。茅盾请夏曦给想想办法。夏曦答应第二天让茅盾再去找他。

第二天，凉风习习，鸟鸣幽幽，茅盾再去找夏曦，夏告诉茅盾，现在去南昌没有办法，这地方不宜长住，你还是回去罢。茅盾的一切努力都告失败，南昌之路，已经封锁。茅盾回到旅馆，准备下山。忽然，肚疼难熬，茅盾对庐山水土似乎有些不服，腹泻起来，岂料，一个晚上泻了七八次，泻得茅盾软瘫在旅馆里，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脚一下地，像踩在棉花堆里一样，摇晃起来。只好让茶房去买止泻药来服。而一同上山的宋云彬他们，玩完庐山以后，就先离茅盾而去上海了。

茅盾病在旅馆四五天以后，才知道南昌在八月一日发生了暴动，南昌已经由共产党领导的贺龙、叶挺部队控制了。这时，茅盾才知道党组织要他去南昌的目的；但他却因交通不通失去了时间。稍有力气后，茅盾挣扎着起床，在街上走动，忽然碰见在武汉认识的范志超。范志超把自己知道的南昌消息告诉茅盾，并说，山上有许多熟人，不要在外面跑。有消息由范到旅馆来告诉茅盾。

困在旅社的茅盾，十分孤寂，他拖着病体，翻译西班牙玛萨斯的中篇《他们的儿子》并写了几篇通讯打发日子，在12日那天，又写了自己第一首白话新诗《留别》，写就就寄给中央日报副刊。诗是这样写的：

云妹，半磅的红茶已经泡完，五百支的香烟已经吸完，四万字的已经译完，白玉霜、司丹康、利索尔、哇度尔、考尔辨、班度拉、硼酸粉、白棉花都已用完信封、信笺、稿纸，也都写完，矮克发也都拍完，暑季亦已快完，游兴是已消完，路也都走完，话也都说完，一切都完了、完了，可以走了！

此来别无所得，但只饮过半盏“琼浆”，看过几道飞瀑，走过几条乱山，但也深深的领受了幻灭的悲哀！

后会何时？

我如何敢说！

后会何处？

在春申江畔？

在西子湖边？

在天津桥畔？

这首诗是作者此时心情的真情流露。这样一边养病一边译书写作，一直养到8月中旬，茅盾才托范志超买好去上海的船票，坐日本轮船转道镇江回到上海，所有行李则托同船范志超带回上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茅盾经历了全部过程，给他留下的，是悲愤、迷惘、失望，大革命的场面和所有的热烈的革命参加者一样，茅盾绝没有想到，但今后革命的路该怎么走？从热烈中过来的茅盾也同样无法预测到。茅盾躲开熟人回到上海后，发现自己已经是被蒋介石通缉的人了，就闭门谢客，过着隐居生活，反思刚刚过去的这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