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题目泛论管理，其中说到关系最大的管理是政治性的，即国事的管理。宜到现在，以人为分子的组织，范围最大、力最大、形式最明确的单位是政治性的，通名是“国”。近年来有联合国，那是以国为单位的协商机构，没有大于国的权和力，所以谈组织，最重要的还是国。因而与人人的休戚最相关，是国事的管理。

管理，要有权。权的作用方面的表现是，对于组织之内的人，可以表示：要这样，不要那样。某种表示，有对不对的问题，行得通行不通的间题，后面还会谈到。这里只说，管理权之来，由“理”方面看是“应”有的，因为没有就不能管理；由“史”方面看是“必”有的，因为管理的活动是决定，是支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孕育命令和服从的习惯，或进、一步，法定的约束，甚至信条的约束，

组织起来，有少数人（可以少到一个）命，多数人受命，由史方面看是源远流长，历来如此。由理方面看就会碰到好坏问题。或者由正面说，命和受命，有目的，与目的合是好，违是坏；能取得好的做法是对的，反之是错的。目的是什么？说法可以不同，总而言之，都是常人的常识需求：组织范围之内的人都活得如意，至少是可忍。怎么样就如意，就可忍？具体谁说，无妨从比较方面领会，如饮食，有饭吃比没饭吃好，吃顺口的比吃不顺口的好；男女，合比离好：有了身家，安全比不安全好；想到未来，有盼头比没盼头好；等等都是。这显然，或者说读史、历事之后会发现，并不容易。不容易，表现干实际是措施与目的不能协调。这背离现象可以轻微，可以严重。轻微，可忍、严重，难忍，总起来就成为大大小小的政治性问题。古今中外讲治国，想解决的就是这类问题。

问题有总的，有零散的。如怎么样就能保证政治措施必合理，必有好的效果，是急的。如怎么样就能保证农田不怕水旱，商业供应通畅，中等教育普及，等等，是零散的。零散的是目，总的是纲。纲举目张，所以谈治国大计都是着重谈总的，而且常是一言以蔽之，古名为什么学说，今名为什么主义。

一种重要的学说，用儒家的名称，是“王道”。办法是君王行仁政，或说以仁义治天下；所求是养生丧死无憾。无憾就是活得如意。这主意是在实况制约之下想出来的。实况是政权在君王手里，形势是君王可以英雄造时势，所以设想，“如果”君王乐于行王道，小民就可以福从天上来，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这想法，如果把时代的色彩化淡一些，就可以称为“贤人政治”。因为掌政者是贤人，所以一，就会接受孟子的关于王道的深一层的理：“民为贵，社傻次之，君为轻。”二，就会有“仁者爱人”的善心，愿意行仁政。三，就必是聪明睿智，知道怎样做就可以使人民养生丧死无憾。总之，贤人在上，小民就可以“虚其心，实其腹”，击壤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乐生歌了。

问题来自贤人之前有个“如果”。如果非必然，也就是有非贤人的可能性，怎么办？孔孟的办法是规劝加利诱。“先之，劳之”,“无倦”，“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规劝；“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是利诱。这办法有两面性：由理想方面说是贵德主义，正大；由实行方面说是磕头主义，无力。无力即没有保障，苦口婆心由你，采纳不采纳由他；事实是采纳的时候很少，最后只好慨叹“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然后是“归与”。这就是孔孟的磕头主义的下场，也表现了贤人政治的理想的脆弱。

与孔孟的理想主义者相比，九流的有些学派务实，不是士志于道，而是士志于利。如纵横家（其实只是策士之徒，不配称为家），苏秦、张仪之流是靠巧言令色换相印，所求是君王得大利，自己分些小利，不再问仁不仁，义不义。兵家，孙武、吴起之流自然更是这样，为君主卖气力，所求是攻城略地。法家，韩非、李斯之流，本领加大而品德下降，因为渗入更深，手法更辣，而且有成大套的理论。战国时期，法家的驰骋地在西方的虎狼之秦，其结果（自然还有其他条件）就成为东方六国的覆灭，秦的统一。君王高升为皇帝，称为至尊或圣上，名义是贤人政治的胜利，因为拿到政权的都是圣贤；实际却是贤人政治的更没有保障，因为政权谁属，不是取决于贤不贤，而是取决于能不能“马上得之”，或是不是后妃所生，而且不再有孔孟那样的理想主义者想到应该规劝和利诱。

