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多人觉得我身边肯定是美女如云，但我的生活中确实没有，……那些都是想像出来的。

我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但这几年确实是做小儿女状，撒了点儿娇。

其实我最喜欢写政治，大的人物，大的政治背景，大的事件，我对官场很熟悉。

解玺璋（以下简称“解”）：《便衣警察》是你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吗？

海岩（以下简称“海”）：在部队的时候，写过一个独幕话剧，在师里参加过文艺汇演，那时才16岁。

解：从《便衣警察》到《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你感觉到没有，在你的作品中谈情说爱的成分越来越重了？

海：写《便衣警察》的时候没怎么涉及爱情，主要是写那几年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像天安门事件，粉碎“四人帮”，老干部平反，写的是大的政治变动当中一个人的命运的起伏。那个时代读者都特别关注国家大事，“四人帮”倒了，天安门事件怎么评价，平反不平反？谁受委屈了，谁受冤屈了，谁又出来工作了？整个社会都关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不同了。

解：为什么后来你的作品中爱情的成分越来越重了呢？海：我没有有意识地转，原因之一是时代发生变化了，一般的读者可能会对更人性化的东西、更个人化的东西更关注，以小见大地思考社会，思考人生。

解：从《便衣警察》到后来的写作，中间好像空了一大段时间？

海：大约10年左右，中间写了一些散文和中短篇。

解：再写长篇是什么时候？

海：《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那就到了90年代了。也不是有意写的，我是一个很被动的人，很少主动想做什么事，有人拉我参加一个海马公司，还委了我一个副理事长，王朔是理事长，还有朱小平和莫言，合写一个《海马歌舞厅》，还有一个叫张策的，拉我合写一个《警察本色》，每人写4集，分给我一个走私的故事，我就写了一个走私小提琴的，正好当时王立平找我，问我认识不认识国际刑警，说团里有一把意大利小提琴，让人给带出去了，那时叫叛逃，不回来了，想让国际刑警帮助追回这把意大利小提琴。我当时就给国际刑警中心局的局长写了封信，希望他能关心这件事，他们派人去找了，据说到现在也没追回来。我想，写别的走私都比较俗了，就写这个走私小提琴算了。写到一半时觉得4集容纳不了，我希望写8集，人家不同意，说别人都写4集，凭什么你写8集？我说那我退出算了，也不行。我就换了一个案子，一个绑架的案子。那个剧本就放起来了。有一天收拾东西，翻了出来，觉得写了一半怪可惜的，就把它改成一部发表了，出了单行本，然后改成了电视剧。

解：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别人说你是言情作家？

海：不是。我可以说是言情的，但不太希望别人说我是“琼瑶”。琼瑶在文学上、商业上，在这个时代，她有她的运作方式，有她的写法，有她的道理和价值，但我作为一个读者不喜欢她的东西。

解：有人把你比成她吗？

海：有人比呀，说海岩也像琼瑶一样，现在有人又迷海岩了，他们从效果上类比，其实我从效果上也没达到琼瑶那个程度。

解：你觉得你的和琼瑶有什么区别呢？

海：我觉得琼瑶的东西从主题到故事甚至到语言更模式一点。我也有模式，但不像她那么模式化。我的有现实的部分，也有虚幻的部分，但她的东西现实成分太少，太假。还有就是我的读者比她的读者年龄层次普遍要高，她的读者是中学以下，上了大学还特别迷恋琼瑶就有点让人看不起了。我的读者可能40岁、50岁的都有，大学生和都市白领，特别是一些女士，对我的东西很喜欢。

解：其实我倒觉得你有些像张恨水。

海：张恨水的东西我没看过，琼瑶的东西我也没看过，但我看过她的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

解：我以为你和张恨水所走的道路恰好相反，张恨水开始写的是比较纯粹的爱情故事，所谓言情；后来则越来越多地增加了社会性内容，有人称之为社会讽喻，比如后期创作的《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等。你在开始是比较注重社会性描写的，而慢慢地社会性描写在你的中就被淡化了，进入到一种更个人化的描写，越来越言情了，越来越娴熟地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恋爱，几乎是很纯情的那种。

海：但上一本《玉观音》我还是写到了一些社会背景，写到一些从体制里出来的人的状态。《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也写到了国企改革的情况。这本是比较纯情一点。

解：一个男性作家，四五十岁的年纪，写小男女的爱情，怎么找到他们的那种感觉和状态？

海：有好多人觉得我身边肯定是美女如云，这种事不少，但我的生活中确实没有，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和条件接触我在中写的那种年龄、那种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基本上就是想像出来的。为什么还要写呢？因为有的人越是年龄大，越沉迷于他的青春往事，留恋那个时候，有一种情结在里面。我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中接触的人以四五十岁以上的男性为主，年轻女性接触很少。我是想脱开这个环境，到少男少女的那样一个氛围和生活空间里去想像，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心态。我怎么能熟悉他们？主要是凭想像，我也觉得挺吃力的，因为我的想像是基于我年轻时的状态，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和语言，与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一样的，差别非常大，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都不一样。