当然，常人的常识需求，活得如意或可忍，不会因君权的膨胀而有所改变。希望与实际的距离加大了，怎样弥补？一种办法是拾遗。朝中设有谏官，是专职；理论七或理想中，非专职的官，甚至小民，也可以进言。但这都是理想，实际如何呢？可以想到的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进言不进言由你，采纳不采纳由他。其结果，这味药的功效就成为，依逻辑是百分之五十，依常情也许就降到不足百分之十了，因为权与个人迷信总是相伴消长的，听到不同意见，三思之后才拒绝接受，旧史新史中都是罕见的。第二种情况就更糟，是大量的史实证明，进言，措辞的通行格调是，如此则不利于国，如彼则利于国。我们都知道，所谓国，与君总是难解难分的，无论话说得如何冠冕，骨子里则仍是法家那一套，一切为了君王的利益。于是就产生第三种情况，绝大多数人也不忘自己的利益，为了青云直上，避祸，就少说话，多磕头。总之，为小民着想，靠拾遗这张画饼，充饥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拾遗是温和的路，走不通，也可能挤上另一条路，或说第二种弥补的办法，铤而走险，通俗的说法是造反。这办法也有两面性，可意的一面是，不管成功与否，都可以解心头之恨。不如意的一面是，除了一时混乱，天塌砸众人之外，幸而成功，宝座上易主，不很久就会恢复原状，因为人生而有欲，总不免易地则皆然。那么，历史上总是造反时少，相安时多，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还有第三种弥补的办法，是命者与受命者都要活。命者要的是最高级的活，钟鸣鼎食，后宫三干，等等，都要从小民的血汗那里来，如果小民不能活来源也就无着落，所以，为了维持最高级的活就不能不给小民留点活路。受命者呢，也未尝不想高，但高不成，只好低就，安于只要还能活，就知足常乐，至少是忍为高。就这样，我们的历史，与王道或贤人政治的理想并行，就可以前四、十七、廿一、廿四、廿五，以至更多地写下去。

自然，时移，世不能不异，贤人政治也不能不变。变的情况是，由孟子口说的“民为贵，社傻次之，君为轻”，逐渐却并不慢地变为实际的“君为贵，社傻次之，民为轻”。这原因是，王道的理想与君权无限的实际战，没有两三个回合，理想就几乎全军覆没。胜利一方的所得是，权的无限膨胀，位的无限提高。还可以由浅而深，加细说之。浅是插手到人和物，即常说的生杀予夺。这类活动，至晚由秦始皇开始，可谓五花八门。要什么有什么，想杀谁就杀谁且不说，活着可以焚书坑儒，死后还浪费民脂民膏，大造其兵马俑。其后两千多年，形形色色，无数的准秦始皇干了无尽的坏事，直到清朝末年那位胡涂阴险的那拉氏老太太，还可以一点头就杀了六君子，利用义和团，丧钱辱国，死后还安葬东陵，带走很多珍宝。中等的是插手到法。各朝代都有法，是约束小民的，君可以不守；更进一步，他的金口玉言就是法，并可以改变法。探的是插手到德，这就是旧时代视为天经地义的君为臣纲。臣，说全了是臣民，所以君为巨纲的含义是，君可以为所欲为，小民则“应该”俯首听命。“应该”不同于“只能”，以受君的迫害为例，无力抗，只能受，是身受而心未死；认为应该受，不想抗，是身受而心已死，语云，哀莫大于心死，如君辱臣死，君赐死而跪拜谢恩，混蛋坏蛋而仍须奉为圣明，备受迫害而仍须歌颂，等等信条，都是哀莫大于心死。可是都自以为心明眼亮，因为尊君已经成为德，道德律是康德感到越想越敬畏的，谁抗得了呢？权无限的后果就是如此可怕，

这可怕的后果，也许非王道论者的始料所及，因为不能后知五百年。如果能够后生几个五百年，人人都会看到兼悟到，不在君权无限方面多考虑，而只想用磕头的办法解决问题，结果必是，命者为所欲为，受命者高呼万岁而已。