解：从你的书看，你对这一代年轻人的把握并不太离谱。

海：这个岁数的人看了，有不少人还说特别真实，这样就刺激了我的创作。

解：我觉得你对他们还挺了解的。他们的爱情观呀，行为方式呀，还是那么回事儿。

海：我这几年写的，从《风花雪月》开始，包括《永不瞑目》、《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玉观音》，还有《你的生命如此多情》，全都不是熟悉的人物和环境，比如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写的主人公是个大学生；我没有去过云南，但《玉观音》的故事发生在云南；我不了解模特，还有记者和律师，但我写了他们。后来我就发现我瞎编的能力比较强。我为什么不写我熟悉的人和事呢？其实我最熟悉的是商界的事，官场的事，这是我的宝藏，我想留着以后再写。我稍微露了一点点的就是，我相对比较熟悉的《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中吴晓的爸爸，吴长天这条线，他和他周围的助手啊，市长啊。

解：这个人物写得好。

海：这个人物我本来是作为一个配角的，在中是非常非常配角的，但是因为熟悉，一不留神写多了，很多读者和观众对他的喜爱超过了主角。但我现在写的都是我不熟悉的人和事，不熟悉的地点和环境。

解：你在揣摩这些人的时候总有一些沟通的渠道吧？总要通过什么人有所了解吧？不会通过吕萧吧？

海：吕萧和他们不是一类的，这些年我确实没有接触过这些人。单位里熟悉我的人，我每天打交道的四五十岁的男人，他们就不认为这是我写的。他们说，这是你写的吗？酸得倒牙了。我平常在单位里的形象、说话、口气和个性，跟我写的东西距离太大。

解：你喜欢写小男小女谈恋爱，和你的性格有没有关系？

海：主要是因为我写的这些东西，从《风花雪月》开始，比较受市场和青年读者的欢迎，被他们起哄出来的热情所影响，便沿着这个路子往下写。大家都说你写这个好，我说我不写了，大家都说别不写呀。我说我写个老年人谈恋爱的吧，比如吴长天他们的事，一帮人比如赵宝刚就说，我可不拍。

其实我最喜欢写政治，大的人物，大的政治背景，大的事件，这是我特别有瘾要表现的东西。我对官场很熟悉，我可以写得比《国画》那一类的东西不次。我过去看柯云路写的官场，发现他连官场的常识、基本的原则、党内生活的基本规则都不懂，可能党章都没看过，县委书记说的话，作的决定，都不对，常识性的错误很多。我还特别想写惊险题材，比如推理，还想写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的人和事。

解：周梅森写的那种东西。

海：我应该不是那种风格，但是同一个领域里的事，我应该写得更真实一点，因为别人写这个东西，周梅森也好，柯云路也好，像采访一样。他们不像我这么多年，在官场和商界的一个高位上，我自己完全是在这个圈子里生存，我的喜怒哀乐，我的一次次的危机，是这样度过来的，这个企业的好坏，生死存亡，都与我相关。我每天面对体制上的问题，我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环境和政策，对这些人物的情态，都一清二楚。在这方面，我会强过这些作家。我希望把一个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事写得特别可读，特别惊心动魄。但我一直没有实施，其实我曾计划写一部1，叫《摩天大厦》，讲的是一个像国贸中心这么大的建筑群体在这个城市从立项到建设到经营的整个过程。我写了第一部的前半段。第一部的名字叫《迷宫》，实际上是写在经济建设中政治权力的迷宫，各种矛盾纠缠在一起。我们的一些丑恶现象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从资本主义社会传进来的，而是从内部滋生的。后来就停下来了。现在观点经过整合还可以用，但是故事要重新考虑，所以就放下了。你说我为什么单对小儿女状感兴趣呢，有点冤枉，我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但这几年确实是做小儿女状，撒了点儿娇。

解：和你接触比较少，我一直以为你可能是特别婉约的一个人。

海：其实我的经历都是全武行，当警察时都是做侦查工作、刑警工作、治安工作，经商也是做实业，我管六千多人，拳打脚踢，在单位里的形象是强硬的，接触我多的人，在单位里经常看到我工作状态的人，都知道我在单位是比较“霸道”的。我这人是完全不婉约的。

解：看来有些误会，我是通过来想像你。

海：很多人第一次见到我，一愣，你是男的呀。

解：你和一些作家不一样，比如你愿意写的东西你压得住，而你并没有多大兴趣的东西，写得还不错，或者说写得很好，这也挺不容易的。按照新文学作家的个性，我只写我愿意写的，我不愿意写的就不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意识地适应市场，是不是和你的职业有关系？海：不是的。我刚才说想写推理、探案的，想写官场和商界的东西，我觉得它们的商业价值可能比现在写的这类东西还要大，无论书还是电视剧都有卖点。我干了10年警察，写推理探案这类东西也擅长，如果只考虑商业价值我可以写那些很男性化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我没写完全是因为状态不好，我基本上要在晚上10点以后才能拿笔，早晨8点还得去上班，还有很多送往迎来的应酬，确实累。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不读书，不思考，要进入一个非常好的创作状态，非常困难。而且我又不会电脑，挺辛苦的，你看我的手，很硬。所以我现在不能挖掘我的那块宝藏，没条件。

解：下一步准备写什么？

海：我曾经说过，《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是我写的最后一部所谓纯爱情，不是说我不能写了，我是担心读者已经看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